民主制走上神坛是在20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民主狂热足以使人失去理性。民主能带来世界和平，民主能根除社会腐败，民主能让老百姓富起来……残酷的现实是，民主根本就不能带来廉政、和平和富庶，近代民主几乎是腐败的同义词。

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民主国家是如此腐败，这些暂且不谈。我们先谈现代民主的榜样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历史。

在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并未开辟历史的新纪元，落后且腐败的“官职恩赐制”也没有多少改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就曾指出，所谓的“光荣革命”本身并没有实现政治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结果，他写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8】

什么是官职恩赐制呢？这种制度官员录用不是看能力，只凭对自己是否忠诚及能否得到贿赂，这种制度使得“俸禄和官职”成为腐败的温床，并一直延伸到军队之中。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相罗伯特·沃波尔（1721年4月4日-1742年2月11日在任）通过支付秘密佣金来控制大多数衰败选区的同时，还让他的儿子在政府里挂名，以便用公款在巴黎挥霍享乐；议员格伦维尔别出心裁，将掌玺处秘书的职位预定给了他四岁的亲戚；1718年，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被任命为大法官。每当任命一名新法官助理时，此君都会有一大笔钱进账。    

1759年，富兰克林在考察英国后，这样描述当时的官场：“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9】这句话使人想起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不仅在政治领域，经济和军事领域腐败也是制度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利用特权和垄断权，截留和虚报利润，个人假公济私，牟取暴利的丑行。1854年英军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也与后勤工作中的混乱和无能有关，因为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致使前线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大批伤亡。负责运输船队的海军上将鲍瑟根本不知道前线真正需要什么，结果很多运输船返回时货物被拒收还留在船上。

美国的政治腐败可以同英国相媲美。立国早期乡绅们的高尚品质很快就证明得不到保证，据说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等一些人物卷入了土地销售丑闻。

早期的乡绅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因为它排除普通人参与政治的权力。于是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让平民参政的努力就成了民主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部分——结果是政治分赃制在美国的确立，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周琪在《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一文中写道：“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到1883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公共官员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得到用权力来交换填满钱袋的机会，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地收买公共官员。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钱购买联邦政府中的官职变得司空见惯。国会议员手里有几百个可任命的联邦职务，他们可以拿这些职务来对政治上的支持者论功行赏。更为不利的是，公众对这些腐败现象并不特别的反感，反而适应了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公众舆论也不反对腐败的政府。历史学家莫里森（Morison）和康马杰（Commager）这样描述这一时期：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10】    

那么，英国和美国政治中大规模制度化的腐败是如何消除的呢？是因为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系统。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科举制弥补了西方民主制之不足。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下（尽管最后沙皇俄国战败），英国于1855年建立了文官委员会，但直到1870年才建立起公开的考试竞争制度；美国文官制度建立更晚，直到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该法案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

文官系统的建立从制度上防止了政治分赃制必然带来的腐败。公务员具有的超党派、中性的特点，不再直接受政党利益及政权更替的影响，成了维持法制的健康力量——而这一制度则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科举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年）在他那本耗时40年（1935-1975）写就的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指出，由于科举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威尔·杜兰对科举制作了如下评价：“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作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 【11】

美国宾厄姆敦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贾志扬（John Chaffee）在《棘闱：宋代科举与社会》中译本序言也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12】

事实上，早在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就在《中国游记》中将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更大范围地普及了科举制。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中化”思想家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叹不已。此后，英国国内要求引入中国先进科举制的声音不绝于耳，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 【13】据统计，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多达70多种。    

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这些都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