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2004年底甫一出版，就荣登了美国最大的亚马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者在该书中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政界、情报机构和大财团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倘若美国主流媒体感到书中有不实之词或夸大捏造，完全可以尽情抨击、挞伐以消除在公众中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国主流媒体这一次却选择了刻意回避和保持沉默。

　　　　　　　　　　　　　　“经济杀手”的战略使命

　　约翰·珀金斯在书中揭露，经济杀手的穿着打扮同学者、教师和一般生意人无异，在世界各地，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外表普通而谦恭，总是宣称要为其它国家人民带来种种好处，冠冕堂皇地谈论着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实际上，他们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这个帝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它主要是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当然，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也不排除动用暗杀、武装进攻等暴力；美国经济杀手肩负的这项战略任务，就是不择手段拉拢腐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通过行贿、色情利诱并且利用腐败证据威胁敲诈，向他们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建议，诱迫他们落入经济陷阱并产生战略依赖性，进而廉价收购、控制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和自然资源，诱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制造颜色革命，最终导致沦为类似拉美的“香蕉共和国”，深陷贫困的泥潭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这方面，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精英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曾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叶利钦最后也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他终于领悟到经济学家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危害，最后任命的三届总理都来自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执政后为了抵御美国经济杀手的渗透，向政府各部门、地方和大企业大量委派安全部门的官员，美国对普京维护民族利益的举措极为恼怒，称俄罗斯走向了专制主义，但俄罗斯民众却极为拥护普京打击寡头和实行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措施。

　　珀金斯本人就曾以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到厄瓜多尔、巴拿马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其实是执行美国政府委派给他的战略使命。令他后来深深感到良心谴责的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好处，他写道，“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穷”，“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美元就有75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美元中有75％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美元中，只有不到3美元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坝、钻探井和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经济杀手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失去了理智：全球最有名气的公司，用几乎是雇佣奴隶一样微薄的薪水，让亚洲制衣厂的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贪得无厌的石油公司将有毒物质倾倒在热带雨林的河流里，而他们清醒地知道，这些物质能致人、动物、植物于死地。实际上，他们对古来的文明实施的种族屠杀；美国制药公司拒绝为千千万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救治的药物；美国本土1200万家庭吃了上顿愁下顿。1960年，全球最富裕国家里最有钱的1/5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5的人的收入的30倍，到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4倍。

　　正是这些罪恶激起了珀金斯先生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在经历了多年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之后，战胜了恐吓和受贿，终于鼓起勇气将经济杀手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深深的忏悔。

　　　　　　　　　　　　“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

　　虽然我们很难断定某个具体行业是否以及怎样遭遇了这些“杀手”们设置的陷阱，但很明显地我国的很多产业在按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对跨国集团的经济依附性逐步在加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已经掌控了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控股，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某些领域还站在世界前列。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明显地有向低端化滑坡的倾向。由于我们在很多产业部门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导致大量的外贸利润流失了。比如，2005年我国公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为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在彩电业，国产液晶电视80％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核心技术要花钱买，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国产电视尽管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但80％的利润被外商赚去了；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等等，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运10悲歌

　　还有一些产业则被完全摧毁，大飞机就是一个典型。

　　运10是由中共中央于1970年8月决定上马的，代号遂定为“708工程”。10年后的1980年9月26日，运10在上海试飞成功，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第一架也是迄今惟一一架国产喷气式干线大飞机，它的起飞重量达110吨、最远航程达8300千米、最大时速达974千米、实用升限12000米，是迄今为止我国起飞重量最大、飞得最远、飞得最快、飞得最高的国产客/运输机。在运10项目上，采用新设计方法、新规范、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成品附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空前的。运10自首飞成功到1984年共飞行了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飞抵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并七次沿“死亡航线”飞抵拉萨，成为首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

　　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却被国内某些人指责为是波音707的复制品。实际上，就在运10首飞之前，1980年5月19日，美国《航空周刊》刊载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因纳评论说：“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任何说中国人全盘照搬波音707的人，都不了解今天的中国。”这年的11月28日英国路透社评价运十指出：“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退一步讲，即使是复制品也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创建了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平台，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为以后的技术进步乃至赶超发达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在1981年1月，民航总局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的《对国产运10飞机的几点看法》中，一方面指责运10还存在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否认它的市场前景。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出现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因为出生的婴儿还不会走路就断定他不能成长为健康的躯体。波音707的原型机波音367－80于1954年7月试飞成功，但并没有马上带来订单。1955年，波音开发出707，最初在销售上也输给了道格拉斯公司的DC－8。波音吸取教训，对原设计进行修改，改进后的波音707（180座）于1957年试飞，才最终被市场所认可。

　　在市场方面，正是在运10下马之后，我国各大航空公司开始了向波音和空中客车的大规模采购。2005年，在高油价的打击下，全球各大航空公司普遍不景气，而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却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拉动下过得格外惬意。2004年，我国全年采购量为93架，而2005年末的一次采购中，分别以97亿美元和40亿美元订购了150架空客A320和70架波音737，年初的另一次购机潮中，也分别购买了60架波音787和25架空客系列飞机，全年采购量则超过了350架。2006年，我国一次向空中客车公司定购了150架A320系列飞机和20架A350宽体飞机，总金额1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25亿元。据波音公司预测，今后20年，我国至少还要采购2600架民用客机，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5年，运10仅因缺少3000万元的经费而不得不下马，此后我们开始了对外合资之路，最后由于波音和麦道的合并而彻底失败。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导致了我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从经济上说，我国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去国外采购，相应地，我国也失去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还有，运10的下马直接影响了我国军用飞机，如运输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等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国防建设。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我们不能断定“经济杀手”们在运10的下马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民航总局做出的错误的市场预测，直接扼杀了运10，仅仅有利于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对中国航空市场的瓜分，与珀金斯在书中揭露出来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

　　好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的战略决策。但温习这段历史是不无有益的，汲取教训可以避免别的产业，譬如龙芯，重新陷入“经济杀手”们设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