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介绍2006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谢伏瞻局长宣布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消息，据初步核算，２００６年我国ＧＤＰ为２０９４０７亿元，增长１０.７％，增速比上年加快０.３个百分点。这样，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１０％平台上加速。经济高速增长，百草止水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又在持续增强。然而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百草止水又委实同周围群众一样感到迟钝，因为普通百姓的收入又委实没有多大的增长。

　　然而谢伏瞻局长又宣称城乡居民收入加速增长，２００６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同比实际增长１０.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实际增长７.４％。不知这份数据是如何得来的，怎么老百姓的心里就感受不到１０.４％和７.４％的明显变化呢？不过有一部分人的收入的确增长很快，首先就是公务员，他们的工资一年调整好几次，增幅远不是１０.４％就可以打住的；其次就是以国有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公有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员工的工资年年飞涨，这可以算是引领１０.４％增长率的主力之一；再次就是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员工，这些员工的工资也基本上就是年年见长；当然活跃在中国社会领域的白领阶层也是一股重要力量，这个阶层包括各个企业的中层干部在内，他们的收入水平更是增长迅猛，在“拉开收入差距”的伟大旗帜的号召下，他们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在迅速地扩大；那些老板级富翁级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收入不是按照比例增长，而是按照几何级数在跳跃。以上这些人的收入增长，都远远高于１０.４％，有他们参与平均的数字恰好就遮盖了普通民众收入增长数字的尴尬，中国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看上去就变得十分美丽，一种太平盛世的感觉便跃然而上人们的心头。这是统计的魅力！这是平均的功绩！！

　　然而中国有13多亿人口，如果事事平均起来，所有的问题就都将被掩盖。国际上有一个衡量一国或地区收入差距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基尼系数，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合理基尼系数介于0.2～0.4，超过了0.4就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可是，中国早在2000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存在不同版本，但共识是已达到或超过0.45，还有统计是0.47或者0.5甚至更高。这个指标已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也仅次于菲律宾。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１３亿人口中，有大约５亿８千３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其中更有至少两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连１美元都不到。而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也在０．５以上，基本在０．５４左右；这还不包括农民，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这个数字会大很多。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现在的中国，占社会２０％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６０％，甚至更多。而其他８０％的人，就只能分享剩下的40%的财富，这笔财富还未扣除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的花费，真正能落到这８０％的人手中的，恐怕也就20%。就这点微薄的财富，还要背负着“教育、医疗、住房”等新三座大山，大家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焦虑不安的社会状况啊！

　　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拉美国家，一场中国会否步拉美后尘的辩论曾经轰轰烈烈地展开。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乃至东南亚诸国。但是，拉美社会并没因此幸福稳定，不仅大多数国家社会动荡，甚至不少国家连政局都常常失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拉美财富分配过度悬殊的缘故。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43以上，有的甚至在0.6以上，平均系数为0.52，是一种极不均衡的发展，社会财富出现了的过度集中现象。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与此相对应的的西方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为0.32，收入差距适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比较适当。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其基尼系数仅仅只有0.23。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拉美，但表征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就已经与拉美如此接近，不容我们不倍加忧心啊！当我们沾沾自喜于１０.７％经济增长率时，当局是否对这组数字掩盖下的贫富分化现象揪心呢？

　　据谢伏瞻局长介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涨幅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唯一属于特例的就是房地产价格，尽管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但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仍比上年上涨5.5%，房地产市场依然泡沫严重。而房价的高增长，受害最深的依然是广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收入不仅原远低于全国１０.４％的增长率，也低于房价上涨5.5%的水平。更何况即便房价从此不增长，单靠工资收入，中国老百姓也永远买不起房。多数老百姓买房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借贷，二是靠父母亲朋的接济。中国的房价水平，早就远远超出了中国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国要发展要富强，社会要和谐要安定，不能只盯着GDP数字和社会人均统计数字，关键要看广大群众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

　　曾几何时，我们麻木不仁地将劳动力价格低廉定位我国的竞争优势，把建立在劳动力低廉基础上的世界工厂确定为我们的国策。殊不知这严重伤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感情，不仅不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无非依赖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要素，其中投资又分为内资和外资，外资和出口仰赖于外界，只有内资和消费才是全靠自己。对国际社会来说，消费已成公认的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尤其是美国，其国家经济的发展，几乎全要靠消费来拉动。我们正相反，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微小，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仰赖外资和出口。然而要吸引外资和加大出口，中国的劳动力就注定要维持在一个较为便宜的水平，这样才能降低成本，为外商或外国采购团提供暴利。而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国家，自然希望工人们的收入高些，只有这些占国家人口最大多数的公民收入增加了，他们才会有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消费旺盛了，投资和生产自然会跟着旺盛。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将注定我们的企业利润和公民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绝大多数的利润将注定被外资和外国采购商拿走。同美国的发展模式相比，每1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如果美国能获得0.5美元利润的话，中国将只能获得0.1美元，有时甚至还低。这就意味着，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当时，我们的实际国民利润将只有美国的1/5，我们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和自我投资能力将始终落后于美国。这说明，将低廉劳动力当作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手段，伤害的不仅仅是广大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长远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缺乏了潜力和后劲，或者以牺牲大多数国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极其危险，不仅会成为昙花一现，而且容易毁于一旦。所以百草止水一直主张，中国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低劳动力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国家应引导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把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最大高度；政府应积极引导国民收入的增长，切实把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放到最高的政治高度，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毕竟靠自主消费拉动的经济才是最稳定和可靠的。

　　按照谢伏瞻局长所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那么一个三口之家就应该有35277元的收入，这种收入水平除了生活在大城市且夫妻又都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外，一般的城市百姓家庭是很难达到的。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这是事实，如果经济的飞速增长不能同比转化为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而是将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沉淀在少数人或个别集团的手里，那么我们的社会将迟早会步上拉美国家的后尘。警钟长鸣，亟需惊醒，及时转型亡羊补牢，也许会纠偏于一时获益于永世！
 
人民币的“困境”要解决支持作者：张五常  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最近国内的银行收到通知，从今年二月一日起有两项新规限。一、目前外币户口每月限兑换不超过五万美元的人民币（或其他外币每月限不超过兑换值五万美元的人民币），二月一日起这上限改为每年兑换五万美元的人民币。这是减了十二分之十一。二、目前外币户口可以无限量地提取外币，二月一日起每天不能提取超过一万美元所值的外币。这二者都是史无前例的外汇管制，与通常的汇管倒转过来，但算是汇管增加了约束。

原因明确。人民币上升的压力增加，央行要以压制人民币的需求来把这压力降温。加强限制在银行以外币兑换人民币是直接地压制这需求；限制提取外币是希望约束在街坊市场兑换人民币。

人民币兑美元上升压力增加，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格林斯潘猜中的：人民币与一篮子外币挂钩，篮子内的美元成分下降了。其二是北京当局的言论，杯弓蛇影。其三是美国最近在伊拉克增兵——这场仗是打得太贵了。

以压制人民币的需求来舒缓上升压力，不容易见到功效。不是不可能，要看你怎样压制，而如果压制成功，对经济为祸不浅。说过了，一只货币的币值要下降与要上升是不对称的。币值要下降，政府没有能力把货币收回来，麻烦兼头痛；但如果币值要上升，要之不升易过借火：多印钞票放出去，外汇进帐如猪笼入水，不喜欢有那么多外汇大可到澳洲把铁矿或其股票买下来。（蒙代尔曾建议买矿藏多的加拿大；我曾建议买农地相宜的新西兰。一笑。）

是的，打开大门，取消汇管，大手把人民币放出去，不仅国家赚大钱，而绝对肯定的是人民币的上升压力会烟消云散。只有一个大问题：国内的通胀会因而卷土重来吗？答案是：如果人民币的货币量急升，主要用于国外，国内是不会有通胀效应的。问题又来了：取消汇管，央行无从控制人民币量的急升是用于国外还是国内，如果通胀重来，外汇储备多得很，收回人民币是举手之劳，问题是西方的经验说，币量上升与通胀效应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分离，而减少币量与通胀收敛也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分离——怎么办？

西方的不良（甚至惨痛）经验，源于他们的（fiat money）货币制度没有一个固定的锚。以通胀率或失业率等目标为「锚」，经验说很头痛。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好一点，但会因为外间的波动而波动。最可取的办法，是我曾经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只要这篮子内的物品够广阔，选择得宜，下了这个锚物价就会一次过地稳定下来了。守锚是守着那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买卖人民币是按这指数算出来的汇率成交，政府无须提供篮子内的物品。守锚是担保持有人民币的可以在批发市场或期货市场，按着指数购买该篮子物品。人民币兑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守锚调控，央行或增加人民币的发行量，或以储备收购人民币——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是万无一失的。还有，以一篮子物价指数为锚，该指数可以随时调整。略为调高是微通胀；略为调低是微通缩。毫无调整币量与物价变动的时间差距，因为指数的本身就是物价。当然，篮子内的物品的相对物价可以变，而不在篮子内的物价更可以变。

货币大师佛利民的思维错了一个重点：他认为一个大国的货币不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他那篇有名的支持汇率自由浮动的文章写得好，但因为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基本上是错了。本着佛老的无锚货币思维，我批评过朱镕基。一九九七年我认为朱老可能对，五年后肯定他对，佛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