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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推翻压在国人头脑上的两座大山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06-12-25

儒化和西化是压在国人头脑上的两座大山,只有对它们进行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清算,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及中国的伟大复兴!

    圣诞前夕,有北大清华等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说是宁可儒化也不可西化——两千年的儒化再加上一百多年的西化,国人似乎已经忘却了华夏文明千年黄金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开放张扬的龙种龙性——那是法家治国的伟大时代。

    想起前不久,也是看到那些自命的圣人君子们主张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笔者写了《孔子比日本鬼子还坏!》一文。没想到,此文一出就引来了轩然大波。著名论坛“凯迪社区”上的跟贴很快到了20多页,还有很多网站转贴。一些朋友甚至来电或来信,表达他们的观点。一位叫王策的网友在留言中指出,“中国之‘法’是‘王法’,是‘法、术、势’的结合。这种‘法制’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消看看秦王朝的记载就知道了,那可是纯粹的‘法制国家’呢。现代司法制度源自‘罗马法’。其立法思想、司法程序、法律体系诸方面都与中国法家有着根本不同。”漓西先生写来长信,劝我要肯定孔子修身求学的思想,他认为“孔子一门虽有贬斥实用技艺的缺憾,但其修身求学等思想仍是我们华夏子孙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因此,把孔子与小日本相提并论是极不恰当的”,如果我那样作,就会“对传播您的新兴思想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源自罗马的法律体系就成了现代司法制度,来自中华法系的东西就不是“法制”呢?为什么孔子摧毁了整个中华原文明系统,他的思想还会成为“华夏子孙的最宝贵财富”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国人受西化和儒化思想浸染太久、太深——儒化和西化是压在中国思想界头上的两座大山,只有对它们进行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清算,我们才能恢复真正的中华魂,实现中华文明及中国的伟大复兴!

                                 一、西学八股文

    首先需要说明,笔者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我只是反对有些人根本不考虑中国数千年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甚至放弃中华原文明的政治经济体系,将西方社会、法律制度囫囵吞枣地引入——他们认为只要保留中国非制度性文化、抛弃中华文明,引入西方社会制度就会自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也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因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体系就如同中医和西医一样,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一些方面没有杂交的可能性。中国人的主流世界观一直是道家自然主义、没有西方超然主义一神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尚中,西方讲二元对立;西方主流人性观是性恶论,中国一直是人情论(人皆趋利避害)和性善论……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用尖锐的理性批判思维进行取舍,不能囫囵吞枣地引入,或口头上大讲中国国情,却行全盘西化之实。汉武帝时我们引进了西域的良种马(可能还有冶炼技术),这是向西域学习,但中国并没有全面引入西域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完全“西域化”;西方人学习中国的科举,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但她还是以罗马民主制为基础,建立了现代西方文明,也没有完全“中化”。

    今天的人文学者常常不是这样,中国的一切都成了封建专制,西方的一切都成了现代文明。为了说明西化的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我给大家讲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故事。

    笔者和一位作农村调查的朋友谈中国农业问题。他谈问题很客观,指出现在没有很好解决农村问题的整体战略,什么合作社,“公司+农户”等等都不成功,农村的生产力还是那样低,很多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很落后。我说中国古典经济学已经在2500年前从理论上解决了农业问题,就是让粮食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形成稳定的比价,国家用市场管调手段使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个人认为目前国家应提高粮食,再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春秋时代越国伟大的政治家计然曾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兼顾工商业和农民利益(中国人的整体思想主张百姓均平,反对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谷物每斗二十钱,农民就要吃亏,每斗卖到九十钱,工商业者就无利可图。工商业者无利可图,货物就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国家税收就要减少;农民无利可得,良田就会无人耕种,荒地就无人开垦。因此,谷物每斗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 ,那么农民与工商业者都有利可得。(原文:“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自《史记·货殖列传》)

    这位学者还没等我说完,就大为恼火,说怎么能还提2000多年前的理论,现在都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了,怎能还相信封建时代的东西。

    我接着就和他谈美国的AAA法案(《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美国在1933年就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这个法案以1909-1914年农业繁荣时期农产品对工业品相对价格为“平价”(parity price),对农产品实行价格支持,美国政府保证按“平价”买进农产品。农产品把粮食价格提到市场均衡价格之上,使农民每年以等量的农产品能够交换到相同数量的工业品——当时的农业部长华莱士以中国古典经济学为样板开始初步的常平仓实验,国家成立了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和商品信贷公司,前者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收购过剩农产品分发给城市贫民,后者是对农场主投放信贷。

    尽管《农业调整法案》在两年之后就陷于瘫痪状态,但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多年以后,lechtenburg还指出:“罗斯福—华莱士的农业纲领, 不管它的思想怎样有疑问,实行的结果却相当好。”(lechtenberg, william e.fdr and new deal, 1932- 1940[m].new york:harper & row,1963.)

    伟大的真理永远不会褪色。1938年2月,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个《农业调整法》。第二个《农业调整法》使常平仓制度得以完善——这一制度持续到今天仍没有根本变化,为美国当代农业立法、也为工业和农业的长期平衡奠定了基础。

    当我讲到这里,这位作农村调查的学者眼睛亮了起来,说一定要学习美国。我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就到美国去学常平仓制度了,可那是中国的东西啊!

    朋友又怒发冲冠了,说我是附会美国人天才的创造。我说不是的,新政时美国的农业部长,也是《农业调整法》的始作俑者华莱士也多次指出,自己的政策榜样是宋时的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源头就是中国古典经济学核心法家经济思想。华莱士指出,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也非常相似。王安石创立收获贷款(青苗法),适合纳税能力的税则,公共建筑计划和若干其他便利平民的法规……”(沁清,华莱士与中国农业界,农业推广通讯,1944);事实上美国人运用轻重之术不到位,比如工业方面他就没有建立起西汉桑弘羊那样的平准均输制度。

    这位学者最后用了相声中常用语回答我:别闹了!

    在中国,如那位先生一样简单否定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会骂人!比如说搞市场经济,关键是要骂计划经济“妈妈的”,阿Q这套很管用,张维迎前不久写了《中国的改革命运系于对外开放》一文吗?表面上是骂计划经济“妈妈的”,实际上只不过进口了西方出口的经济学而已。美国人除非疯了,他绝对不会将国家发展战略系于外贸及对外开放,但张维迎会!在我接触的西方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像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样作学问,他们总是从本文明的实践出发,作细致的实证研究,可坐在书房里大谈“治黄策”的张维迎们却在大谈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

    谈到张维迎不防多说几句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国古典经济学将对外经济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在世界政治统一的条件下,这时只要调节市场使经济正常运行就行了。另外就是像现在这样各国主权分立的情况下,讲“得物为胜,得币不亏”,就是说在国际开放中只有得到物质财富,而不是纸币才有意义,不讲什么比较优势。

    齐法家经典《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中说一个国家的物价应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原文: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比较优势理论记得最早是英国人出口到欧洲的,现在美国人又出口到中国了!

    在中国要想成为人文科学的“大学者”,像张维迎那样骂一两代人不行,要学会骂自己祖宗八辈,不对,要八十辈甚至是一百六十辈“妈妈的”。比如秦晖和余杰就骂得不错,一方面大骂中国封建专制,一方面把吃奶的劲使出来引入西方文明。简单说,就是大搞西学八股文。

    学会写西学八股文很重要,否则一个人会很难在今日中国学术界立足。一位留日回来的朋友想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混碗饭吃,我带他去拜访社科院一位长者。那天不知怎得,酒兴酣畅之余,这位和我相知多年的老师竟把他所谓的西学八股文写法告诉了我们,我的朋友记得很细(后来他真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大雅之堂,所以记得很简略,大致内容如下:除了前面骂祖宗的功夫,还要引述别人知道得不多的西方学者的话,当然亚里士多德的也要引述些,然后大加评论,评论一定要作到“述而不作”,这样保险;文章越是与中国实际无关、越玄越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弗洛依德的话别忘要多引述些,好让看文章的人以为你学术功底深厚……切记,哪怕就是论证苹果是圆的,千万不能说中国农民知道苹果是圆的,也不能说北京的苹果是圆的,一定要说柏拉图在哪里说过苹果是圆的,最近哈佛大学某某著名学者如何在南美洲的丛森里发现了这个“奥秘”……

    那位正直的老师讲西学八股文比我精彩得多,还有好多窍门呢。比如哈佛那位学者不出名也没有关系,你就瞪着眼说瞎话,说著名,反正中国人很少去美国考证某某人是否知名。

   笔者不知道西学八股文还要危害多久。儒家八股文走了,又来了西学八股文。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似乎永远只能造出朽木一样的东西——历史证明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朽木!用这些朽木建造的理论房屋经不住风吹雨打,倒塌后常常会使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

                          二.不戴儒冠的道学先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一天晚上我的孩子在电脑旁边背《三字经》,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因为孩子才六岁,家里也没有谁教他儒家典籍。如果他这多小就不树立科学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观(即法家的人情论,人皆趋利避害),长大无论作什么都会带着这个“性本善”的错误逻辑去行事——现在不是还有人反对“法生德”,相信“德生德”的治国理念,要把中国人都培养成舜尧吗?

    于是我追问孩子,这些话是怎么来的。他开始说自己一位同学的名子就叫“任之初”,我说下面的话是怎么来的,他跑开了。后来我问妻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电视中有个节目就专讲《三字经》,孩子可能是从那学来的。

    我大声训诉孩子以后不准再学这些东西,困为《三字经》不仅讲了儒家道学体系,还讲了春秋战国时以鲁为中心,以禅让为内容的的伪上古史体系,理性告诉我们,以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为核心的上古史体系才是比较真实的,中国人不能不知道自己的历史。

    妻对我“无端”训斥孩子大为恼火,说孩子背《三字经》有什么错,中国人不是快背了八百年了吗,再说现在历史书中不也是讲禅让吗,孩子早学比晚学好,主动学比被动学好——我无言!

    儒家思想已经嵌入了国人的精神基因,很少人能脱开他。笔者发现,即使明显支持法家的人也主张儒法并用,他们很少弄清楚,儒法并用是荀子以后儒家的典型形态,本来“教训成俗”的目的是为了“刑罚省”,不是要亲亲相隐,以德治国。

    如果儒家只谈修身,我想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了。问题是儒家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修身只是方法、手段、第一步。当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是好的,可怕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理念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还总会带来灾难性结果——中华原文明儒化后两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结论的注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主任李申先生新出版的《简明儒学史》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1日),李申先生是少数真正研究儒家,又不自命为圣人的中国学者,他对儒家的了解不是那些新儒家所能忘其项背的。

    儒家反对从中国古典经济学到兵学的一切非道德化的东西,以至于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轻重理论直到今天还不能完整挖掘出来,不懂中国历史的美国人之所以能用常平仓理论,简直是阴差阳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写了《孔门理财学》(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文,当时他不知道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家文献中,像今天许多热爱中华文明的人一样,企图从儒家著作中开发思想资源。但这个文章中的常平仓(ever normal granary)概念被美国新政时的农业部长华莱士看到了,之后就有了《农业调整法案》的思想基础。

    可以肯定,无论是陈焕章还是华莱士都将王安石当成了孔门弟子。事实是,王安石是法家,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铬先生曾明确指出,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主张,乃是直接从先秦法家的治国安邦之术中学来的,王安石取法于商鞅的精耕战之法与吴起的富国强兵。王安石甚至敢于作诗大胆肯定商鞅,他在《商鞅》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要知道,这是在许多人主张“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的时代啊!

    不过王安石并没有像笔者这样借西化的“西风”对儒家进行最彻底地清算。他写了《周礼新义》以行新法,而《周礼》是在儒家世界里唯一合法的法家作品(长期被儒家轻视的《周礼》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才由顾吉刚先生确定为法家作品)。《四库提要》卷十九在《周礼新义》下这样评述道:“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箝儒者之口实,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

    西汉末年,随着中华原文明的儒化,中国古典经济学到西晋就已经少有人知了。因为在儒家的世界观中,研究经济利益的事比杀人作强盗还不如,是小人中的小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引用鲁儒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从事聚敛的家臣。与其有从事聚敛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大学》的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许多读者都会说,在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儒家那些东西已经没有市场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新战国时代,今天中国的经济学仍不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是以符合西方经济学标准为目的,有一个好听的名子,叫“与国际接轨”,而接轨的实质也是接儒家的“轨”,就是恢复儒家强烈主张的放任主义经济学。

    当然,今天除了蒋庆先生和爱美的女士已经没有人穿传统的袍子了,我看到连蒋庆也不戴儒冠了,但儒家治国理念仍在中国的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常常使国人集体失去理智。

     比如说吧,汉朝的时候,在西汉政府的国策辩论中,那些儒生公开反对法家巩固边防的战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当时的会议记录《盐铁论》,上面记载十分详细。结果没过几百年,当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预言就成了现实,游牧民族开始横扫中原。

    又比如郑和时代(十五世纪初)中国曾拥有世界第一大舰队,可这个舰队国人却把它自沉了。中国人自己放弃了制海权,西方从海上侵略中国的时代很快开始了。

    再比如,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研制大飞机和反导弹系统,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有人却莫名其妙地将那些宝贝送进了垃圾堆。也不知这次的结果是怎要么样(谢天谢地,大飞机项目已经重新启动了)——一位当年参与中国反导弹系统研制的老科学家怎么也弄不明白,那样重大的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项目怎么会停,毛泽东主席不是说有矛就要有盾吗?研究不出来就永远研究下去吗?怎么说停就停了?当老先生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不再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儒家相信道德力量能实现国家安全、世界和谐。从春秋的孔子、到战国的荀子、到汉朝董仲舒们,再到今天当中国已经陷入美国的战略包围圈时仍大谈和平盛世、“肚子第一”的先生们。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像早期儒家一样主张在战场上帮助敌人,所谓“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也不射他们,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但他们单凭道德力量保家卫国,平天下的理念一直没有变。

    宋人引佛入儒的结果是宋明理学,今天引西学入儒学的结果是什么呢?仅仅是从德国唯心论哲学中汲取思想来回应西方吗?不是的,人家有基督教新儒家就要有儒教;人家的上下两院,新儒家就要有三院,比西方多一院,名曰“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天方教有什一税,新儒家也要征“儒教遗产使用税”……

    据当代“大儒”蒋庆解释,作为王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笔者想问:谁能保证圣人的子孙就是圣人,中国难道要回到商鞅时代就已经推翻的世袭制吗?察举制(中国今日选举仍以民主推荐为起点)已经使吏制污浊,怎能倒退回三千多年前的世袭制!

    宋明理学引入四书的同时,只不过将中华原文明的光辉完全笼罩在了儒家篡改过的经典之下,可还是实行考试制度的;今天的新儒学竟要复古到世袭时代——这些不戴儒冠的道学先生,他们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要将中国引向何方呢?

                        三.千年大黄金时代

    现代政治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二难问题,即政治体系在选举权力精英时的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统一的问题。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社会(国家)功勋制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什么叫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统一呢,简单说就是德与才的统一问题,用文革的话语叫“红”与“专”。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总是希望选举出的权力精英既要符合自己的政治标准,政治忠诚度没有问题,又要努力作到权力精英业务能力强。

    政治忠诚是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东西方社会在政治录用上都曾实行过世袭制,将政治忠诚建立在稳固的血缘基础之上。表面上看来(秦始皇可能就坚信这一点),世袭制能使一个政治体系永远地传承下去。然而在现实中,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世袭制下的权力继承者并不一定是精英,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过白痴皇帝,疯子皇帝,更别谈什么治国的实际能力了。

    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也没有能解决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统一的问题。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国家通过引入中国科举制,将政治标准和专业标准硬性地分开,建立了专业化的文官官僚系统(事务官)和政治忠诚的政客系统(政务官),二者并立。

    十九世纪中叶上述政治体系建立以前,西方实行腐败透顶的“政党分赃制”,它以政治标准,“政治上可接受性”为唯一标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它比世袭制先进,但同样极大地影响了官员的业务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腐败成了家常便饭。

   为了弥补“政治分赃制”的不足,英国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曾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当时社会功勋制已经不复存在),并参照这种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西方事务官体系与政务官体系分立的巨大弱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政治精英的政治标准不可能同他的业务标准分立。一个政治精英需要既在政治上高度忠诚,又在业务上有高度的才能,而西方现代政治录用体系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点,它只能保证政务官系统的忠诚和事务官系统的业务能力,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政治精英德才兼备——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政治忠诚度显然没有问题,但美国朋友就他不太聪明。

    社会功勋制是如何解决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统一的问题的呢?因为一个人只有对社会忠诚他才会去为社会作贡献,而要真正作出贡献,这个人必须有能力才行,无论是军功还是事功都是这样。获得社会功勋的人才有权利经过选举进入权力精英之中,保证了政治系统中所有精英都德才兼备。

    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未来的政治应以社会功勋制为基础,结合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形成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今天中国的政治录用制度基本上是西方民主再加上东汉以后发展起来的察举制(民主推荐、民主评议等),察举制是从儒家“乡择里选”发展起来的,导致中国政治腐败、政局混乱,我们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

    常常有人问笔者,社会功勋制怎么运作?怎能保证社会功勋制不被腐败官僚所利用?

    不仅是一般读者,在西汉政府的档案重现世界以前(1993年,尹湾汉简的出土),学界普遍认为功勋制在西汉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末年资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西汉选举制度的错误认识,那里功勋制仍居绝对的主导地位。据于琨奇先生统计,在西汉东海郡可资统计的117人中,以孝廉迁者1人、举方正除者2人、 以秀才迁者3人、请诏除者5人、以捕格群盗、不道、亡徒尤异除者11人、以廉迁者15人、以功迁者73人、贬秩者4人、 以军吏十岁补者2人、以国人罢补者1人。如果我们把捕格群盗、从军这样的人也作为广义的社会功勋,那么76%的人(除去贬秩者4人)都是靠社会功勋获得升迁的。

    与西方民主制度并列的社会功勋制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它同全民监督一样,受到儒家亲亲原则的强烈反对。也因此,直到今天中国学者在批评秦汉制度时比西方学者普遍缺乏客观精神,西方学者对法家改革大体持赞赏态度,而中国最西化的学者也很少能够作到这一点。

    儒家是怎样让国人失去对自己辉煌历史的记忆的呢?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华原文明儒化后陷入漫长中世纪,直到今天还难以实现东方文艺复兴的基本原因。

    柏杨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秦汉大黄金时代(那是中国千年黄金时代的顶点)是法家当政的时代——这里我们不去引用已经出土的秦汉法律中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的细节,而是用墨家的眼光来看那个辉煌时代。

     如同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显学一样,战国时代儒、墨是显学,儒家和墨家都反对中华原文明自然主义世界观,但与儒家不同,墨家不反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基础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因此,《墨子》一书中留下了极其保贵的历史资料,这使后世儒家伪造历史文献时变得极为困难——《墨子》这本书因讲真话也险些失传。

    墨子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尚贤,就是无论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选贤使能,一律平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墨子引用了《尚书·吕刑》中尧的命令,要各诸侯以及在下执事之人起用有德行的人,跟任人以贵、任人以亲这种常规不同,要使鳏寡无靠的人也不被埋没。(原文: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引自《墨子·尚贤中》)

    儒家编定《尚书·吕刑》时,“明明不常,鳏寡不盖”这段反对政治录用“亲亲原则”的话被删除了,文章变成纯粹的以德治国的说教,《今文尚书·吕刑》写作:“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白话译文:尧帝听到下民和孤寡对苗民的怨言。于是提拔贤德之人,贤人所惩罚的,人都畏服,贤人所尊重的,人都尊重。命令三位大臣慎重地为民服务。伯夷颁布法典,用刑律制服人民;大禹平治水土,负责名山大川,后稷教民播种,努力种植庄稼。三后成功了,就富足了老百姓。)

    墨子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尚同,强调全民监督的重要意义,他引用《尚书·泰誓》(就是《尚书·大誓》)中的话,“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并进一步解释说,看到淫僻之事不拿来报告的,他的罪行也和淫僻者的一样。(原文: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引自《墨子·尚同下》)

    但在《伪古文尚书·泰誓》中,这段重要的话竟然没有被加入。清初著名经学家阎若璩认为搜遍古籍伪作的《伪古文尚书》漏掉这段话是疏忽,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阎若璩只见文字的树木,不见思想的森林,《伪古文尚书》没有办法加入这段话,因为这段话陈述的是全民监督原则,与儒家“亲亲相隐”原则是相反的。要知道墨学为一时显学,《伪古文尚书》的作者不可能看不到这段话。

    被儒家肆意修改的不仅有《尚书》这样的中华原文明经典文献,还有《老子》这样的道家作品,国人也就不自觉地忘掉了自己文明的本原,陷入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走出来——我的孩子还在背诵“人之初、性本善……”。

    我苦难的民族啊,醒醒吧,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透过千年的黑暗,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华原文明黄金时代的伟大与光荣吧!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儒化与西化两座思想大山,龙的传人终将沐浴在东方文艺复兴的阳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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