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依据劳动的分工，将人们分为四个群体（四民）。这种分类并不是种姓制度，而是一种职业区分，涵盖了所有的人。《春秋榖梁传》上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1】何休给出了四民的定义，他说：“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财用足。”【2】这是古人的体系，此种分类现在仍在使用。

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没有出现社会阶级或种姓，只是依据劳动分工，从古至今她都拥有四民。从上面所引述的语句我们当注意到有特殊意义的三点。第一是社会平等，所有四民都一概地称为民，没有一个群体高于其他群体。二是商人和士农工一样也有生产效能。在汉语中，四民的顺序通常依次是：士、农、工、商。但是根据《春秋榖梁传》，商紧跟在士的后面。显然，儒家承认商人的生产效能，他们并不歧视商人，无论他被置于第二位还是第四位。第三是劳动分工原则，四民分工是为了使生产能力更充分发挥。人们并不被限制在某一特定群体，仅仅是由于职业的区分而划入某一群。这是该分类体系的本质所在。

关于四民古代有一种主静忌变的理论。按照《管子》的说法，明君把士安置在清静的处所，让工匠进工场，商人进市场，农民在田间。每一个职业群体都分别集中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夜以继日地做自己的事。他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从事自己的行业，感到心满意足，即使看到新奇之事也不想改行。因此，父兄的施教不苛而有效，子弟们的学业轻松又成功。于是，每一个职业群体通常都子承父业。所以，这四群人当分开居住。如果混居在一起，他们交谈的内容会变得错杂，他们就会改行。【3】管子成功地贯彻了这个学说，这和儒家的理论是相合的的。事实上，四业相分并不是为了社会分等，而是为了职业的专业化。

由于古代中国人有这种静态的经济学思想，所以他们认为，人们不改行是好事情。当楚国令尹子囊描述晋国良好的社会状况时说（27 B.K. 或578 B.C.）：“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4】这段话说明，子囊是根据四民对他们职业的坚守与否来评判晋国的经济状况的。而这个评判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他们一定会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只要人们愿意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动，就说明他们的职业能够养活自己，其他的职业并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一种静态，因为四民处于同一等地位，没有高低之分，人们不想改变他们的职业。

注释：

【1】《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2】《春秋公羊传解诂·成公元年》。

【3】参阅《国语·齐语》。

【4】《左传·襄公九年》。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