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根本上说经济原则与伦理原则是相谐调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不能很好地共存。那么我们来看看孔子是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的。 一次，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这段对话十分重要且十分有趣，问答都很精彩。“食”一词包括所有的经济生活，“兵”一词包括所有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信”一词包括所有的宗教和伦理生活。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强调经济生活在社会中的优先地位，甚至在这个对话之中，他仍然将食放在其他二者的前面。但当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不能共存时，经济生活必须被牺牲，这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政策，一个不可能实行的理论，而且，它看来同孔子关于经济生活先于伦理生活的原则相矛盾。然而，事实上这儿存在着极大的谐调。在原始阶段，人们不知道什么信，他们的直接需求是食物，在满足他们的食欲之前，如果你与他们谈如宗教、伦理这样的话题，他们不会听你的。因此，食必须置于其他事情之前。在高级阶段，如果人们已经建立起了像国家那样的高等社会组织，他们必须懂得信，因为信是最强大的社会纽带。如果得到食物是他们唯一的目的，避免死亡是他们最高的理想，那么为了最低层次的自我他们会不惜以任何方式做出任何事来。无信，世界将成为一片蛮荒，没有人信任他人，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社会将不能存在。最后，甚至个人也不能存在，只有最强者才能残存。开始时人们可能会为逃避死亡而牺牲信仰，但最终，他们会因为没有信仰而一起毁灭。像孔子这样伟大的导师必然视信重于食，或者说，他会甘愿杀身成仁，而不会无信而苟存。食物是建立社会的基础，而信是维系社会的终极力量，孔子的这两个原则是不相矛盾的。因此，这一政策不仅实在，而且明智，也不是不可以操作的。为了说明伦理生活重于经济生活，孟子引用了一个具体的事例，表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良知，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2】孟子认为即使是流浪汉或乞丐也仍然看重个人荣誉，为了保持尊严他们可以宁愿去死，确实是这样。因此，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是纯粹的经济人，道德动机，与经济动机一样，也是植根于人性的。正因为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协调起来。（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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