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不敢言利的原因是他们将利和义尖锐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必定是互相排斥的。但真正的儒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谐调了起来，统一了利和义，认为真正的利是义，违反义的近利从长远看根本就不是利。义与利的本质是同样的，只是用不同的词表达而已。

孔子生活于封建时代，通常是同君王交谈，所以他不喜欢言利，而是代之以义。我们知道君王一般关心利，不关心义，关心财富而不关心美德，那么为什么要孔子言利而不是言义呢？但如果孔子只对他们说义是好的，而不说义就是利，他们将不会信他，将不会行义。因此，孔子清楚地指出义是真正的利，追逐近利是一种自杀政策。

《大学》中阐述这一原则说：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悻而入者，亦悖而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为了解释一个国家真正的利不是金钱利益，而是义，文章引用孟献子的话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实际上，失去财富比失去正义要好。

《大学》总结道：“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

孟子也给出了同样的原则，当他遇到梁惠王时首先拒绝言王所言之利，只是说仁义二字。然后他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利不是利，如果一个君王、高官、士和庶人都试图从别人那里谋利，这个国家将是危险的，他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2】

然后他转到了仁义这一真正的利，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3】

《大学》和孟子所言是针对君王和政府的，但是义就是利这一原则对于全人类都是正确的。中国人将这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它。这是为什么中国商人有着最高道德标准的原因。的确是“诚信为本”！如果义不是利，人的道德将和禽兽一样低。但是今天，人类的演进已经到达了目前这样的阶段，它证明了义就是利，正义越多，我们将越繁荣。

既然义就是利，那么为什么孔子不像言义那样常常言利呢？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亚当·斯密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

“人类思想中最有益于社会的原则自然不被标识为最荣耀的，饥饿、干渴和性激情是延续人类种族的伟大力量，然而它们的几乎所有表露都会引起蔑视。同样的，思想中提示交易、易物和交换的原则，尽管那是人文文化，商业和劳动分工的基础，仍然不被标识为可亲敬的……简单的原因是这些原则已经如此强固地植根于人性，已经不需要那些脆弱的原则（比如慷慨）所需的外加力量。”【4】

况且，社会利益和社会正义是相谐调的，而个人利益不总是和个人正义相协调。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他认识到存在着一些背离正义原则的个人利益。阳货是孔子时代的一个坏官员，孟子引用阳货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6】孟子认为有时经济利益和伦理原则是相矛盾的。因此孔子说君子见利思义。《礼记》上也说：“见利不亏其义。”【7】

注释：

【1】意为：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2】《孟子·梁惠王上》，意为：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那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

【3】《孟子·梁惠王上》，意为：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重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

【4】Lectures of Adam Smith,p.232。

【5】《论语·述而篇第七》。

【6】《孟子·滕文公上》。

【7】《礼记·儒行第四十一》。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