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3月12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九十九周年，我们特别刊发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胡春雨先生的文章，以为纪念。 晚清中国遭际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折。这场转折，不只是改朝换代，而是传统社会的现代重构；不只是治乱循环，而是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回望百年震荡，何止沧海横流。如果说辛亥革命乃转折的风暴之眼，发生了国体层面的深刻转变，那么孙中山先生无疑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以革命方式除旧布新，来自中国历史的选择，而孙中山先生正是最伟大的先行者。历史固然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历史进程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总是通过其领袖人物引领航向。这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国父地位，在这“种植青春”的节日里，总要回过头来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记得在历史中接力前行。 这段历史所以刻骨铭心，不是沉睡在史册中的陈年旧事，而是今日中国的昨天，当代征途的来途。既然是转折点就不是孤立的节点，而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接续奋斗，继续完成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孙中山先生至今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公认的领袖，因为我们依然跋涉在这条征途上。何况历经改革开放，结合正反两方面历史教训，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不断得到印证。历史证明，超越党派、超越海峡、超越年代，我们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结合时代发展，阐扬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民族精神财富，将为当代中国的伟大奋斗提供深厚历史底蕴，让我们更加坚定走自己的路。 宅兹中国 近代以来，全面实现现代化，乃中华民族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只有追上历史潮流，才能让中华民族永存于世上。历经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直到五四运动，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尤其是庚子之变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将文化传统弃若敝屣，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在中华文明不绝如缕的时代，孙中山先生洞察中西文明根柢，坚定中华文化立场，明确提出“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必须迎头赶上，“但是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现代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是“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其中只有恢复固有的道德和能力，才能有以自立。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绝非自我解构，正是继承文化“道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与当代文化相适应”，这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航向。历经百年激荡，“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终于尘埃落定。让我们相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民为邦本 如果说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那么贯穿中国政治哲学的王道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或以人为本。考察中国固有的政治伦理，民本观念纵贯经史百家，例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根本上定位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再如汉代贾谊指出，“吾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揭示历史兴亡的规律，“是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类似表述连篇累牍。国家转型之际，孙中山先生会通中西、承上启下，提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概括起来“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尤其是其民生主义原理，“可以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民生是社会进步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归根到历史的重心还是民生”，无疑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史观，把人民利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乃中国政治文明颠扑不破的“王道”。 共和元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重大进步意义，首先在于终结帝制、肇建共和。曾经反对发动革命的梁启超先生总结道：“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把殷周之变、秦汉递嬗、辛亥革命相提并论，既在于国家形态从封建、郡县到共和的巨变。孙中山先生选择革命道路，不仅是出于现实政治层面的考虑，还来自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这沧桑巨变中，需要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例如“尧舜的政治，虽然名义上是用君权，实际上是在行民权”，只是在现代制度层面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但不能奉为圭臬。其五权宪法构想，就是继承转化了中国传统的监察、考试等制度文明。反复告诫国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专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需要“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历经艰辛探索，“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孙中山先生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无疑乃中华民族最壮丽的梦想，这个世界“讲信修睦，选贤与能”，人们心存博爱，守望相助，让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孙中山先生继承了这一理想，以融汇古今中外的气魄，提出“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将外来政治思想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社会主义并非僵化的教条，孙中山先生所以积极倡导，“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共有而收获其利”，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是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概念。并以井田制、家族制等共有传统为例，提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指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梁漱溟、钱穆等鸿儒也曾提出类似论断。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中华文化讲求中庸之道，孙中山先生提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通过“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之世界文明”。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历经改革开放，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江山一统 与西方国家历史传统不同，大一统乃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深深扎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壮大。一部《史记》即从黄帝恢复统一、缔造华夏开始，数千年间，历经西周封建、秦汉郡县，始终沿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单一制国家。能否维护一统，直接决定天下兴亡。古典中国长期依靠皇帝制维系一统之局，历经国体变化，孙中山先生指出：“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任何政权的兴衰，关键在于“其政治之中心势力”是否完善。在共和国体下，如何确立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直接决定国家成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先生早期接受西方多党竞争制，民国初年一度出现政党林立的热闹局面，但旋即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枪声仓皇落幕。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先生重建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通过“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率先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历经百年沉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现代中国党政体制的形成，来自内在的历史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富民强国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一命题贯穿于整个民族复兴史，建设才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关注的主题。在辛亥革命之前即洞察到，“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兼赅，即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发展才是硬道理。论及中国革命的初心，“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既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完全是为建设扫平道路。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主动退出政界，亲自担任全国铁路总督办，意在为发展现代经济打下基础：“故欲能自立于地球之上，莫如富强，富强之道，莫要于扩张实行交通政策”，铁路建设始终是孙中山先生关注的焦点。一战结束后，遂以在野之身撰写《建国方略》，指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从铁路到港口，从农林到工矿，从沿海到内陆，从国有经济为主到民营经济发展，设计了宏大的经济建设方案，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从实现。历经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逐步重上轨道，“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伟大设想不断实现，根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门户开放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没有开放的国际环境，今日中国的成就不可想象。早在辛亥革命年代，孙中山先生既强调，“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面对时人的各种质疑，提倡大胆引进外资、人才和方法，站在历史高处为国人算了一笔大账：“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了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一战结束后，力图抓住战后重建之机，组织国际力量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中国拥有丰富资源与庞大市场，只要充分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开辟一新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事实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推动了发展进程。洞察世界大势，孙中山先生指出人类的前途在于合作共赢，“盖为互助而获之利益，当比竞争而获之利益更为丰厚也”。但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坚决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发展。这些论断高瞻远瞩，与今日国家实践一脉相承。 大同世界 中国雄踞亚欧大陆东端，广土众民、历史悠久，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从相对隔绝到深度融合，意味着“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无论盛衰荣辱，中国何去何从，都将深刻影响全球变局，也必须将中国的发展与人类命运结合起来。随着中华民族重回世界舞台中心，人类向何处去，需要中国答案。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总是用宏大的历史视野洞悉天下大势，“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谈到个人便重谦让，谈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一之’”，历经长足进步，早已超越了帝国主义阶段。告诫国人在救亡图存阶段就要抱定扶弱定倾的志向，将来“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担当国际道义。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用固有的王道思想，担负起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现在，世界已经成为日益紧密的地球村，亟待“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总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来自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也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贯穿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王道理想。在中国哲学看来，永远变化的是“器”，贵在随时损益；永远不变的是“道”，贵在守正不移。马一孚先生揭示宇宙万有的变化规律，“学者当知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外在器物形态，不断推陈出新；内在基本规律，大道颠扑不破。因此，人类能够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顺应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以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让我们的世界繁荣滋长，让我们的家园向阳而生。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正在于站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涅槃重生的转折点上，顺应世界潮流，赓续民族基因，树立起永远的丰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