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8月3日，翟玉忠先生应邀在河北唐山啸天书院作题为《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王道》的讲演，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他指出：

 中国文化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在道德修养层面。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大公无私”，其源头就在黄老道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发展壮大的过程；三是在天下为公的新世界创造层面。中国有“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的王道政治，统一天下的具体战略。

不仅中国文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极大推进了中国文化复兴。具体表现在：内生性工业化道路让中国人民在全球化时代完成了“建中”过程，打造了新的“天下之中”；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激活了中华王道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利器。

此时此刻，历史要求我们作出命运选择：是选择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王道，还是选择以私有资本为神圣的霸道？历史和现实经验让中国人选择了自己古老而又崭新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择了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人民而非资本为主导的政治制度。 

我们坚信：在霸凌行径横行的21世纪，天下为公的王道终将光耀人间！

以下是讲演全文——

 “月是故乡明”。回到家乡讲演，十分荣幸。

18年前，为了寻求人生意义和理想，我辞去稳定的中学教师工作，离开老家唐山丰润，到北京打工。

18年弹指一挥间，人情冷暖不需说。行走天下，参贤访圣，游子归来，这里我向在座诸君汇报自己最大的收获：恢复孔门四科之学，得闻内圣外王大道。

从2008年起，我出版十多本书，初步整理了中华内圣外王大道的核心著作，孔子所传知识体系——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个科目。

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由于基于大道的本土政治经济理论被边缘化，内圣与外王断裂，导致中国文化越发空疏。知行两立、内外隔断，大道分崩，国人失魂至于今日。宋以后，治国理政的政事科、包括名家和纵横家在内的言语科被攻击为异端，几尽失传。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包括“归本于黄老”的法家）鲜为人知；德行科受佛家影响，沦为空谈心性。即使儒家所重的经学研究，即四科之文学科也在20世纪被西方大学体制史学化，成为考据和记问之学。 

孔门四科，两千年后凤凰涅槃、横空出世——内圣外王不二的大道，天下为公中正的王道再成完璧。

今天，我怀着孔门四科这块宝贵的“玉璧”回到燕赵故乡，真可谓“完璧归赵”！

道是天下人的公道，与诸文化并行不悖；大道无所不在，在历史上或隐或显——大道不仅存在于中国文化中，也存在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加文化，乃至诸多原始民族文化之中。

在这个宣传红色文化的书院，有幸与大家交流中华文化的核心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一贯的大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和革命建设实践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中国文化复兴，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人类最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最具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必将在21世纪开拓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国文化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在道德修养层面，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三是在天下为公的新世界创造层面。

1、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大公无私”，其源头就在黄老道家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文化，其高尚的奉献精神与基督教文化并不矛盾，而其彻底的入世精神、人民情怀则基于西方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因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归结到入世的，为全人类解放事业中，这样就彻底超越了宗教所注重的来世天堂。因此马克思称宗教是一种精神的鸦片。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

 马克思主义注重人在世间的觉悟和解放，批判基督教，更反对资本主义，在西方成为“异端”和“幽灵”，而在古老的中国早就有马克思主义的知音，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派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同样有注重入世、济世的智慧和主张。事实上，《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中国共产党党章》（2019）说：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大公无私”，其源头就在黄老道家。

西方一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根据人的心智特点宣讲不同的智慧法门，其目的是个人解脱、天堂极乐。中国文化中修身则强调人应根据不同身份和社会职业，以无我的境界和专门德行、技艺奉献社会，以造福众生为人生的终极意义。

儒家主教化，其修身主张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大学熟悉的《大学》、《中庸》就是讲这些，我自己又加上新出土的楚简《五行》和《性自命出》，写成《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不仅将传播儒家心法的五行一派核心著作列入了，同时指出了宋以后儒生在解释《大学》时的根本性错误。因为中国人的修身路线是积善成德，当先止于至善，再亲民，再明明德——不像宋明理学家解释的那样，先明明德，再亲民，再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即先要从基本的人伦、事业开始，再去更多地造福他人（亲民），最终身成圣贤而外成王道，达到内圣外王的“明明德”境界。

黄老道家讲政治经济学，所以其对于共产党人的修养最有借鉴意义。在黄老学中，大公无私是心法的核心，与人类所有宗教、文化一样，目的都是使人增长智慧，身心安乐，成就内圣外王的事功。所以《黄帝四经·道法第一》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智），至知（智）者为天下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懂得大道的人认识天下万事万物，无所执著，功成不居，相时而动，公正无私……精公无私的人智慧神明，最为神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总是居正位而行的人能够到静的境界，最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是睿智的，极为智慧的人就能成为天下人的榜样。

西汉刘向《说苑·至公篇》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公道与智慧的关系。上面说：“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悫（duān què，正直诚谨——笔者注）生达，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

黄老道家认为大公无私是治国理政者的心智基础，是人一生的修养方向。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黄老道家的这种无为大道，避免将个人修养口话号，那样害人害己。除了《黄帝四经》，《管子》心术四篇，《韩非子》中注释《老子》的内容及关于主道的论述，都是古道家修行的重要文献。 

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发展壮大的过程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发展壮大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大量汲取了本土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成败经验，从游击战术至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都是这样。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脱离本土经验，一味学习西方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迷信自由市场经济，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市场不能自动均衡。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也讲市场不能自动均衡，主张一种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国有资本在为国理财的同时，还有培育、稳定、平衡市场的作用——这显然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什么我们学界只看到西方，不能看到中国呢？

在政治领域，学界用西方泊来的概念，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专制、帝制、君主独裁。因为今天中国不进行一人一票的最高领袖选举，所以也被贬为专制政治、威权政治、独裁政治。可我们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人一直强调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天下社稷第一，而不是君主第一——中国古典政治学主张一种吸纳各个阶层贤能、超越特殊利益集团，代表社会整体的王道政治，就是《尚书·洪范篇》讲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因为只有施行王道，才能包有天下，从不同群体的斗争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王者无外”。在美国独大，霸道横行的当今世界，王道政治太重要了——可今天几乎无人研究。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上帝缺位”。与西方同政治分立的基督教教化不同，中国政治兼具教化功能——我们数千年来就是政治与教化相统一，最高领袖不仅是政治领导，也是德行表率，不仅要“作之君”，还要“作之师”。所以，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靠一人一票的普选选举出来，一定要从贤能中通过长期考察遴选出来。让全世界基督徒一人一票普选教皇行吗？这岂不荒唐！西方政教分离，近代以前的“教”主要来是基督教，而当代西方的“教”主要来是资本财阀控制下的媒体，所以西方媒体和政界总是存在矛盾——所谓言论自由，其实是西方政教矛盾的一种外在表现。 

3、中国有“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的王道政治，统一天下的具体战略

马克思不是预言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图景和实现路径做详尽描述。我们不能苛求先贤，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方世界，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地缘政治碎片化，不同族群分立斗争已成常态——一个政治教化统一的“新罗马”，直到今天还是无数西方精英梦寐以求的理想。

中国则不同，长期雄居东亚文明的核心地带，绵延不绝直到今天。如果把21世纪的中国相像成罗马帝国从两千前一直发展到今天，就会明白中国人历尽沧桑，依然挺立世界民族之林是怎样的奇迹！

这个奇迹不是凭空实现的，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一言以蔽之，就是生生不息的大道、“建中立极（这里的“极”也是中的意思——笔者注）”的王道。过去一万年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无数小村庄发展为今天14亿人口的工业大国，核心奥秘就是中国人始终追求一个“中”——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社稷）的贤能共治政府。

中国何以称为“中国”，因为她始终要“建中”。历史上“中国”有两个含义，一个指文明核心区“中国”，即“内”、“诸夏”，指以中原为中心的有中央政府的华夏诸族群；另一个含义就是“天下”，即“外”、“夷狄”，指一个时代人类文明所达及的全部区域，古代大体指东亚世界。

如果套用“天下”的概念，今天美国、法国这些国家都在“天下”之中，“平天下”，均平天下是数千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人文理想——中国人的气魄和胸怀何其广大！

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别内外，尊王攘夷了。有些人谈“夷狄”，就大搞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将西方国家说成夷狄；一谈“天下”，就空谈浅薄的世界主义，“王者无外”。这些人不懂得，天下一统和夷夏之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尊王攘夷是讲一统天下要从“建中”开始，由内及外，由近及远。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有：“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鯂（sū，古同“稣”——笔者注）、邾娄人，会吴于钟离。”这里为何对吴国人另说呢？因为在时人的心中，吴国属于夷狄。作者解释道：“《春秋》这部书，以鲁国为内时，就以华夏各诸侯国为外；以华夏各诸侯国为内时，就以夷狄各族为外。称王的人想要统一天下，为什么还要用‘外’、‘内’这些辞语来称呼各国呢？这样称呼的意思是统一天下要从近处开始。”（原文：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尚书·洪范》“建中立极”的王道与《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义无二无别，我们读经书，一定要通透，若用西方概念胡乱解构，真应了孟子那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中国有“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的王道政治，统一天下的具体战略——这是怀有解放全人类世界使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特别关注的。更详尽的阐述在《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五篇中。

如同印度佛教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一样，笔者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会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将迎来一个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超越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新世界、新文明——新天下！

 诸文明间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不仅中国文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极大推进了中国文化复兴。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巨大推动作用。

1、内生性工业化道路让中国人民在全球化文明时代完成了“建中”过程，打造了新的“天下之中” 

超越资本主义以殖民掠夺和经济剥削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在苏联经济模式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完善了基于勤奋劳动和国家计划的内生性工业化道路。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其他族群的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以及统购统销这样卓越的制度设计实现的，它使人类工业文明从野蛮形态过渡到文明形态，实现了真正的工业文明。

 这种工业文明由于其内生性，而不是掠夺性的，让中国人民在全球化时代完成了“建中”过程——如同数千年前的中原地区一样，这个文明核心区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发展道路的新起点，成为新千年的“天下之中心”——世界的“中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型、内生型、生产型巨型文明体，这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罗马帝国建立在对周边地区扩张和掠夺基础上，近代全球化的动力是西方列强的对其他地区的殖民扩张掠夺。在国际关系中，西方重视大国关系，而大国关系的本质是殖民大国对殖民地的瓜分掠夺。汉武唐宗也曾开拓边疆，目的则不是掠夺边疆地区，而是驱逐威胁和侵略中华文明的个别游牧强族，将匈奴和突厥威胁解除后，协助周边众多少数民族部落政权发展经济，与他们共享中华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中不少就是中国的邻国，他们是新中国的朋友、伙伴和战友。

考察新时代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如“一路一带”倡议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就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西方霸权主义逻辑。中国输出的不是有利于资本统治和经济掠夺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而是沿着三个世界理论继续向前，输出造福全人类的廉价商品和推动当地发展的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等。

比如在对非洲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我们坚持“礼不往教”、“厚往薄来”的传统外交原则，在对外交往中不附加政治条件，更关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真正实现“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先生将中国对非援助称为“发展引导型援助”，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大仁大义，它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高度相关。张海冰写道：“对中国而言，发展是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一个建立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新中国始终将发展问题放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的历史高度上。恰恰是中国深切地知道发展对于受援国实现独立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不难理解在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上，中国专注于发展目标，尤其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发展。虽然西方主要援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也是以实现发展为目的，但是在实际的援助目标优先排序中却是援助国意愿优先、受援国意愿次之。例如，美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密切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战略使命，因而衍生出不同的援助前提条件，这些援助附加条件无一不打上美国特有的战略色彩。欧洲国家对非发展援助的特色则是在发展问题上始终认为良好的制度建设是发展的前提，在对非洲发展问题上以良治为目标的制度输出和制度干预始终没有中断过……总的来看，西方的发展援助虽然也以发展为名，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诸多的附加条件和制度改革前提往往使得援助偏离发展主线，导致的结果是援助手段或条件实现本身成为目标，而发展目标本身却被忽略了。”【3】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所谓的“对外援助”常常成为另一种掠夺。

人类只有摆脱了互相剥削和各种形式的掠夺奴役，才有可能实现“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在“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的王道政治指引下，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必将建立起一个超越今天单极霸权的新世界！ 

2、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激活了中华王道政治。

 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是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文明范式的彻底革命——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个人主义到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激活了中华王道政治。

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和人文理想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下为公”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是王道政治的基石。它超越了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党派）的利益，将社稷、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

《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社会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中可以发现大同社会的三个特征：贤能共治、人民幸福、大公无私，其中用弱势群体的幸福作为人民幸福是否实现的指标。大同社会是美好的，而中国圣贤和人民为探索实现大同进行了各种尝试。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实现大同社会的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等劳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实现自我解放和幸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实现大同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样焕然一新，因为中华民族终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实现大同的路径。

如果说中国有与西方宗教类似的超越性追求，就是超越狭隘的自我，追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我们不能放弃这一伟大理想，否则，将意味着中国人文精神的萎缩。一个没有理想和志气的民族，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马克思主义从大公无私的人文精神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两个方面激活了王道政治，以及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其前提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场伟大的革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扫清了王道政治的根本障碍——儒家士绅地主阶层，一举改变了宋以来中国千年的颓势！ 

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利器

我们说解放前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历史命运不同，没有被西方国家直接殖民统治，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诸多文化特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但中国为何称“半封建社会”值得详加考察。因为与西周封土建诸侯时代的“封建”不同，它不是以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而是一种以文化为联系纽带的封建，这种文化就是独尊的、异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之大，直到今天，还有将中国文化称为儒家文化，不知儒家只是诸子之一。汉武帝鼓励经学，同样抑制儒家，连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一生也郁悒不得志。据马彪先生统计，汉武帝时期公卿一级官僚中儒者所占的比例仅为4.8%，和鄙视儒生的汉高帝时一样多，比尊崇黄老的文帝时的比例还低1.5个百分点。以下是马彪先生对两汉儒者及其所占的比例的统计表：

从上表我们能够看出，儒家在东汉以后才在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通经-入仕-致富”，成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但儒家取得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到宋以后才真正完成，标志是其他诸子百家的异端化——诸子百家的异端化，经学的儒家化，同时意味着儒家本身的异化，从先秦包容百家的大儒蜕化为唯我独尊的小儒，其代表就是宋明理学！

过去两千年来，这种异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与资本，特别是同土地资本的结合，形成基层政权自治的“长褂先生”——儒家士绅地主阶级。

异化的儒家文化与土地资本结合，在形态上与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金融资本的结合毫无二致，目的都是实现某个集团的特殊利益，进而架空和左右中央政权。如果说王道政治是一个“建中立极”的过程，那么文化与资本的结合体就是一个“攫取公权”过程。因为只有“攫取公权”，他们才能剥削和奴役人民，实现“私相役”。

公元前81年西汉盐铁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要如何削弱国有经济，实现资本自由化。公元前81年主张国家退出盐铁专卖的主要是宗儒家的贤良和文学。“文学”指经典，代指儒家，古代“文学”常常与“儒者”并称，而贤良则多是“天下豪富民”的后裔，来自首都地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利器，离开了这个武器，研究中国文化常常是雾里看花。今天大学里都在教自由市场经济学，盐铁会议上儒家的口号是“不与民争利”，多么高尚，但透过阶级分析，我们知道：文学贤良指的“民”，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地主富豪。大家想一想，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普通百姓哪里有开采盐铁的巨大资本。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译注》序中清楚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60 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宣扬当时‘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对策时，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认为‘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4】

我们主张阶级分析，是要学人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更为全面地看问题，不是过度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当一个社会阶级鸿沟不断增大时，引起阶层间流动性的断裂，在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就会引发残酷的阶级斗争——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核心还是战略指导思想正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有阶级分析这个武器，明确宗儒家意识形态的士绅地主阶级必须要打倒，中国才有前途。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反帝，但他们本质上不反对地主阶级。直到内战失败，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才醒悟士绅地主阶级对国家工业化的阻碍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收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家要不要小看它们，其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方向。文章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5】

今天，有些同志放弃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看到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反中国势力支持儒家，特别是信仰儒家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就感激涕零——以为儒家真要在美国发扬光大了，多么幼稚。

所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过去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精尖的武器，这个武器不能丢。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才刺激了以“天下为公”为基础的中华王道的复兴，通过内生性工业化道路，实现了文明的工业化，创造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新范式。同时，一举扭转了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国运，使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政治体制认同方面，在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与西方比较起来，还有较大差距。

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依靠西方话语，西方学术体系理解不了中国历史，解释不了中国现实成就，更不能指导中国前进的方向！只有深入中国文化之根，通过对本土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扎实研究，在充分借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返本开新，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化！

此时此刻，历史要求我们作出命运选择：是选择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王道，还是选择以私有资本为神圣的霸道？

历史和现实经验让中国人选择了自己古老而又崭新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择了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人民而非资本为主导的政治制度。

我们坚信：在霸凌行径横行的21世纪，天下为公的王道终将光耀人间！ 

注释：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中国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98页。

【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