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华夏》一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继《万古江河》之后所著的另一部成熟的系统大通史，为其七十年学问生涯做出了圆满总结。这部新著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作者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同时也试图解答“为何中国文化的反应机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这一“千古大问”。本期“世界”栏目选取该书的导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一文。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一 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国的生命流，各自发展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整体，当然也应当包括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我从江河讲起，只是想要表达，我的陈述是追溯其源流始末之要者，是在形容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终于建构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不是部落性的，也并非民族性的，不仅是国家性的，而且是“普世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下格局”。“天下格局”这个词，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含义，只是说明中国文化的内涵，乃是以“天下”为关怀，不受国界的限制，以万民百姓为同胞，设定的即是《论语》所说“安人”“安百姓”——“百姓”指的是许多不同族群，并非任何一族而已。
相对于中国的特色，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几乎都从犹太教的根源衍生而成：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没有一家不是拥出一个独一真神，这个神对某一族类或其信仰者，有“偏爱的佑护”。这一套独神教的信仰，基本上是排他的。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之中，到了周代，以抽象的“天”作为宇宙的全体，天与人乃是相对相成、互相证明。因此，中国文化是以大宇宙来定义一个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下面各个层次的空间：国、族、亲戚、乡里、朋友。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每一级之间，都是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的秩序——中间不能切断，更非对立。 我曾把上述想法，写成《万古江河》一书，借此陈述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脉络，及其从若干地区性的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个近乎世界性大国的历程。那一书名，乃是形容中国历史存续时间之长久。
[美]许倬云《万古江河》 《万古江河》写完后，我常常感觉这本书所讨论的，其实大多是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一个大宇宙涵盖其上，一个全世界承载于下，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才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命意。本书的书名，确定为《经纬华夏》。我也是从许多考古遗址的分布，以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与转折中觉悟：在长程演化之中，中国文化有许多个体的遗址可以排布为序列。诚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以“区、系、类型”作为线索，将似乎有个别特色的许多遗址，组织为古史的代表；从这种序列，也可以看到时间维度上某一个文化系统本身的演变。我在本书中，将中国历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空间之扩散，从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这就是将遍地开花的遗址，组织成有演变、有调节的整体叙事：将大面积、长时段、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这些个别的、有特色的群体——放在一区一区，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在撰述本书以前，我对于中国考古时代发展模式的考察，相当程度上是依照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夷夏东西”的分野，在中国传统的中原地区（也就是黄河大平原、关陇以至于渤海湾），陈述其延伸和扩展过程。最近，孙岩的新著《普天之下的多元世界：西周北疆的物质文化、认同和权力》（Many Worlds Under One Heaven: Material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E ），从最西的西汉水一带（后来秦国的发源地）开始考查，接着是西周的周原、泾水流域，再接下去是晋国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发展，以至于最后讨论到燕山和草原交界处的燕国一带。秦、周、晋、燕这四个区域的北向或西向，外面都有相当发达的草原文化遗址。孙岩从这些遗址遗留的文物入手，检查其各别文化特色，发现每一区和草原文化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痕迹从出土器物上历历可见。这一说法，也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考古学所认定的“中原地区”，从西到东，其实都与草原文化有脱不开的关系。在本书中，我顺着考古遗址展开再思考，发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这两个平行的地区，实际上各自发展、互相纠缠。中国古代的发展基地，绝对不仅中原一处而已。尤其我想指明者为：关陇以西，青海与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越了“西部边缘”的意义，其实乃是东方与西方进退盘旋的空间。
图为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6墓中的小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引发的疑问，使我终于理解：阴山以下至于其东面，进而延伸至川北、长江上游源头，是农耕与游牧的交错所在；也正在此一地区，东亚内陆进行的诸多人类活动，必然波及东亚的主要地区——中华的本土。所以，我才将“允姓之戎”（早期文献称之为猃狁）作为一个共同称谓，以概括这一最东部的游牧族群，他们与中华本土之间保持了长期互动；也因此注意到，从川北迄于长江口那一遍布山、陵、江、湖的天地，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演化的地区。而四千年前从渤海湾到山东的东海岸新石器时代的族群扩散，使得长江与黄河两个地区的发展，往往呈现了交缠叠合的复杂现象。
当黄海地区的族群扩散，联系到东部沿海及至闽越地区，古代中国先民各种族群你应我和、交流合作，才创造出这片华夏天地。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东方人类最重要的一场长诗大剧。至于干扰中国历史的因素，似乎主要是北方和西部内陆的牧人，一批批进入中国，有些竟就此融入中国。而到了近代，在从海上来的欧洲人和东亚其他族群冲击之下，自中亚进入中国的丝绸之路，其重要性已经不复当年。这些从海上而来的刺激，确实对中国构成极大冲击：中国不再只是大陆国家，而必须踏着太平洋的洋流，参与全世界的人类活动。这才是本书下半部分，我必须陈述：中国如何因应海上来的冲击。这一段陈述，是我的内心剖白。希望读者能由此找到阅读本书的线索。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内的青铜神坛
在前面数章，我尝试将古代中国的演变，组织为三个核心区；每个核心区都有其发展的过程，也都有呈现其内在的特色。而三个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或延伸、或演进、或转接、或扩散，即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诗歌”。
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直到渤海：北面是“塬上”，这一游牧民族的家乡；南面则是“秦岭—汉水—淮河线”以外，广大的长江湖泊地区。这个核心区域，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
第二区在西北的源头是川北的岷江流域，南边的界限则一直到南岭，其最东端是长江口和太湖，“楚尾吴头”，在此与中国沿海的第三区相接。整个第二区气候温暖、水分充足，地理景观与生活条件确实比第一区更为优越。这一区习惯上被视为南方，以及第一区的延伸——在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区受北方游牧民族重大冲击时，其主体会撤退到第二区。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影印本书影
在写作本书时，我才逐渐发现：从渤海湾两岸起，也就是红山文化越过渤海湾进入山东半岛，这个“海岱地区”也应纳入第一区；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沿海地区向南延伸，许多族群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的“江湖尾梢”，再转接上从良渚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区域到广东的沿海山陵地区。这一沿海弯曲地带，既与第一区、第二区相衔接，也与长江口以南整个沿海地带密不可分，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三核心区”——严格而论，尚不能称其为“核心区”，但这一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
这三个核心区，正是本书命名为《经纬华夏》的理由：山陵丘壑与河流湖泊，处处相叠相交，构成中华文明主流的广大基地。当然，在此三区之外，还有另外两片广大的区域：一者为中国西北部，崇山峻岭与沙漠、绿洲交错，喜马拉雅山、天山与阴山是中国许多河流的发源地；一者为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民族成分复杂——以上两区，都是中华文明逐渐延伸而扩张的腹地。由于我着重叙述的是中华文明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主要讨论的范围也就集中在上述三个地区。在本书中，西北和西南地区尚未多加着墨。将来若有时间和机会，我想可以将这两区的发展单独论述。
让我发挥一点想象力，将这三个核心区排列在中国的地图上。第一区与北方游牧民族有两次个别的接触，它们彼此同时发展，当然也有参差；在第二区又看见中国西北部戎族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次延伸到四川，在那里又与崇山峻岭中出现的南方文化接轨。而在第一区，距今四千年前，已经存在相当发达的玉石文化（从红山文化到龙山文化）。可是，在一次严重的气候变化之后，本来极为发达的大汶口到龙山的新石器文化，被迫扩散到第二区和第三区。这一个转折，使得第二区获得了极大的动力，也加强了第二区与第三区的互动，还彰显了第三区以百越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特色，促使其延伸到南方海岸。
红山文化玉猪龙
假若将这三大核心区作一个整体，放在围棋的棋盘格上，当作已经排好的一条“大龙”：从大陆最高点喜马拉雅山脚下，向东南开展，处处都有高山峻岭，也处处都有湖泊河流；在这山河荟萃之处，清晨云气环绕山峦，黄昏暮霭渲染江湖——这些变化无穷的云舒雾卷，都犹如飞龙满天，在中国大地上翱翔。
在华夏大地上，凡有水源处，就可能有古人留下的遗址，也许是生活聚落，也许是墓葬。当然，更多的是他们留下的器用和生活必需品。在河边、台地、山谷、平原，那些古人的遗留犹如星罗棋布，处处可见。于是，我们从这些文化痕迹，可以推测其来龙去脉，以及彼此间的交换与改变。借用苏秉琦先生的意思：同一文化的遗址，可以拉成一条条分布的线索，在这些遗址之中，如果有因接触和适应而出现的变化，也就可以瞻见不同人群间彼此如何实时修改其生活形态及文化内容。
本书的前面数章，正是借了这些云舒雾卷的古代文化遗留，才得以推演出：在这广大的山峦峡谷之中，古代先民如何共同生活，又是如何来去移动。这就是我经常以《易经》乾卦的“飞龙在天”为比喻，形容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一天星斗”“遍地开花”的实况——大家彼此映照、气象万千，无须任何一处作为主流，那是“群龙无首”最好的卦象。即使这些群龙飞入大海，也只是在临海的泰山和玉山这两座高山之上，在海潮汹涌之中游戏自如。中华大地，云气弥漫，这些“飞龙”在半空喷雾吐水，使得处处都有足够的水分，育成农作物以喂养万民。这些善良而勤劳的农夫，日复一日靠着自己的努力养生送死，无须以掠夺和战争维持生计。但每逢外来侵犯，农夫们也会努力保护家园，依仗着星罗棋布的村落、田地和水塘，拿起刀剑弓弩，挡住胡人南侵的马蹄。 
[南宋]陈容《五龙图》（局部） 纸本 长卷 水墨，45.2x299.5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如果北方农村聚落所构成的防卫系统，无法抵抗游牧民族的冲击，则华夏集合体的“神经中枢”可以立刻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例如，永嘉南迁后防守的前哨站，就放在荆、襄、江、湖和江北淮泗。如果来自北方的压力更进一步，还可以撤退到第二区所谓“吴头楚尾”处。例如，靖康之乱后南宋迁都杭州，而仍旧以巴蜀、关陇作为右角的前哨，以荆、襄、江、湖作为后继，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政权。20世纪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从沿海撤入巴蜀，以三峡外的长江作为第一道防线；又在西南的群山之中开出后路，通向外面的世界。
这三大区域之间的人群，彼此支持、互相移动也是常有之事。人口密集之处，会将多余者分散到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当然，更常见的是拥挤的都市，将多余人口疏散到四郊及乡野。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如蒙古帝国、突厥帝国，以至于近来的“大不列颠世界”和苏维埃共和国，其疆域都比中国大，但是所有上述帝国，其内部的充实和一致性，以及面临外部重压下的调节能力，都无法和中国历史上呈现的弹性相比。 
瞿塘峡 在“东亚棋盘”上，“华夏棋局”所占比例应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假若以下围棋的规矩而言，占据棋盘三分之一者很难号称赢局。可是，中国这条“大龙”所压之处，处处是活眼；每个地区性文化，又都与邻近文化常有接触、互相影响——如此大的一条龙，盘踞三分之一的棋盘，没有对手可以将其劫杀。整个中国的局面，自东往西、从南到北，区与区之间相互依仗、彼此掩护，是一个内部完足的整体。简而言之，它有巨大的稳定性。可是，正因为这个完整的格局稳定性太高，当外来者释放挑战的信号时，其下意识反应可能就是：“我不想要”“别惹我”。
这一特性也许正可以解释，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对于外来刺激的反应。第一，刺激所传递的信息完全因时而异。有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组织允许信息迅速地传递到决策层，也就使得这条巨龙有内在的、充分的可能性，可以长存不败。不幸在于，中国历史到近古以后，由于君权长执威柄，中间层的士族或官员回馈信息的机会和能力都越来越弱——拥有的资源如此丰足，人民的才力也如此高明，中国在面临挑战时居然如此迟钝，对于微小的挑战尚能应对，对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全面挑战，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仿宋相台五经本《周易王注》书影 愿我国人在回顾华夏历史时，有我们自豪之处，有我们觉得满足之处。只是，我们如何能耐得、能忍受一条世界罕见的巨龙，却要陷入沙滩甚至于泥泞中，停留在“潜龙勿用”的阶段？
我盼望：中国能站起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然而，中国不能落入白人霸权的窠臼，中国不要做霸主，而是做许多国家之中互相帮助的一员。犹如《易》的乾卦六爻，如果一条大龙变为“亢龙”，就将面临“有悔”的悲剧。我希望看见中国这条大龙，是满天大大小小的飞龙之一，没有带头人的压制，众多伙伴互相欣赏，大家自由飞行。这个卦象，恐怕是《易》卦之中无可命名的最高一阶。
在本书之中，我开宗明义，先从人种分类和东亚居民的定义开始。其中提到在东亚地区出现的许多古人类，甚至“先人类”的大猿及原人。在本书中，我并未标榜东亚与其他地区的人类有何不同，只是为了说明：灵长类的人属，究竟是在非洲走完全程，然后走向亚欧两洲？还是在亚欧两洲的长程跋涉之中，这些原始人类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的条件，以至于最后构成了今天全世界的我们？
我们有肤色的差别，形貌的差别，体态的差别。在种种差别之上，哪一点是我们相同的？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书中并未多加陈述，原因在于：第一，我所受的体质人类学训练不够，尤其对于基因的深入分析，还是一个尚待推进、极为复杂的科技项目，我几乎完全不能处理；第二，现有的资料及个案的数字，不足以归纳做出结论。我在此处抛出这个课题，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现在古人类分类学上，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丹尼索瓦人之间基因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种差别具有多少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内在更深的分层？《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同样的课题，而且和我此处的说法不约而同：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这个严肃的命题给出进一步的界定。
16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下颌骨化石 第二个阶段，我又将中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化形成区，它们各有自己分岔、相互融合的机缘。中华文明并非由某个单独的中心形成、进化，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我所列举的三个核心区，都有各自发展的条件以及发展的过程；最后，它们在文化上终于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上述几个核心区的贡献，最终都融合在这一整体之内。当然，融合之中还是有各自的特色，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圆头方趾”的个体。然而，我们还是用《水浒传》中的描述，来解释如此现象：“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毕竟，我们人类确实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不断承受草原民族的冲击、融合。以我的观察而言，东部草原是这些南下民族的主要来源地。进入中国以前，除了一些自有的农业基础外，这些草原民族并未掌握其他文化的禀赋。于是进入中国以后，他们很容易就完全融入南部的人口。在亚洲草原西部，我以阴山地区作为界限，而且以突厥及其分族作为例证，以观察草原民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尤其南北朝和唐代，西方的这些兄弟民族一样也进入中国。只是他们融合于中国内部族群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元]佚名《寒原猎骑图》 绢本 立轴 设色，75x98.5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历史上的西部游牧民族，常常在今天九曲黄河的陕、甘、宁一段着地生根，形成与中原政权相似而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能更往西边，在今日的新疆形成绿洲国家或草原游牧单位。这些草原游牧单位，例如匈奴与蒙古继续向西发展时，一波又一波打进中东地区，甚至于最后狂飙卷入欧洲。他们所带去的文化因素，却不仅限于草原传统：向往东方中国的地区，有长期成型的“桃花石”（中古时代中国西边的族群称呼中国的别号）；往西走，他们将这一模式及其约略知道的一些东方文化因素带入欧洲。以上陈述说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南北之间的混合，其实有相当可观的东西之间的差异。
中国文化在其成型时期，尤其从史前到西周及秦汉部分的历史进程，竟能够将许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地方文化，彼此融合、交缠为一体。以如此庞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国遂能长期稳定地应对外来刺激，自新石器时代以下，逐步修改自己或融合他者——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几乎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可是，经过这些思考，我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在宋以后，尤其明清阶段，中国对外面的感应竟显得如此迟钝和保守，终于在清末，面对西潮的轮番冲击时手足失措？这一疑问，常常使我夜不成眠，苦思不得其解。
如今我觉得：中国在过去建构出庞大的文化体，可能做到了非常彻底的程度，以至于这个严密的文化体，终于趋向严重的“内卷”。最显著的现象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中国往外面看，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这一自满，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
[元]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局部）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与西潮融合的巨大工程，我们必须要保持警觉：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全部拒绝；融合的过程，必须要留下许多修整的空间。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其实有相当重要的动态成分，例如《易经》的“变”，那一个永远变化不断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之中，却有独神信仰专断的一面，也因此以为只有一种格局得神佑而长存。进行这种修改自身的重要任务时，我们要时常自省：任何改变，不应当囫囵吞枣，而应当注意到，将他者的“变”与自身的“变”，合成一个陀螺旋转式的动态平衡。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
本书所述各时代的特色不尽相同，每一时代所讨论的项目，也就不一定按照同样的思路呈现。经由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理解每个朝代所面对的内忧外患，以及中国曾经受过多少的艰难和搅乱。
世界史名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中，将“power”解释成“权力”和“动力”两种定义。若无各部分的反应机制和处理的回馈，权力中枢将没有着力之处。在这一课题下，我所注意的是人口、经济、物质文明的发展。这些都是文化项目，但文化体本身依靠这些项目维持；这些项目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文化能量的强弱。我也考虑到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差别，以此来区别承受外来刺激时这个意识形态或迎或拒，也以此来衡量其自我调节的程度有多少。
[美] 威廉·麦克尼尔 著， 孙岳 等译：《西方的兴起》 这些考虑，都是为了解答一个千古大问：为何到了近代两百年来，中国面对着西方，无法抗拒那些乘潮而来的欧洲人？在奔入世界大海洋这一关键性的时刻，为何中国文化的反应机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
这个大问题，才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没有这一番内外翻覆的呕心吐血，我们将无法顺利面对欧洲领导的近现代文明。没有这一番自省，我们将无法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有益处的选择。只有全人类在这个真正东与西的冲突与疏离之后，熔铸一个未来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才可以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
拳拳此心，以告国人。我的岁月有限，就望未来一代又一代，都有人愿意参与这一个缔造世界文化的大业。
本书目录 推荐序：经纬华夏，寻根明志（许宏）
致读者书
导 言 中国文化的世界性
第一章 中国的地理和人种
第二章 传说时代的地域融合
第三章 中原第一核心区
第四章 南方第二核心区
第五章 沿海第三核心区
第六章 对抗中交汇的华夷关系
第七章 “牧养—农耕”模式两千年
第八章 思想体系的成型和演变
第九章 “修己安人”的理想与挫折
第十章 中古之变（上）：财富中心的下移
第十一章 中古之变（下）：知识趋向于基层
第十二章 铁骑狂飙之下的世界
第十三章 皇权笼罩的中国
第十四章 “盛世”的阴影
第十五章 从委曲求全到全面抗争
第十六章 重新建设中国
结 语 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
附 录 我的学思历程
余 白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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