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那样，产品的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但是西方世界的储备最多停留在“积谷防饥”阶段，所以西方学者们对储备的见解亦有天壤之别。莱勒（John Lalor）认为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马克思则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储备的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就绝对量来说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西斯蒙第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亚当•斯密则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农业经济社会历来都是吃上顿不管下顿。

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人将储备作为经济、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储备，二是商品储备货币（CRC）的发行。至晚在春秋时代，基本商品的储备和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就如同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负数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纪还称负数十分荒谬一样，笔者认为西方人长期关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而没有关注储备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在系统论诞生以前，西方人缺乏从整体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经济学总是力图从生产或消费方面解决经济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从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整体角度解决问题。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常平仓制度引入西方后，商品储备及商品储备货币才正式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在讲储备原则时强调了储备及储备商品调节市场的重要意义：天有四种灾祸，水灾、旱灾、饥年、荒年。灾祸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不从事积蓄，用什么来防备它？《夏箴》里说：“平民百姓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以及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国家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百姓就不属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实行，灾祸临头就不远了。（原文：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计然的储备原则，以及如何用储备调节市场，计然明确指出，国家绝对不能如投击商一样囤居以求高价，要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随时平衡物价。上面引用计然的话说：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史记》上还说，越王勾践按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就富有了，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称霸中原。

关于CRC的发行理论，公元前524年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时阐述得简单明了，核心思想是统计财货的多少，权衡钱币的价值，如果钱贬值过多，就发行重币，使重钱和轻钱按照一定比价流通，所谓“量资币，权轻重”。上面说：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统计财货，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百姓嫌钱轻物重，就铸造大钱来行用，于是有大钱辅佐小钱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钱重物轻，就多铸小钱来行用，同时也不废止大钱，于是有小钱铺佐大钱流通。这样，无论是小钱、大钱，百姓都不感到吃亏。（《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原文：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管子》轻重十六篇论述的相当细致。作者指出，国家经济工作首先要统计出“资”和“币”，这样才能根据轻重原则调节市场，增强国力。统计内容包括：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口粮后，余粮多少？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原文：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统计好资币后，就可以用信贷、市场和行政命令等办法调控经济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总要掌握商品储备的主动。尽管《管子》一书中描述的全部情况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有些夸张，但作为一般的调节市场原则仍具体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国家仓库中的储备起到准备金的作用，国家储备货币的发行是以国家实际财富作基础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掌握大量的商品储备，否则国家将失去调节市场的能力。《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将掌握粮食储备称为“天权”，“天权”不掌握，经济管理也就无从谈起。也因此，中国古典经济学对于严重的入超和出超都十分关注，平衡市场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物价水平与别国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

我国仅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就由1979年初的15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降至580元人民币兑100美元，下调了73%。后来又持续下调，1998年稳定到了82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近年来才有所上升。美国人的到浙江买袜子，说是和零价格差不多。商品价格太低导致大量的物质财富流向别国，不用说用储备调节经济了，居民消费率都变得奇低——泄者失权！我们不应忘记自己的经济学古训啊！

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格雷厄姆为自己的商品本位货币方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青睐无可奈何的时候，在社会主义世界，他的计划正在稳妥地进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储备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眼里的产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环或“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哥达纲领批判》），而是卢布稳定的基础。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是真实的，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的财政人民委员宣布：“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

当代许多研究者都是赫鲁晓夫的信徒，将当时苏联的经济奇迹说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的货币思想不仅为苏联经济学家所鼓吹，格雷厄姆在写他的商品储备货币专著《世界商品与货币》时仍毫无偏见的引用——斯大林没有有意识地去推行商品储备货币，但他通过商品“准备金”的形式稳定卢布的路径是对的。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商品储备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于基本商品，到1951年计划管理的物资才23种。之后越来越多。1953年实行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227种，其中统配物资112种、部管物资115种。1957年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532种，物资计划管理体制也逐步由计划渠道和商业渠道、调拨价和市场牌价并存变为单一的计划分配调拨和计划价格。

计划经济的浪费、僵化现象是明显的。更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国家储备机构变成了物流企业。1993年4月国家撤销了商业部、物资部，组建了国内贸易部，1998年3月国内贸易部又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到2001，最后拥有储备职能的国家国内贸易局也被正式撤销，目前只剩下功能越来越萎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它不可能具有调节宏观经济，发行商品本位货币的能力（国家物资储备局网址：http://cbj.ndrc.gov.cn/default.htm）。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华夏文明至晚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这就是上计制度，内容包括：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治安、绿化等多个方面。1993年初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有相当完整的上计内容，除了上述几项，还包括：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项；西汉宣帝时，颖川太守黄霸曾因“蓄足功用”等业绩获“治为天下第一”的好评。《汉书•黄霸传》中记载他：“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

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比以GDP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学完善得多，GDP只是一个社会中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是资本的总流量，根本不能作为国民福祉的标尺，更不用说它没有算上环境成本。于是中国有人又从西方引进了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问题是环境成本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实际操作。连中国国家统计局高官也承认：“绿色GDP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少一些作秀和愚蠢，回归八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本身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从环境到金融，中国古典经济学有理由成为人类经济理论是新起点。

（本文摘自翟玉忠、陆寿筠先生合著的中英双语《新法家说》第一辑，该书由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集中代表了新法家学派的基本主张，购买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