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思想方法。胡乔木曾将毛泽东思想的方法理论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大原则。【1】实际上三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实事求是是核心。因为只要做到实事求是，便不可能不独立自主、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不可能忽视群众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现实。

对于何谓实事求是，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谈到正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时，以“有的放矢”为例，形象说明了何谓实事求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

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对待一切事物（包括抽象的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主观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目的出发去“求是”——“射中”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这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韩非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明确指出：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是愚蠢！“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韩非子·显学第五十》）他认为实事求是、得实之情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韩非以他惯用的形象语言雄辩地论述道：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铸剑大家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击杀天鹅和大雁，在陆上劈杀大小马匹，就是奴仆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掰开马口看牙齿，端详形体容貌，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奴仆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若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让他担任官职，考核他的工作业绩，就是平常人也能分清他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君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中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用高官厚禄激励官员努力工作，这是一统天下的正道。《韩非子·显学第五十》：“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区治，又作欧治，越人，善于制作宝剑——笔者注）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笔者注）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涂，通“途”——笔者注），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韩非子将实事求是确立为选举制度的哲学基础，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是对中国数千年选贤任能选举制度的哲学总结，值得我们更深入具体的研究。

韩非子还将“实事”与“虚辞”对立起来，实事就是事物的实际情况，虚辞就是空洞的理论，它道理十足，使人折服，却违背了事物的实际情况。“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不幸的是，那些无用的虚辞常常靠雄辩取胜，而那些不可改易的事实，反而会被质问得无言可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他讲了“虞庆为屋”的典故说明这一点。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还没有干透，泥巴也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却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所以经时历久，屋顶越发轻且直，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迫不得已把房子建了起来。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对于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太多外来的、逻辑自洽但没有经过中国实践检验的理论，我们不可照单全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让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理论成为主流。

二、实事求是与中庸之道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实事求是”，也称“求中”，“中庸”。

清华大学于2008年收藏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有一篇珍贵的尚书类文献《保训》，是周文王预感到自己将离开人世，对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的训诫，其中特别提到学习舜帝“恐求中”，心怀敬畏地求取中道，正道，中庸之道。文王说，过去舜地位低下，他能亲自在历丘耕种，心怀敬畏地寻求正确的道路，约束自己的心志，能够做到不违背广大群众的各种愿望。服务人民，遍及上下远近。他改革各项制度，考察现实事物的方方面面，使各种关系都能理顺。舜找到了治国的正道——循名责实，依法行政。他对此诚心奉行，恭敬而不懈怠。文中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唯允，翼翼不懈。”

周文王特别强调舜能够在社会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寻求正确道路，并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孟子也曾这样称赞舜：伟大的舜帝更了不得，他做事能够和众人打成一片，虚心学习人家的优点，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他脚踏实地，从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总是虚心向别人学习。《孟子·公孙丑上》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 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

请注意，《保训》中所说的“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和《孟子·公孙丑上》中所说的“善与人同”，不是一味听从民众（听民）、迎合民众（适民），而是善于深入群众，理解群众，领导群众。许多人将先贤的民本思想解释成中国版的“西式民主”，因为他们不知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一直反对“听民”、“适民”——而“听民”、“适民”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

舜所寻求的“中”，指合乎实际的正确执政路线，也就是《论语·尧曰》记载的尧对舜、舜对禹的训辞“允执其中”，《中庸》中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

但宋以后学人在解释“中庸”时，却成为“三条大路走中央”的庸俗市侩主义。这种始自宋明理学的误读影响范围极广。据说1930年代初，近代民主革命家胡汉民访问苏联时，斯大林问他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胡汉民回答说是中庸之道。斯大林不禁讥讽道：“中庸没有特性，没有立场，一下子中立主义，一下子投机主义，好像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胡汉民也以射箭为例向斯大林解释：中庸之道如射箭，射箭时正好中的，就是中庸之道。【3】

中庸的关键是“中节”“中的”，所以《中庸》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达道，通达天下的大道——笔者注）也。”中庸是“执其两端用其中”，而不是“弃其两端用其中”，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做事如同治病下药，该宽即宽，该猛即猛；该左即左，该右即右……

如《老子》所言：“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我们能根据现实之“的”，选择用好手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庸的内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的《中庸与两端——宋以后学人对<中庸>的误读》，收入拙著《文脉寻根》第二卷，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中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到实事求是，以防止马克思主义沦为单纯的思想、甚至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也会极大促进我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比如我们对《大学》、《中庸》本义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深入、系统的结合，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也将为人类文明开创新范式——从思想方法一直到选举制度。

注释：

【1】胡乔木：《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收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刘达临：《孔子与性文化》，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