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耕园第六届经学论坛暨《诗经》《尚书》研讨会于2023年10月2-3日在春耕园学校山东曲阜校区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在会上的发言内容。 对于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整体状况，可以化用毛泽东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中的一句概括——“西风烈”！ 过去百年来，西方学术范式、学术概念、学术理论已经垄断学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战争销烟已经退去，但看不见的学术、思想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可谓“一日百战”。
今天主张全面引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西释中”的学者宣称：我们周围的所有物件，从电灯到电脑，哪一件不是现代西方人发明的？中国人欲奋发图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欲实现现代化，舍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别无他途！
这些先生们忘记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欧洲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工业时代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奠定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源自农业社会，奠定西方现代政治基础的重要文献《大宪章》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朝。不用说马基雅维利、洛克、霍布斯、魁奈和曼德维尔，连亚当•斯密《国富论》所讨论的内容也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市场经济，尽管该书首次出版于1776年。
若我们坚持“以西释中”，本质是用西方农业社会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极为荒唐、极为危险的。长此以往，我们会失去学术独立自主，深陷西方本本主义和话语体系不能自拔。
对待东西古今正确的态度是，在不失自我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有益的文明成果，这要求我们重新整理积五千年文明成果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在此基础上返本开新、融汇中西。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是我们的根和魂，只有不失这个根本，方能容纳万流。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核心是经学及其支流子学。特别是孔子整理的经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纲领，是我们理解中国现实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解释中国就成了盲人摸象、缘木求鱼。因为经学告诉我们中国是什么？中国人如何看待人和世界？如何安身立命和安邦治国？
近代经学家皮锡瑞（1850 -1908年）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因为孔子删定《六经》，目的就是借事明义，为万世制法。《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大宪章》，离开了这个大道，只会走向歧路、邪路，结果只能是人生和社会治理的失败。皮锡瑞写道：“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1】
皮锡瑞提倡今文经学，景仰西汉伏生治《尚书》，干脆署所居住所为“师伏堂”。西汉今文经学家重通经致用，皮锡瑞对汉人通经致用大为赞赏，乃至到了迷信的程度。
汉武帝罢黜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表彰六经，将经学“王官学化”，无疑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文化、价值认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西汉今文经学家多用经学装点门面，作为利禄之途，并没有将经学发扬光大，反而将之繁琐化、玄学化和固化了。典型的就是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和翟方进，史书说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传》）
但皮锡瑞看不到两汉经学衰落的本质，反而认为西汉今文经学（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鼎盛，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他写道：“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2】
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是学界公认的西汉通经致用“四大典型”——但事实是，它们没有一个有可靠的依据。
“以《禹贡》治河”，说的是西汉末年的平当，因为他精通《尚书》中重要的经济地理文献《禹贡》,被派去巡行黄河,做骑都尉,领河堤长宫。2023年9月14日，笔者曾去广西兴安县，实地考察秦代史䘵开凿的灵渠。灵渠是古人治河的典范，造福国人两千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还是当地的重要航道。事实上，灵渠的治理在技术上与《禹贡》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最多，《禹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地理知识。
“以《洪范》察变”，说的是治《尚书》的夏侯胜根据五行方术，预言了昌邑王被废的事。这吓坏了当时的密谋者霍光、张安世，使二人更加重视经学。但《洪范》五行说之类在历史上没有发挥多大正面作用，还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夏侯胜传》记载，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继位，昌邑王经常出游。一次夏侯胜挡着昌邑王的车子进谏：“天久阴而不下雨，说明将有臣下图谋皇帝，陛下还要出门到哪儿去呢?”昌邑王大怒，把他绑起来交付官吏处置。那个官吏把这件事禀告给大将军霍光，霍光也没有追究；这时，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正商量要废掉昌邑王，霍光责备张安世露了口风，而实际上张安世并没有泄露。于是就审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洪范传》中说，帝王不遵守治理大法就会有‘常阴’惩罚，这时就会有下位者讨伐他的事发生。只是因为忌讳这么明显地说,所以只说有臣下图谋皇帝的事发生。”霍光、张安世听了大吃一惊，从此就更加看重经学家了。“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以《春秋》决狱”，说的是董仲舒和其他儒生用《春秋》义理解决判案中的疑难。实际上《春秋》只是作为辅助的参考，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法律，法律更没有“儒家化”。史载董仲舒专门写了《春秋决狱》一书，似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力，该书也早已散佚。廷尉张汤以经书作为判案的参考，也有投汉武帝所好的成分在。据《汉书•张汤传》：“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平亭，意为研究斟酌，使得其平——笔者注）疑法。”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只不过是被废的昌邑王之师王式为自己开脱罪责之言。三百五篇《诗经》有教化作用，但昌邑王无帝王之行，王式作为帝王之师只重读经，不能直接进谏，阻止其“淫行”，简直是不负责任。最后王式减免死刑，“亦得减死论”（《汉书•儒林传》），可谓万幸！
综上所述，在上承秦制的西汉，经学作为利䘵之一途成为风尚，并没有成为真正有益国家的实用学术——致用，反而越发空疏、玄虚、迷信。东汉谶纬流行，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
那么，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经学又变得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经学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基础，《禹贡》不能治河，却告诉我们何为中国；《洪范》不足以察变，却告诉我们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
与地理上的散裂状态相应，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政治上呈散裂化趋势，从古希腊数以千计的城邦到21世纪数以百计的民族国家都是这样。即使有罗马和英国那样的庞大帝国，各个地方仍以自治为基础。犹太人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却属迥异于罗马的传统。
中国不是这样，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就呈现为大一统天下的发展趋势。武力的声威和教化的力量使其成为超越地域、宗教、血缘的世界性政治共同体——天下。天下具有代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核心，就是《尚书•洪范》所说的“皇极”，却没有明确的外部边界。所以《禹贡》以帝都为中心，按政治领导核心的控制程度将当时的世界分为五服，包括东至海岛，西至沙漠，以及遥远的南部和北部，声威和教化都能达到。《尚书•禹贡》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在中国古典学术话语体系中，今天我们指称的中国被直接称为“天下”。《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东汉赵歧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
由于当代世界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民族国家形塑的，所以学界也将中国称为民族国家。这些人忘记了，中国并不是按民族国家诸多地域、文化排他性原则组织起来的，而是按普世的世界秩序构建的。若我们忽视中国的“天下”本质，盲目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将会导致内部联系纽带的解体——这是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在强化国家军事实力的同时，让学术教化成为统一国家的关键力量，是目前学界最为紧迫的任务——大一统的天下体系需要大一统的学术体系！
大一统学术体系的核心是经学！这就是中国古典学术的王冠——经学无论多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时代价值，也是为何每一位中国人都要学习一点儿经学的原因。经学不会为我们解决具体的科学技术或社会治理问题，却能告诉我们中国的大本大源之所在，使我们识大体、顾大局。
这才是古人读经的真正目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普称赞古代学者耕读传家，三年读通一经，能够做到研究玩味经文，认识大局大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
注释：
【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2】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