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百姓均平原则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抑商实现平均主义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同。儒家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就说：“我（孔子）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因为这样，所以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原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经典《黄帝四经》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百姓均平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手段实现的，目的是防止人与人互相剥削，“下相役”、“阴相隶”、“同列而相臣妾”。具体政策包括物价调节、平均赋税、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等等。《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认为只有百姓均平，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和德”），上面说：“百业得以均其利益，商贾得以流通货物；百工不失掉职业，农夫不失掉农时，这叫做和德。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发布政令以达四方，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让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劳作，向四邻输入。《夏箴》里说：‘国内不能容纳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开望》里说：‘土地宽广无人防守的，可以袭击讨伐；土地狭小没有粮食的，可以围困待其枯竭。两种祸患的发生，都是土地与百姓多少不相称的灾难。’”（原文：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开望》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二祸之来，不称之灾。）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实行分户经营成为历代长期追求的目标，因为这样能够使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乘马第五》上论证说：把土地公平折算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原文：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让每个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资源的政策在东汉以前相当成功，事实上早期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将均分田地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东汉之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曾经发生过，但明清却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两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他们没有资源动员足够的民力抵御外部入侵——以前有的学者教条化地将一个朝代的灭亡归因于土地兼并，中国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已经使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理论逐步失去了根基。均地分力不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农业，但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世界资源的思想却永远不会过时。夏朝史书《夏书》中说：“赋税均平，王室的库藏才会充盈。”（转引自《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原文：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并公平地承担赋税，我们的先人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核心的完整的数学体系，它的主要架构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则设计的。西周时政府专设均人一职，其职责就是：使地税合理，使山林川泽之税合理，使各种从业税合理，使对于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役征调合理。凡力役的征调，依照年成的好坏，丰年公事平均每人征用三天，中等年成公事平均每人征用二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征用一天。发生饥馑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赋税，不征收山林川泽税和各种从业税，因而也无须做使地税合理的工作。三年大校比时，就对各种赋役作一次大的合理调整。（《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均人》原文：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则大均。）百姓均平还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特别是农民与工业商利益的平衡，不让工商业阶层垄断国家权力。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必然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会使农民的工业品购买力受损，如果粮价过高，就会损害农业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国家调节粮食价格，使“农末俱利”，具体主张包括：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并指出如果粮食这样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史记•货殖列传》引春秋时越国大臣计然语：“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价格扶持政策成为后来中国历代农业政策的基础，这一思想也被美国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它是以1909-1914年农业繁荣时期农产品对工业品相对价格为“平价”（parity price）。今天，世界农产品贸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原则进行，其结果是阶层利益的严重失衡。星巴克大概可以从一公斤咖啡豆中收入 232 美元，而一个生产咖啡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卖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收入0.3 美元，且这个价格还一直在下降。埃塞俄比亚的农民们至今还无法解决温饱和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许多地方没钱建学校；另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球有40个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全世界有8．54亿人营养不良，每年有560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当读者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的时候，会懂得什么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什么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华丽外衣下的野蛮！什么时候，中国古典经济学才能成为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南呢？（本文摘自翟玉忠、陆寿筠先生合著的中英双语《新法家说》第一辑，该书由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集中代表了新法家学派的基本主张，购买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