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963年为美国将军萨姆·格里菲思的《孙子》英文本作序中写道：“《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战争指导智慧的结晶。历代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家，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媲美。然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比孙子晚两千年，其局限性也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讲得更透，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孙子兵法》作为兵经流传于世，其思想精华滋补了古往今来无数杰出的军事家，为历代军事家、政治家、学者所必读，他研究战争的观点、方法对于指导现代战争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孙子的军事思想，不是单纯从战争行动论战争，而是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的国家根本利益去观察战争。他认为，只有全面看待战争诸因素和各种手段对战争的影响，正确运用与发挥军事因素的作用，战争胜利的把握性才更大。孙子的军事思想已超出军事领域而具有今天国家战争的雏形。他对筹划预测战争所提出的“五事”“七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不局限于对作战行动本身的筹划，而是从政治、外交、经济等角度分析战争诸因素的影响。孙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察战争、研究战争，因此，他在2500多年前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战争的全局观念和密切协同的原则等等。 孙子深知战争对于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极端重要性。《孙子兵法》开篇就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要认真考虑研究，要十分慎重，不可轻率用兵。这就明确指出了战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提醒人们要注重战争，研究战争。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它概括了冷兵器时代进行战争的基本因素和条件。以“五事”“七计”为中心内容的战略预测思想和运筹理论，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之一，它全面地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是孙子用兵规律的高度概括。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分别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军事体制等五个方面。而“七计”是由“五事”演绎而来的，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是指从双方政治清明、将帅高明、天时地利、法纪严明、武器优良、士卒训练有素、赏罚公正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五事”“七计”中，孙子都把“道”列在首位。何为“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意思是说，道就是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因此可让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惧怕危险。在孙子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众为君用，生死与共。孙子在论述战争胜负的条件时，把“道”放在首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表明他在战争的运筹估算上，不是专恃武力，而是在战争诸因素中首先重视民心。古兵书《军志》曾说：“有德不可敌。”孙子研究军事问题和战争规律，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战略战术法则，如诡道、用间、九变、火攻等，而是首先谋道。他把属于政治的道和君放到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来认识，高度概括了道、法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修道而保法”的主张。从文字上看，“修道而保法”是就修明政治、确保法纪作为制胜之策而言的。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开明的政治，并建立与这种政治相适应的法规，上下统一，万众一心，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但从深层看，内政修明，外交也将坚实祥和，出现内外稳定局面，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即使遭到外部侵略，也能团结一致抗敌。孙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战争频繁，没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没有修明的内政，没有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巧妙利用，是难于保全自己而争胜于天下的。孙子把“道”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认为“道”在战争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战争诸因素中首先重视民心,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二 《孙子兵法》中的“道”，还表现在重视、爱护、关心和尊重人上，即为“人道”。在中国哲学中，“道”与“德”是互为表里的。齐兵学重视“人”的主体意识，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封国后，当周公问“何以治齐”时，姜太公答以“举贤尚功”，即尊重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崇尚和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这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孙子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孙子兵法·行军》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孙子在其兵法的十三篇中贯穿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地位，尤其是重点提到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他甚至认为，“安国保民”的决定性因素在将帅，“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强调将帅在治理军队、领导部属时要赏罚分明、恩威并重，才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队伍。同时对将帅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必须以“智、信、仁、勇、严”作为衡量将帅的标准。《十一家注孙子·王皙》中说：“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五德备宜。”《十一家注孙子·梅尧臣》在论述五德作用时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其他兵书对将帅五德的重要性也有论述，如《六韬·龙韬·奇兵》指出：“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孙子把“智”放在五德之首，并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智”在将帅素质中的作用。《十一家注孙子·杜牧》说：“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指出：“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蓄不倦，法若仕一，则士无服矣。”意思是说，用礼仪来接待，用忠信来激励，士兵就没有不拼死作战的；既不断给以恩惠，又严明法纪，士兵就没有不服从指挥的。“勇”就是勇敢果断。《孙子兵法》中对“勇”的阐释为：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迂儒；有勇有谋才是提倡的，强调“勇”与“谋”统一。“严”就是严明纪律，严守法令，严格要求。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提出：“先之以身，则士无不勇矣。”就是说，将领以身作则，然后要求士兵，士兵作战没有不勇敢的。《孙子兵法》主张“五德”兼备，不可偏废其一。《十一家注孙子·贾林》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 历代兵家的选将标准与孙子“智、信、仁、勇、严”的将帅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六韬》把勇、智、仁、信、忠作为选将帅的“五材”。《孙膑兵法·将义》认为“义、仁、德、信、智”是将帅的基本素质。《司马兵法·严位》也认为“仁、义、智、勇、信”是将帅的必备条件。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把德、才、识、艺作为选将的标准。他认为，所谓“将德”，就是具有报国为民、勇于献身、宽宏大量、勤于职守、廉洁奉公、爱护士卒的品德；“将才”，就是熟悉兵法、通晓韬略、严于教卒、长于节制、善于驾驭战争的才能；“将识”，就是明辨是非、洞察真伪、谋略在胸的气魄和胆识；“将艺”，就是勇猛顽强、技艺高超、以一当十的武艺。 《孙子兵法》中的“道”，还表现在体恤士卒上。孙子一方面强调将帅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士兵，使其能够与将帅共赴危难；同时又不能一味地溺爱士兵，使其成为放肆成性的孩子。孙子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士卒就可以同他共患难；对待士卒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当然，爱卒不是溺爱，不是无原则地放纵士兵的行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如果对士卒厚待却不能使用，溺爱却不能指挥，违法而不能惩治，那就如同娇惯了的子女，是不可以用来同敌人作战的。孙子认为，对士卒要以亦爱亦教，扬善惩恶，反对一味娇惯、爱而不教、有过不惩。 《孙子兵法》中包含着朴素的政治工作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赏罚分明的治军思想：“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曹操注释说：“文，任也；武，法也。”“令之以文”，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激发士兵的正义感和道德认同感，调动士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齐之以武”，即用严格的制度和严明的纪律规范军队和士兵的行为，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孙子还提出，应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士兵心理的变化，做好深入细致的教育、组织工作，“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因此，“文”“武”并用、德法兼施，才能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胜利之师。否则，“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就难以形成战斗力。 孙膑继承了孙子的“人道”思想，他在《孙膑兵法·月战》中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他还提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行军》篇，专门论述了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 孙子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认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这些战争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得到广大民众拥护而取得胜利的。《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东征时才势如破竹，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连捷之后，灭了吴国。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孙子深刻地认识到：“道”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政治是否开明，民众是否拥护，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孟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思是说，政治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就是指民众对战争的态度。荀子也把全民一致视为战争的根本问题，他指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兵要乎善附民而已。”认为取得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已被无数战争实践所证明。人类在获得这一深刻认识的过程中，孙子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 《孙子兵法》中“道”的思想的提出，有其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孙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突出，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争蜂起，中国古代历史发生着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旧的世袭贵族日益腐朽，不适应时代的需求，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原本地位卑贱的“士”阶层（包括武士和文士），却凭借着个人的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群体。新兴的士阶层，在政治上通过变法改革运动，从旧世袭贵族手中夺取了国家权力；在文化上，则通过私人讲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居于优势，纷纷采取礼贤下士的“养士”政策，给士人以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鼓励他们发表个人政见，而且不主一家，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之下，士人们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对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及统一后的帝国如何运作等时代课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相互展开激烈的学术辩论，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时代造就英雄，孙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赵志坚，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济南出版社编辑；文章来源：“兵道网”2023-0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