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从实践性和大众化两个维度分析了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禅宗的兴衰变化的原因，重点指出三论宗的衰落之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实践性和大众化。由此而引发的更深思考是一种文化、一个组织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实践性和大众化。没有或欠缺实践性和大众化，这种文化、这个组织就脱离了社会和基层民众，因此而丧失发展和强大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心中没有大众，内圣会沦落为繁琐的经典诠释，而外王更无从谈起。

　　作者在学习梳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实践性和大众化对佛教不同派别兴衰有着重要作用，甚至是成为衡量佛教兴衰的两大标准。既然实践性与大众化对佛教不同派别的兴衰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事业的传承是否也需要这两大标准的支撑?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对文化、社会和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的思考。

　　一、从禅观实践考察天台宗与三论宗的兴衰

　　在中国佛教史上，三论宗在唐前期即趋于衰微，如果对比三论宗与天台宗所奉持经纶，可以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即都重视《中论》、《大智度论》、《法华经》。然而，为何三论宗早早衰落，而天台宗传承不绝呢?笔者以为，禅观实践对两大宗派的兴衰起到了关键作用。

　　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法，中国禅学的发展可分成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实相禅四个阶段，安般禅和五门禅是传统的小乘禅法，慧文大师所处时代，大乘般若经典已经存在，但北方盛行的大都是以僧稠为首的五门禅。慧文大师对当时流行禅法也深有了解，但他依止《大智度论》《中论》起修，结合大乘般若智慧，在禅修实践上更上一着，开创大乘实相禅，实现了大乘禅与智的统一。慧文大师因《大智度论》而体会到三智实在一心中得，又因读《中论﹒观四谛品》，悟得一境三谛之旨。慧思大师是天台宗发展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位伟大祖师。他十五岁出家修道，后读《胜妙定经》而有所感悟，依止慧文大师之后，禀受一心三观的大乘实相禅法，勤苦昼夜修持，连续九十天时间坐禅不辍，后来身体倚墙壁的剎那间，证悟法华三昧，深达实相，从此智慧如海，声名远闻，学徒日盛。但是他所宣扬的这种基于大乘般若见地与实践的大乘禅法，却被北方流行的小乘禅法佛教势力所不容，屡受迫害，同达摩、慧可二位祖师的遭遇相似。这也是慧思大师日后南渡大苏山的重要原因。南渡之后，慧思大师对南方盛行义学的空谈习气很不满意，在重视义学的同时，着力阐发对禅修实践重要性，力求扭转南方学风。他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说：“夫欲学一切佛法，先持净戒勤禅定，得一切佛法诸三昧门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如来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禅定中得，佛为降服邪见诸外道辈，先入禅定，然后说法”。又如《圣定经》中所说，“若复有人，不须禅定，身不证法，散心读诵十二部经，卷卷侧满，十方世界皆闇诵通利，复大精进，恒河沙劫，讲说是经，不如一念思维入定。何以故?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何况得禅定。” 慧思大师特别重视止观，强调禅定修持，而修持禅定的最终目的在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立誓愿文》中，他立誓修禅解脱、得大神通力、弘扬大乘般若、广度众生的大愿。慧思大师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末法思想的人。他发愿写造金字《大品般若经》和《法华经》，特别重视《法华经》独特如来使精神。慧思大师感召了各地僧人纷纷慕名投奔，由此诞生了一批出自江陵或襄阳的杰出弟子，皆为名著一时的高僧，如智者大师，惠璀禅师，惠成禅师，慧耀禅师、慧威禅师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江陵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继承了慧思大师事业，并对慧文、慧思的佛学思想进行体系化总结，将大乘实相禅法和大乘般若智慧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将各种学说思想在般若慧观的体验中给予解明，进而构成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谛圆融”、“一念三千”的学说体系得以建立。代表了东土大乘气象佛教中国化历史走向，呈现出隋唐佛教兴盛的必然性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南北佛教成就的统一，与中国政治分久必合的步调几乎一致。

　　慧文大师、慧思大师、智者大师都是大禅师，天台宗思想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义学理论，但基础来源却是大乘实相禅观实践。这对天台宗的兴盛与崛起有着关键作用。相比之下，三论学术则偏向义学，尽管摄山诸僧也强调禅法，但他们传承的禅法与僧朗一系所传承的北方小乘禅法有很大关系，并不像慧思大师、智者大师那样对大乘实相禅有着彻底的实践。这一差异也影响了三论宗师在义学理论上的发挥，难与天台宗争锋。三论宗师更多是对经典的诠释，缺乏像智者大师那样灵活而创造性的义学发挥，《智者大师别传》记载，智者大师自大苏山初到金陵之后，受到了三论师的挑战，但三论宗师在具有大乘禅观和义学双重优势的智者大师面前，很快败阵下来。智者大师引领南朝禅风，三论师难望其背，就连吉藏也多次向智者大师致书请教，惜于智者大师临近暮年，吉藏无缘面受教诲。三论宗与天台宗历史命运巨大差异，充分表明，缺乏实践性的修证必定走不远，义学固然很重要，但离开了实践，就容易沦为空谈，必然遭受历史的淘汰。而天台宗有了大乘禅与智的有机融摄，佛教思想理论上推向一个令人叹为观止之完美高度，呈现出佛教中国化的大乘气象。

　　二、天台宗对禅宗的影响以及禅宗的大众化路线

　　另一方面，天台宗祖师对禅观实践的重视和提倡也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南朝时期，南方义学盛行，隋唐时期，南方何以成为禅学之天下?愚以为，慧思大师的南渡，对这一历史转折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记载：

　　“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

　　“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如实地反映了南朝佛学风气与实况。慧思大师义理禅定并重，验证因定发慧不虚之旨，所以南北禅宗，罕不承绪。这里的南北禅宗，并非日后强调顿悟成佛的宗派之禅宗。《续高僧传》作者道宣律师所处的时代，并不像我们后世人们意识想象那样对禅宗与天台宗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与划分。在《续高僧传》中，很多所谓天台宗的高僧具有禅师称号。 南北禅宗，罕不承绪简单而又深刻地道出了慧思大师是南北各方所公认的禅学宗师和领袖，同时也反映了南方禅学风气渐盛，改变了以往“至于禅法，盖蔑如也”的境况。慧思大师的杰出弟子所构成的荆襄禅师群体以及智者大师引领南方禅风也是明显的例证。可以肯定，慧思大师对南方禅观实践巨大的推动作用。达摩宗活动范围本在北方，到了第三代僧璨大师时，活动范围开始南移动，据浠水天然禅寺出土碑刻记载，僧璨大师晚年还曾抵达往长江流域一带的蕲州，或许，南方禅学之风的崛起，才使三祖僧璨有了南下以寻找合格弘法人才的想法。僧璨以下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正是处于这一地域，横空出世，开启中华禅学的黄金时代，整个南方遂为浓盛的禅风覆盖。从六朝至隋唐，南方佛学风气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大转化。考其历史缘由，慧思大师南渡，提倡禅学的实践，实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起点和序幕。

　　慈悲和智慧是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所强调的基本教义和宗旨。天台宗的崛起与历史贡献与其自身禅观实践密不可分，通过禅观可以开发自性般若智慧，因此，天台宗修持的实践性本质是智慧维度的一种展开。而禅宗的崛起与兴盛还与其大众化路线有关。达摩祖师初来中土，人未之信，故传衣钵以为信体。前三代祖师潜隐密行，等待时间因缘的成熟。到慧能时期，整个社会的佛教环境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大乘般若义学基本观点广为流传，人人皆可成佛的理念被各社会阶层广为接受，众皆知之，皆信之。有了这样的佛教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易切实、独辟新径的修行实践才能变为可能。经过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两大祖师的努力，中国禅宗逐渐发展壮大，双峰山和冯茂山两大道场拥有五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僧团，奠定了日后禅宗丛林制度的基础，从禅法特色上，更加贴切日常生活，重视般若。这些禅法特色被六祖慧能所继承，并有着进一步的发展。陈兵先生指出，禅宗的伟大，在于它以简易圆顿的履践之道，总持印度佛学的心髓，扎根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将佛法了生死出世间的极旨与中国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积极精神结合为一，高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旗帜，打破了佛与众生、出世与入世、生活与学佛、出家与在家的阻隔，开辟出一条任何人都可趋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证悟佛法的简易切实之道。而这些思想特点在《六祖坛经》中得到淋淋尽致的体现，六祖以后禅宗祖师同样强调平常心是道，道在日用之中等理念。这些都是禅宗理论大众化的重要表现，禅宗的大众化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诸如祖师亲自耕作，集体劳动，农禅并重，安居穷乡僻壤的山林，散布民间各个角落，保持了朴素敦厚求真务实的作风，与其他宗派贵族化色彩截然不同。武宗会昌灭佛运动中，其他宗派受到严重打击，而禅宗几乎不受影响，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可以说，禅宗大众化质朴路线对禅宗兴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实践性与大众化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天台宗的禅观实践代表智慧的话，那么禅宗大众化路线则可代表慈悲。智慧的获取离不开实践，慈悲化世则需要融化于大众。由于实践的层次不一样，所获取的智慧也同样不一样。付金才老师在《中庸的教育法门》根据人的不同根性，分别列举天道教育法门、世道教育法门、家道教育法门、技艺教育法门，但无论哪一种教育方式，不同程度的智慧和能力获取，总而言之都离不开各种学习实践。而各种实践性活动又不是孤立的，最后总要融入人民大众之中，出发点是为了普天之下众生的福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这个意义上，实践性和大众化本质上则可视为悲智双运维度的延伸和开展，从而具有了泛社会化意义，同时又不离佛教悲智双运精神要求。其实，传统的内圣外王同样代表了智慧、慈悲两层含义，同时也具备了实践性和大众化的内在要求。而通过实践性、大众化两大指标运用，则可将“悲智双运”、“内圣外王”等抽象理论具体化，与最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离开了实践，个人智慧和能力无从获取，更谈不上帮助别人，服务社会。离开了大众化，则容易滋生浮华，产生危害社会的不健康风气。例如，进入宋代，尽管禅宗优良的传统作风仍在持续，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端：诸如禅剎竞构宏壮奢侈之风，贪图身利温暖等贵族气息。云门宗的覆灭就与其脱离质朴路线，逐步贵族化有关。北宋中期以后，第一流的云门宗师纷纷被诏入宫廷或京师，享受各种优越条件，或入宫说法，或在王公贵族的簇拥之下，一时声势甚大。对此，苏轼则发出殆非浮屠氏之福也的感叹。最终结果确实如此，最大的危害就是使云门宗逐渐失去了质朴敦厚的山林气象而染上了严重的庙堂气，乃至宫廷化。云门宗进入南宋已经缺乏能够传法的宗门人物，心印法脉传承出断层危机，不久法脉断绝。与当时的临济宗安居山林，反省向上的蓬勃朝气形成鲜明对比，此后便有了临济儿孙遍天下的历史。

　　实践性和大众化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秦国本一落后国家，商鞅变法之后，国家命运与民众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全民耕战，与六国相比呈现出粗糙质朴的一面，最终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宇文泰设置府兵制，整合关陇各层力量，在作风上，与奢华的北齐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北周统一北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同样注重实践，走从实际出发，与广大民众相结合的路线，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性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可贵之处在于蕴含着一种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素朴精神。而只有朴素、质朴的事物才充满蓬勃的生机和力量，不仅仅国家兴衰如此，加诸乎人、事、物、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等，莫不如此。反之亦然，脱离了实践性和大众化的事物很容易走向衰败乃至灭亡，毋庸赘述。因此，讲实际，重实践、坚持大众路线，为社会大众服务应该成为我们个人、集体、乃至国家社会普遍的一种价值理念。曾几何时，我们因接受太多的有关实践、群众路线的理论宣传，反而对它们的本质属性麻木了。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和理性思考之后，才发现它们是如此得可爱和贴切。而强调实践、大众化(群众路线)则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因此，在内心深处，真得对老一辈共产党人产生深深的敬意。

　　(作者为武汉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