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读翟先生的著作，还是其他发表的文章或演讲文稿，我们能够看到翟先生一次次地悲叹“道术为天下裂”，针砭中国学术积弊，不竭余力地为中华文化“正名”——深入经典，贯通历史，立足当下，慨然以复兴内圣外王、道术（法）合一、一以贯之的大道为己任。赤子情怀，天然流露，每读及此，常令我深深感动。

过去十年中，翟玉忠先生先后出版十部专著（不含译著、编著），皆为此志，新近出版的《说服天下：<鬼谷子>的中国沟通术》也是如此。

本书上篇《本经阴符七术》主要涉及内圣之道、心力培养和修炼，中篇《纵横捭阖十二篇》为外王之用，阐释说服术的基本方法，下篇言大争之世的生存之道，探讨纵横家的历史贡献。内圣而外王，圆融一体。

《鬼谷子》这部奇书，长期被后世误解，诋毁、乃至攻击。在理论和历史实践双重层面，翟玉忠先生对此进行了有力地辨析和厘清。事实上，纵横之术非常重视内圣的德业修养，强调圣贤之道，纵横家的宗旨乃是救民于水火，扶急持倾，拯国家危难。因此，《说服天下》是一部为纵横之学洗冤正名之作。

言内圣之道，当然要从心地上用功。《鬼谷子》开篇谈到了五脏、九窍、十二舍与心的关系，心为总摄，这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有关身、心关系的论述非常相似。据此可知，中国古圣先贤早已认识到身、心不二的道理，并形成普遍共识，修“身”自然成为内圣功夫的起点。若不修“身”，则“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就背离了内圣之道。因此，诸子百家内圣之道皆强调修“身”。重视修“身”，自然就重视与“身”密切相关的人世与现实生活，或者说，修“身”之目的就是增进人世生活的幸福。这样的观念，形成了中华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特色，即从人道起修，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与升华，内外圆融一体，平衡而不偏废。

关于修身之道，道家主张从清静自然、清虚寡欲入手，使得身心康泰、盛神养志，追求天人合一的更高境界。这种传统修身之道及相关观念,有着广泛的历史影响。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从“静”“淡泊”“宁静”等词语中，可以发现鲜明的黄老思想痕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十章《道家与道家思想》中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 

从社会学角度看，《鬼谷子》所揭示的纵横之术是可操作的智慧凝练，而非玄学和厚黑学，在各种社会环境下具有普遍的实践应用性。尽管纵横家产于战国大争之世，但在后世有着广泛应用（诸如在谈判，公关、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暗合其术”，这就像一些人是天生的将才，尽管没有读过兵书，但打起仗来，处处“暗合兵法”，从而取得军事胜利。也如一些善根深厚的乡下农夫，尽管没有学习经典，但起行为处事，处处暗合天道。

每逢战争乱世，纵横之术往往被人高度重视。秦汉以降，三国纷争时期如此，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贞观政要•封建第八》所载李百药所上《封建论》云：“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时，乘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

南北朝纷乱割据时代，修学长短纵横之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隋末乱世也是如此，《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载其“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魏征六易其主而安然无恙，当与此有一定的关系。魏征其进谏时，“虽逢王赫斯怒（“王赫斯怒”语出《诗经•大雅•皇矣》，意为王对此勃然大怒——笔者注），神色不移”，或也得益于纵横术的心力培养和修习。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特定时空条件限制，若割断了纵横之术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纵横之学若被心术不正者所用，也会产生流弊。对于这一点，诸子百家都是一样的。用六祖慧能的话来说，即是“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法”。 翟玉忠先生指出，最早对纵横学说进行系统攻击的，是唐代柳宗元。柳宗元所作《辩<鬼谷子>》，是针对他的朋友元冀推崇《鬼谷子》而发，事实上，柳宗元也曾为另一位爱好纵横术的朋友——处士段弘古作墓志。

唐人没有像宋代那样将纵横之学视为异端，这是本质的差异。唐代陈子昂、尹知章、李白、崔宁、张浚等都修习纵横之术。其中，张浚更是因纵横之术而被重用、拜相。尹知章精通诸子百家，《旧唐书•儒学下》载：“其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由此可知，唐代社会，对纵横之学的接受程度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然而，精通老庄、管韩、纵横之学的尹知章在后晋时期成书的《旧唐书》列入《儒学传》，意味着宋朝以前的儒家并不偏狭。

宋廷以保守内敛治国，明确将纵横之学视为异端。《宋大诏令集》卷二〇九《政事六十二• 贬责七》所载《邢恕落职分司制》有：“敕：忠邪辨则内外肃，是非公则劝沮行。有国之经，朕何敢废。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新差知荆南府邢恕，师纵横之术，倡浮伪之辩。不思守道以来福，惟知行险以侥幸。”

以皇帝的口吻和名义所下敕文中严厉批评邢恕“师纵横之术”。可以说，宋朝对纵横之术的歧视和批判已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换言之，宋廷已经明确将纵横之学视为异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所载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其罪名也是纵横之术：“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由此可见，纵横之术已经被国家正统思想所不容。

这种现象既与强化皇权统治有关，也与宋代思想走向有关。苏轼曾作《谏论》，认为魏征的谏诤之术得益于纵横之术，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却是：“世或以东坡之论为不然”。那些进士出身、饱读诗书的士大夫肯定知道魏征学习过纵横之术，但他们不敢公开支持或不情愿承认。这表明，在宋代，知识分子只有批判纵横之术，才能表明自己 “政治正确”的态度，任何替纵横之术辩护的言论都会遭到打压，《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肯定苏轼的观点，指出史籍及诗文明确记载，魏征学习过纵横之术，并将此事记录在《能改斋漫录》。但《能改斋漫录》结局悲惨，有人诬此书“事涉讪谤”,遂被禁毁。

话说回来，宋代官员身处宦海，他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及其他社会人际关系时，肯定会考虑别人的态度和想法，不至于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在此过程中，不免会使用“揣摩之道”，以倾听别人的声音。而揣摩之道就来自《纵横捭阖十二篇》的《揣篇》、《摩篇》。批判苏轼的侍御史贾易难道就从来没有揣摩过圣意？《纵横捭阖十二篇》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这种价值不会因为宋朝统治者的压制而消失。纵横之学对于宋人而言，只能用，不能说。这与宋儒辟佛的态度手法是一样的——吸收佛教思想之后，再反对佛教，给人以怩怩作态之感。因此，宋代明确肯定纵横之学者，往往属于少数通达君子。宋代之后，纵横之学的社会处境也基本如此。

宋代城市、经济、贸易、手工业等非常发达，其士大夫生活也以“精致”著称，沉迷于奢靡的物质享受。而在思想文化层面，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指出，宋代的思想文化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僵化，并渗透到整个国家，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纵横之学在宋代的遭遇，就是这种思想走向的一种映射。这一历史过程，也是儒家作为正统思想被不断神圣化的过程，继而衍生出坚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理应以民富国强为宗旨，实施稳健务实政策，实干兴邦，而不能被某种教条思想所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具有历史高度的真知卓见。结合当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老路，还是邪路，本质上都是一种本本与教条。令人担忧的是当下的学术界、舆论界，这样的本本与教条时常暗流涌动——正确的发展道路来之不易，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作者简介：齐子通，武汉大学博士。）

（翟玉忠先生新著《说服天下：<鬼谷子>的中国沟通术》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当当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