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战役的对比分析认为，尽管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但实力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多算”，即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我们应将 “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实力论”国防外交思想，向“多算胜，少算不胜”的“智慧论”的国防外交思想转变。

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作”。对比研究《孙子兵法》与四渡赤水，我们惊愕地发现，四渡赤水简直就是《孙子兵法.计篇》的现代版，甚至让人觉得，似乎两位伟大的军事家在1935年的春天，冥冥中有一次精妙绝伦的神交。本文将按照《孙子兵法.计篇》的逻辑顺序，解读其与四渡赤水战役的内在联系，进而引申出国防建设“智慧论”的新观点。

一、五事七计

在《计篇》中，孙子首先讲到，战争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故此要对战争的五个方面“道、天、地、将、法”进行全面分析，然后从“主熟有道、将孰有能”等七个方面进行比较，就可以做到“吾以此知胜负矣。”

《孙子兵法》的这段理论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遵义会议后，红军新的领导班子调整了指导思想，即由原来的主要关注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主要依靠军事对抗来获得胜利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全面关注“道、天、地、将、法”等战争诸因素、并依靠诸因素组合（即七计）来获得胜利的军事指导思想。

比如，在“道”方面，由于贵州山区信息闭塞，老百姓对红军极不了解，故此红军首先通过各种民族政策，积极争取地方百姓的支持，营造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争取到百姓，就等于闭塞了国民党的耳目，让他们难以打探到红军的行踪。

在“天、地”方面，应该说贵州山区穷乡僻壤，加之天寒地冻、给养不足，对于红军极为不利。但山区容易隐蔽，河网容易隔断敌人，且红军在井冈山有多年的山区战斗经验，故此红军则化不利为有利，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来回穿插，迷惑敌人。

在“将、法”方面，这是红军的巨大优势，因为多年的井冈山斗争为红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并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打法。但是受博古、李德的冒险主义思想影响，红军放弃了这种打法，也搁置了一些军事指挥官。在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迅速地恢复了原来的打法，也开始重用一些优秀的指挥官。

全面关注和运用“道、天、地、将、法”诸因素，为依靠诸要素的组合，从“七计”展开全面斗争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从“主熟有道、将孰有能、天地熟得、法令孰行、民众孰强、士卒孰炼、赏罚孰明”等七方面的比较来看，红军总体处于绝对劣势，如果用现代战略规划的SWOT分析法来对比研究，红军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

“主熟有道”，这是红军的优势。蒋介石通过贿赂、拉拢、收买等手段聚集起来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并不是忠心耿耿。相反，红军从上到下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且团结一心。

“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炼、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这总体来说是国民党的优势。比如，红军正面的川军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一支部队，将领也都很有素养，故此，在土城之战中初次交手就让红军吃了大亏。而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在薛岳的带领下，也是很有战斗力的。更何况，国民党军队有20万之众。红军在实力上远远处于下风。而红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且人数又少，武器落后，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天地孰得”，应该说天地因素显然不利于红军，但是否能得天地之利，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密切。谁的智慧艺术高，谁就能“得天地之利”。可见，能否得天地之利，成为决定红军胜败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分析来看，红军唯有依赖于将帅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及如何充分利用“天地”等自然因素，才有可能取胜。

二、计利以听，乃为之势

在自己一方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天地”等自然因素呢？

孙子兵法讲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其权也。”就是说围绕有利因素来创造“势”，从而使有利因素借助“势”，在最佳位置、最佳时机快速释放，从而爆发出巨大的威力。

整个四渡赤水战役的展开就是围绕“天地”因素，不断地寻找势、创造势、发挥势的过程。

比如，当毛泽东发现由于情报有误而导致土城战役处于不利因素时，立刻下令一渡赤水，并炸毁桥梁，从而扭转了不利局势。当再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于赤水河西岸的时候，红军又悄悄地二渡赤水，摆脱敌军主力，在娄山关、遵义取得大捷，振奋了士气，也打乱了敌军的部署，逐渐占据了行动上的主动权。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在遵义一带全歼红军的时候，红军佯装在遵义一带集结，主力则悄悄三渡赤水，并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有意识地调动了敌人向长江一带聚集，使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地掌握在了红军手中，为后续的四渡赤水、暗渡乌江做好了铺垫。当国民党军队中了圈套后，红军迅速四渡赤水，并封堵乌江口岸，形成对贵阳城里蒋介石的包围态势。尽管当时国民党有20万大军在围追堵截红军，但贵阳城里却只有五个民团防守，根本不是三万红军的对手，从而使红军完全占据了战场主动权，为调动云南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写道：“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主动地位，就是“势”，越主动，势就越大，有利因素的爆发力就越大。四渡赤水战役深刻地揭示了《孙子兵法》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的哲理。

三、兵者，诡道也

    如何“为之势”？孙子指出，主要手段是运用“诈术”。所以孙子紧接着讲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争取主动权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诈术。如果说悄悄地二渡赤水只是一般的诈术，目的是为了摆脱当前之敌的围堵，那么三渡赤水并佯装北渡长江，就不是一般的诈术了，而是带有战略远见的诈术，即连环诈术。到四渡赤水之后，特别是对蒋介石围而不打，进而调动云南军队，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游刃有余的连环诈术。

为何毛泽东能高明地运用各种诈术呢？这是因为两个军队的视角和境界相差悬殊的缘故。国民党一方由于拥有绝对的优势，故此把战役视角聚焦在将红军消灭在赤水河一带，视角狭窄，境界较低。而红军一方，则将视角投射到了贵阳、昆明、和金沙江、湘西等更广大的范围，在指挥上以调动敌人、创造主动为着力点，境界高于国民党许多。

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造势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势，而是为了发挥势。如何发挥？孙子讲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即要把势扩大为胜利的果实，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四渡赤水战役是一个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整个战役制胜的关键所在。整个战役中，红军行动诡秘，反复无常，让国民党根本摸不准脑袋。如一渡赤水，国民党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红军却二渡赤水，在遵义打了个漂亮战；三渡赤水，国民党以为红军这下肯定要北渡长江，但红军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给蒋介石玩了一个别样的“空城计”；当国民党以为红军要北上湘西与二方面军会合，红军却大踏步西进，给国民党玩了一个大大的“声东击西”，为后来渡过金沙江争取了足够的时间，等等。

五、多算胜

    孙子在《计篇》的最后总结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是对全篇的总结，也是对战争规律的高度概括。即：尽管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但实力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多算”，即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时候尽管实力不济，甚至环境恶劣，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有可能获胜，如果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就可能失败，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味地凭借实力蛮干，则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

    四渡赤水战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战争规律的真理性。就整个战役来说，红军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在客观环境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红军却最充分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而获得了胜利。我们甚至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的结局，在红军决定三渡赤水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国民党后来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都在红军的“筹算”之中，也为红军所利用。可见，“算”在战争中的神奇作用。三年后的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书写了光辉的《论持久战》，这也是一种“筹算”。这个筹算范围更大，眼光更远。这个筹算，也再次证明了“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真理性。

六、《孙子兵法.计篇》对当代国防外交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孙子兵法.计篇》有一条主线：因为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综合考察和利用一切内外部相关因素，创造和利用各种优势，出奇制胜，以弱胜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国防外交政策，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防外交策略，不出头，不结盟，埋头进行经济建设，总以为只要自己实力强大了，自然就不会遭受外敌侵扰了。为此，我们甚至就一些主权问题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

从30多年的发展历史看，这种国防外交政策，确实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却没有带来更大的安宁，相反却群狼四起，危机重重。何也？核心在于这是一种单纯的实力论，认为实力增强自然无所畏惧。通过《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的对比我们看出，博古、李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处于劣势的局势下，单纯的实力论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的失败更告诉我们，在处于绝对优势的局势下，单纯的实力论也是没有出路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即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

那么，我们应如何调整我们的国防外交政策？《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告诉我们，要从“实力论”转向“智慧论”。其实美国就是这样，他们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实际就是智慧。但我们的“智慧论”不是一种巧实力，而是孙子兵法的大智慧。

毛泽东是运用这种大智慧的高手，四渡赤水是他的经典案例，而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也同样如此。建国之初，他出人意料地出兵朝鲜，打出了国威和六十年的和平；随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勒紧裤带发展了原子弹和导弹，给中华民族打造了一把核保护伞；再后来，在全世界反殖民革命的浪潮下，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给中国争取到了最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等等。这些都是“智慧论”的经典案例，对于当今我国的国防外交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国防外交的“智慧论”是极具威慑力的。美国人曾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怕中国军队“智慧化”。

国防外交“智慧论”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畏惧一切力量”的智慧自信。四渡赤水如此，抗日战争如此，抗美援朝也如此。这种智慧自信来源于我们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又根植于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孙子兵法》、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海洋中。所以，弘扬《孙子兵法》和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和军队对于中华民族的智慧自信，是扭转我国国防外交困局的根本所在。唯有这种智慧自信的树立，我们才能淋漓精致地发挥我们的智慧潜能，大胆创造，续写“战无不胜”的神奇。

作者简介：

张泰玮，全胜哲学创始人，全胜经营模式创始人，中国孙子研究院兼职教授，深圳市孙子兵法研究会培训中心主任，深圳世纪华咨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