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教授新著《中华文化得跨文化讲述》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7月出版）

编者按： 2017年10月20日，《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丛书的新书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是此丛书之一部。这是河北大学哲学系教师孟晓路先生在田辰山教授《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一书座谈会上的发言。作者文中提到得学俊先生指的是《第二次启蒙运动与中华文明的自我再发现》的作者学俊老师。

安老师、田老师、各位同道：

随喜两位先生三部大著的出版！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各位在一起探讨学问！

刚才柳新兄与学俊先生讲得都非常好，有许多共鸣。先就李学俊先生第二次启蒙的话题说一说我的想法。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第一次启蒙的实质与后果。第一次启蒙之实质是中国文化热，即以中国文化启明蒙昧的中世纪西欧；现代文明是中华之子，且是中华之逆子，现代文明实根于中华而误置于希腊。这第一次启蒙就不仅是李学俊先生所说的不成功，更是误入歧途！启蒙的结果是为祸世界，人类与地球行将因此而毁灭！那么为什么启蒙误入歧途了，为何这样好的中华文明却生出了一个可怕的逆子？我觉得学俊先生所说中华学术传过去得不全比如《管子》《墨子》等都没传去不是主要原因，我想到了两条：其一华夏的见性精神不好把握，西夷将见性学成了纵欲。从表面看，禁欲是一方，见性与纵欲是另一方。当启蒙运动者将华夏拿来去反对禁欲的耶教文明时，因为根本不知道还有远远超于禁欲与纵欲之上的见性这回事，也就很自然地将华夏的精神理解成禁欲的反面了，也就是纵欲！这就是纵欲主义的现代世界的来源和根源。其二启蒙时代传过去的是有问题的中学。我们传过去的儒学（在传过去的学问中儒学是主要的）是宋明理学以及宋明理学家所解释的经学，宋明理学和宋明理学家所解释的经学是有问题的，已经是一个儒学的歧途。宋明理学出的问题里有一个主要的，这就是在缘起说上落入了断见（通俗说一死百了谓之断见）。作为宋明理学好学生的近代哲学（哲学是近代事物，实非源自古希腊，以后者乃子虚乌有也。与中土诸子一样，哲学亦乃经学之流失；哲学者，欧产之子学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就全是更加彻底和明目张胆的断见！断见正是拔无因果及时行乐之纵欲主义的亲因！在我们这里出了一些问题，传过去以后，在那个有毒的文化环境里放大了，癌化了；也就是说在中华是差之毫厘，在西方就导致了失之千里的结果。这样就把我们非常美好（合理中道）的中华文明学成了一个纵欲的将要把人类引向毁灭的现代文明。我们把问题找到了，那么这第二次启蒙我想我们就应该把真正华夏的精神、礼制以及真正的中学介绍到西方去，用华夏的精神制度和真正的中学先教化我们自己，然后再教化全世界，教化天下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我们重新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华夏，什么是真正的中学。今日中国学术文化已深度殖民，从上到下久已丧失了以中国世界观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全在西方的世界观里讨生活！所以就像学俊兄所说的那样，第二次启蒙首先要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即是要从中国知识界开始。先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契入华夏的精神，契入真正的中学，由此而汇成整体性的知识界的共识，再进一步落实到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去，最后必然为天下所归往所取法，华夏文明从而泽被世界，大同天下因此而实现。以上是对第二次启蒙的一些想法。

下面要谈第二点。田老师的大著亮点很多，除了上面有关第二次启蒙的提倡之外，引起我很大共鸣的还有一点，就是书中对于辜鸿铭先生的高度评价。田老师认为辜鸿铭先生是中西交通以来，对中西方文明认识最清楚的一个人，至今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辜先生。这个论断我是同意的，这也标志着田老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认识上所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天或者说在近一两百年当中，对于天下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大体有三种类型的认识。第一种就是西方中心论，这是近一两百年来的一个最主流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第二种认识是文化民族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在今天有不少的先行者已经走出了西方中心论，虽然我们整个学术界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他们还是西方中心论者，但是学术界有少数人已经走出西方中心论，站到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个立场上，今天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契入了。第三种认识就是我说的夷夏正见，也就是刚才柳新兄所说的这个对夷夏观的提倡，这一种契入的人还非常少。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推崇辜鸿铭先生？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还能够坚守夷夏正见的非常少数的人之一或者说是唯一。其他人比如张之洞已经松动了，已经要放弃中学的道德在与他国关系领域的适用性，只在中国国内作一个君子，在国际之间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要尚力，我们不讲道德了。这是辜鸿铭先生完全反对的，先生主张不管是个人生活、国家治理还是处理天下族群的关系，在这些领域都要全面坚守道德。这是辜先生非常非常有智慧也是非常让我们钦佩的一个地方。另外辜先生在当时所提出的中国应对西方的路线其实就是洋务派路线的一个最佳版本。其精髓就是学习西方的科技时不要变动而是要坚守我们的政和教，只学习西方的科技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刚接触西方的时候，还保持着清醒，所以它最初的这种应对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最正确的应对方式。到后来我们越来越被失败引起的情绪冲昏了理智，就一步一步地要放弃我们的政教，放弃我们的学术，甚至放弃我们的文字！我们在应对西方的过程当中走了很多弯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辜先生他们这一代指出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复兴我们的学术，复兴我们的政教，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推进科技的现代化。我们今天推崇辜先生，就是因为他能够不动摇夷夏观的立场。我觉得田先生能够给辜先生这样一个高度的评价，也可能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吧。他与辜先生都有多年在西方生活求学的经历，所以容易与辜先生有共鸣。但是这肯定表示着，田先生在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上所达到的一种高度，能够这样推崇辜先生真得很不容易！

第三点有关鞋拔子说。这是安先生与田先生都提倡的一种说法，我还是在一五年第一届河北儒学论坛上听田老师说起这个学说，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共鸣。在今天我们在文明关系上要复兴夷夏观，在学术方面我们要走出西化，后者是前者在学术领域的落实。在文明观上能走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比较多，但是能够认识到我们现在这种学术态势是深度西化又走出西化意识的人就相当少了。因为学术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有走出西化的意识就更加困难。那么这个鞋拔子说就彰显了今天中学研究方法的不合理性和荒谬性，也给我们指出了走出西化的这种正确方向，成为走出西化的契机和动力。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赞叹。在文明观上我们要意识到华夏正见，在学术观上我觉得也要有整体性的意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和印度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中国和印度在西方人之前已经有一万年几万年的从事学问的传统，它的学科体系完全不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哲学宗教科学文艺的这样一个体系，印度有五明的体系，中国有经史子集的体系。这是他们在几千年中，当西方人还没有学问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采用的范式。这个学术范式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它用学科体系可以做最好的代表。因为一个学科就是学问的对象方法和内容的结晶体，所以用学科体系来代表学术范式是最恰当的。我们中国人和印度人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说中国人和印度人各有另外一套从事学问的范式。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意识。那么田先生和安先生的鞋拔子说，就在我们走出西化的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是我们达到关于学术范式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如果能够意识到学术范式问题，我们才能在学术观学术研究上真正彻底走出西化！也就是我们不要再从事哲学科学宗教乃至文艺的研究了，不要再说我们有中国经济学啊、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啊，这些都是西方的学科体系，在这里边用这个体系发言，我们对中学的认识不可能真正走出西化，我们只能还停留在很大程度的西化里边，不可能彻底走出。只有我们从治学术这个框架的整体上，放弃了西化的框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西方学科体系这个框架，真正地用我们原有的经史子器的框架去看待我们的学问，去做我们的学问，甚至在共业里边落实为学院的设置，我们设立经学院、史学院、子学院和器学院，在那里边进行完全中学范式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说，我们对中国学问的认识真正彻底地走出了西化！

第四点我非常赞同田老师关于保守主义也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田老师的观点大概是说中马同构，这二者与自由主义对反。所以对待三个主义的策略就是中马要联合，然后共同来对付自由主义。我不知道概括的是不是准确？要是不准确地话，那就是我的观点。我对这三者有一个用《论语》里的一句话来做的比喻。子曰：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那么我们就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是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鲁，中华文明是道。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反对者，但是它没有完全地反出西方文明。反掉了一部分，还剩下了很大一部分。中华文明是处在一个跟资本主义西方文明对反的立场上，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有一部分象中华文明，另有一部分象资本主义文明。他虽然主观上要对资本主义作彻底批判与否定，但是事实上还保留了很多资本主义那方面的因素，比如对工业文明的迷信它就没有能反出去。刚才学俊先生也说了，我们中华文明是以工为辅以农为主的生态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中华文明是有明确的生产方式属性的，工业文明这样一个无限度增长的将要把人类带到毁灭的生产方式一定不是中华文明里边的应有之义，中华文明一定不接受这种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反出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都是以工业文明为其生产方式的基础。比如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里，只有依靠高度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人才有闲暇去从事学术研究，去从事各种自由自觉地活动。那么我们今天的传统学术界其实对这三个主义的关系都搞反了。毛主席说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朋友，传统文化界在敌人和朋友的认识上都弄反了。本来中华文化也就是保守主义应该与马克思主义联合，应该认马克思主义作朋友，结果他们很多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应该认自由主义为敌人，结果他们大多是亲自由主义的。甚至今天很多大陆新儒家保守主义派里的那些人，他们思想的底本其实是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以自由主义为朋友了。他们多数人都是从自由主义这边转过来的，从自由主义转到了儒家。所以他们思想的底色和基本框架还是自由主义，他们给中国设想的制度和道路是以自由主义为底本的，只是在表面上在上层用儒家做了一些修饰。认清朋友和敌人非常重要，只有摆正了三个主义的关系，儒教和中华文明才能够不内耗不走弯路迅速顺利地复兴！能够对这三个主义有这样正确的认识，这也是我非常佩服田老师的地方。

还要说一点商榷的内容。这也是安老师和田老师的一个中心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用一多不分来认识中国文化，对此我有一些不同意见。用一多二元去认识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这个是我非常赞同的。所谓的一多二元对立就来自于耶教的上帝自无创世说，在一多二元里是有一个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它是分级的，上帝处在比我们现在所处世界更高的一级。然后呢，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下级的东西是割裂的，万物是找不到跟上帝的任何联系的，也就是说，人和上帝之间万物和上帝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叫外在超越，这种认识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中华这边是不是就是不分级的，所有存在都完全在一级里边呢？就是这个一多不分里边没有级了，所有的存在都在一个层次里头了，不再有高下之分了。我的认识不是这样的。中华的宇宙观或者叫本体论，确切而言，我们中学的名词叫缘起说，它是分级的，详细的框架分作五级，简略的框架至少要分三级。就不仅仅是近代本体论框架里边这种本体和现象的区分，唯心唯物二元不可知其实都是分成了本体和现象这两级。我们中学不仅仅是要分这两级，而是至少要分三级，非心非物的本体之下有心，心之下有物；按西方的框架就是上帝灵魂与物质。简略的框架分三级，详细的框架是五级：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太易（未见气者也），有太初（气之始），有太始（形之始），有太素（质之始），然后第五级是万物。全是五级，五级说是我们中学的本有之义，存在是分级的，不是只有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万物的层次，这之上就没有了。易纬乾凿度就说：乾坤安从生？有形生于无形。是还有四级我们凡夫都看不到呢！在我们能看到的世界之上还有凡夫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中学的形上学为什么与西方的形上学不同呢？西方形上学是错误的，所以现象学就反出了西方的形上学，他们就把本体砍掉了。这是西方人的理解和做法。我们觉得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不要放弃形上学，我们东方就是这样。东方古人用修炼的方法发展出了凡夫所没有的认识工具，依此认识到了平常人认识不到的更加精微的级和层次，那就是我们现处的这一级之上的另外四级：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这都是圣人用他的精微认识工具（佛法名五眼又名妙观察智）用他大明的心光所发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东方的形上学是确然成立的，西方的反形上学只能反掉他们西方那种语言形上学，那种假设悬想的形上学，我们东方的形上学是性境的形上学，是行证的形上学，这是反形上学所反不掉的，因为这是事实！这是圣人用他们修出的凡夫所无的认识工具所看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果有了这种精微的认识工具，看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就是东方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在中学发现了五级；我们在印度学术里还是发现了五级，在数论里是五级，在梨俱吠陀无有赞歌里也有五级；那么在正教里边还是五级！所以我们要去发现正教——正教是基督宗教的正传，我们对基督宗教的理解完全被天主教和新教所误导了，基督教的正传基督的核心的真正的精神在正教里边。正教在很久以前早已放弃了自无创世说，在十四世纪它出了一位划时代的大神学家名帕拉马，它提出了本质大能说。此说认为上帝是从其能量里而非从无里创造了万物。那么上帝本质（一级）上帝能量乃至灵魂本质（二级）灵魂能量（三四级）身体（五级），还是五级。我们在中国印度西方这些最高深最正统的学问里边都能发现五级，所以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谓东方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如果有这种精微的认识工具，就能够发现同样的事实。正教就是有这种精深的修行，他们有耶稣祈祷，就跟我们东方的念佛是一样的。通过耶稣祈祷这种一以贯之的千余年所传承的方法，就能够证入一神之光，亲见真理。总之，形上学是可以重新考虑的，我们可以反对西方的形上学，但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正确的可以确然成立的形上学不需要去反对，反而是我们需要去弘扬的？所以对后现代我与两位先生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后现代有值得推崇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很大的弊端。这就是放弃了形上学，认为我们现有的现在所见的就是一切，这之上没有了，这之后也没有了，把天否定掉了，把比现象更加根本的本体否定掉了，这个弊端很大，甚至比西方那种错误的形上学的弊端还大。所以后现代与现象学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与前现代现代与形上学真是一对难兄难弟！百步与五十步而已。我们东方的形上学不是西方这种应该反掉的形上学，不是西方这种错误的形上学，也绝不是现象学！所以它跟现象学和西方的形上学的距离是差不多的，我们处在中间，这两者各处在两边一偏的位置（其中西方形上学与中学稍近）。我不知道我理解地对不对：在两位先生看来中学基本上是在现象学这边。

就说到这里吧，有不妥之处请两位先生多多包涵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