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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不能脱离中华文化背景理解《大学》三纲及“定静”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4-01-31

魏晋以后,印欧文化的佛教大规模进入中国,学人开始以中国本土文化比附佛学。甚至以佛教为标尺,认为老子、孔子之学,远不如印度佛教。玄奘法师不愿将《老子》译成梵文,是害怕被印度人耻笑。章太炎说:“六朝人多以老、庄附佛法(如僧佑《宏明集》之类),而玄奘以为孔、老两家,去佛甚远,至不肯译《老子》,恐为印度人所笑,盖玄奘在佛法中为大改革家,崇拜西土,以为语语皆是,而中国人语都非了义。”【1】

至宋明,以中学曲为比附佛学发展到顶点。理学家表面上斥佛教为异端,实则以佛理——特别是用禅宗“悟后起修”之理解释《大学》《中庸》等,导致本末颠倒,内外割裂,流毒至今!

本文以《大学》三纲及“定静”为例说明:只有将《大学》这类先秦经典放回中华本土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方能一睹其本来面目。

一、三纲本义

三纲是《大学》开篇的总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大学章句》将“明明德”作为成就大人之学的起点,终于“止于至善”。这完全是颠倒本末,因为“明德”是先秦一个重要概念,意为崇高的德行、恩泽、事功,明明是“大人”之行的终点,怎么成了起点?

东汉郑玄清楚地将明德解释为“至德”:“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礼记正义》)

《尚书》多次出现“明德”一语,多代表了古代治理的最高成就或最基本原则,里面有具体的政策方针。“明德”绝不是《大学章句》所说的心之本体、本心:“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明末清初学者陈确(1604-1677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本体’二字,不见经传,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失去“本体”,宋明理学大厦的根基就被掏空了,所以连陈确的同门黄宗羲也不敢认同陈氏这一主张。

《尚书·康诰》是周公以成王名义,册封周文王的儿子康叔于卫国时的诰辞。其中提到文王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明德慎罚”,强调德刑并用,礼法并行。《左传·成公二年》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

根据《尚书·康诰》,“明德”大体包括:“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三项政策,即保障扶助弱势群体,任用那些应该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

又因为《尚书·康诰》有“作新民”一语,宋儒干脆将“亲民”改成了“新民”。《大学章句》:“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这是妄改经典!因为康叔被封时在周公摄政第四年,平定管蔡及武庚叛乱之后,且被封之地为殷人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叛乱的中心。康叔当然要改造好殷民,使其成为周的拥护者和建设者。这才是“作新民”的本义。

“亲民”是先秦的一个习惯用语,也称“爱人”。但光“亲民”“爱人”是不够的,还需要“武”和“刑”,以强硬手段使百姓服从法制。据《说苑·君道》,周成王曾告诉第一任鲁公,周公之子伯禽理国之道,除了折节下士,选择贤能,广泛纳谏,关键要文武并用,建立威信,让百姓既亲近政府又遵从法制。“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

《韩非子·饰邪第十九》认为治国要“明法亲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越王勾践,他是怎样“亲民”、“爱人”的呢?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战败的越王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后,自己耕作,夫人亲手织布,吃饭未有荤菜,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不难看出,只有“亲民”,才能“明德”,哪里是什么“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呢?

“亲民”的起点是“止于至善”,在日常人伦中行善。这里的“至善”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办法、路线。《管子·幼官》中有:“至善不战,其次一之。” 是说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能胜敌。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埋藏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学者多认为其中的儒家竹简与思孟(五行)学派有关。郭店楚简《五行》是比《大学》更为基础的思孟学派文献,其开篇指出,仁、义、礼、智和合称为善,这是世间之道,人道;仁、义、礼、智、圣五者和合称为德,是天道,至道。并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可见,“止于至善”不可能是《大学章句》所说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同样出土于郭店的格言集《语丛三》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这里的“善”显然指人伦日常之善,不是什么“无一毫人欲之私”的最高境界。“止乎其孝”,即《大学》中的“为人子,止于孝”。文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大学》要求我们从日常人伦开始(止于至善),通过治民实现社会治理(亲民),最后达到明德大行、“明明德于天下”的境界(明明德)。朱熹的解释脱离了先秦时期中华文化的背景,致使《大学》修证的本末次第被完全颠倒,违道远矣!

 二、定静本义

大学之道不仅表现在三纲外王、外用方面,也表现在内圣、内养方面。所以《大学》在三纲后面接着阐述了智慧的修行次第,是从“知止于至善”开始,称为“知止六步”——由知而行,“止于至善”是内圣外王的重要环节,“知止六步”包括:知止(于至善)-定-静-安-虑-得(义理、智慧)六个层面。文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最后《大学》强调了掌握修行次第的重要性:“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人作为人,其修身起点都是人伦之善行。朱熹将“止于至善”作为“天理之极”后,意识到大学之道的内圣修养面临着从“天”而降的尴尬。于是他干脆将《大学》三纲砍掉一纲,变成两纲,以“明德”为本,“亲(新)民”为末。这样就解决了“止于至善”既是外王之末,又涉及内圣之本的矛盾,只是他显然忽略了“知止”的“知”字,“知止”是在心地、思想上认识“止于至善”之理——《大学》文本被解构得漏洞百出,成了一笔糊涂账!《大学章句》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所以,朱熹对于内圣修行“虑而后能得”又矛盾起来。既然“知止(于至善)”为始,已经达到“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境界,何以最后还要“得其所止”?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这等于在说“本”就是“末”嘛,何必又大费周章区分讨论什么本末!《大学章句》这样解释内圣次第:“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误读“止于至善”,导致朱熹进退失据。比较起来,郑玄注“得,谓得事之宜也”反而更贴切,因为得事之宜,是一种圆融的智慧境界。《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篇》在论心的功用时,与《大学》内圣次第相类,特别是其中关于志(定)、虑、智(得)的解释,文中说:“所以任(任,使、支配——笔者注)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实际上,《大学》的内圣次第同《五行》一样,也是讲善行、智慧、安乐三位一体的人生大道。如《大学》所示,善行就是在人事中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定静的真功夫就在其中。《韩非子·喻老》一言以蔽之:“不离位曰静。”这才是真正的大定大静。

另外,韩非的老师荀子从心地上论定(虚一)、静,值得参考。荀子认为虚一而静为入道之门:“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臧,通“藏”,贮藏——笔者注)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偷,松懈——笔者注)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剧,烦乱——笔者注)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篇》)

有人以佛教止观、乃至四禅八定解释《大学》内圣诸次第,离圣贤大道远矣——源于印欧文化的佛教重在出离心,源于中华文化的《大学》重在入世心。看不到二者的本质区别,空谈兼通儒释,真是骗人骗己,误国误民!一个人哪能同时既下山,又上山,真是荒唐!一个国家哪能同时既抓治国理政,又抓升天成佛,更是灾难!

《大学》八目实际是对外王三纲和内圣“知止六步”的另一种表述。所以在八目之后,《大学》再次强调次第的重要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厚指“本”——笔者注)者薄(薄指“末”——笔者注),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八目与三纲、知止六步的对应关系图示如下:

关系图.png

据《礼记•缁衣》引孔子语“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我们知道“格物”指寻求物理人事的规律。【2】不是如《大学章句》解释的那样,类似佛家开悟的境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格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止于人道之善,知晓人事的规律,所以“格物”与“知止”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最后的“明明德于天下”,实际就是平天下。中间诸条目的对应关系不特别紧密,但二者内圣外王的一贯逻辑都是清楚的,反应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对于西方文化“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信仰与理性知识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中华文化显得何其宝贵啊!

在越来越世俗化的当代,我们向世界宣讲中国文化正当其时,但前提是要把先贤经典本义讲清楚。若如过去一千多年那样,一味按印度佛教或西方哲学观念曲解经典,不仅会伤害中华文化,也将使我们永远失去贡献全人类的机会。

过去十年来,我和我的合作者写了两三本书,用以阐发《大学》《中庸》的本义,拙著《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3】和付金财先生的《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4】,特别值得学人参考。

与新疆友人史前进先生谈及《大学》修行,他建议我作文“解大部分人的疑惑”。可能以前的文章立意仍有未尽处,故作此文以寄之。

万变世界中有不变之理——中外古今,乾坤不老,大道不变,诸君知否?

注释:

【1】章太炎:《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2】翟玉忠:《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二),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第300~301页。

【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4】华龄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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