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5月20日至21日，六经书院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东城雪莲亮点文创园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5月20日所作的主旨报告。
在印刷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获取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并不难，但系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却十分困难。 为何这样？首先是内部因素，在近代门槛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已经崩溃了。诸子百家是经学的支流，“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先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割裂经学与子学，经学成为有源无流的一潭死水。后又有宋明理学引佛入儒，“独尊儒术，表彰四书”，经学佛教化、子学异端化。所以1840年以后，面对排山倒海而至的西方文明，学界选择了“西是中非，以西释中”的学术路线，成为毁灭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从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算起，这一学术路线统治中国学界整整百年。因为“以西释中”已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普遍的学术范式，所以我们在肯定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基础上中西互鉴，坚守“返本开新”的学术路线变得格外艰难。如今，中国几乎所有学者都坚持“以西释中”，我们是不是要跟着他们跑呢？显然不行。早有学人注意到，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如果放弃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连消化西方学术的能力都会失去的，只会被西方同化和征服。1935年，经济学家刘絜敖总结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写道：“凡此种种，皆足证明在吸收外来文化之前，先须有一种建设本位意识的预备工作，要是不然的话，则告人未有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所征服的！这是我们谈本位文化的人和想吸收欧美文化的人所最应注意的一点，所以我愿意在此地郑重下一个警告！”【1】刘絜敖的警告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过去三十年“国学热”越来越“热”，但今日国学研究整体上并没有脱离胡适“西是中非，以西释中”框架——特别是大学学者积重难返。这些所谓“国学专家”习惯于脱离经典，想入非非，构想他们千奇百怪的“国学理论”。他们甚至可以不提及古典政治学黄老、法家，就下笔万言大谈中华治道，真是荒唐！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交流平台，体制外学者即使能摆脱“西是中非，以西释中”的束缚，也常常陷入以管窥豹，玄而又玄的困境。他们研究了某一本书（如《易经》《论语》《老子》），就以为找到了普遍真理，研究了某一方面的学问（如中医，甚至是印度来的佛教），就变身国学专家招摇过市。笔者不否定过去百年西学和国学的研究本身。正是对西学的研究，我们引入了马列主义，它成为我们凝聚国力、开启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国学的研究，我们对两汉经学、程朱理学、民国学术的阶级属性认识更加清晰，驱散了蒙蔽优秀传统文化的迷雾，复兴中国文化的大势，至今方兴未艾。我们所要做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厘清到底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全面复兴中国本土学术体系。要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至少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包括折中百家，表彰六经；沟通古今，统合中西；天下合和，再造文明。一、折中百家，表彰六经 汉武帝文治武功，为一代雄主。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政治上确立了经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影响后世中国达两千多年。人类历史上与此相当的事件，恐怕只有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汉初国内外政局复杂，为“大一统”打造政治认同，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给传习经学者开利禄之途。没想到却割断了经学与子学间的源流、母子关系，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诸子百家之学的沉沦，二是经学的僵化与繁琐化，西汉后期甚至玄学化为谶纬之学。我们今天整理经学，首要的一点就是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到“折中百家，表彰六经”，恢复经学与子学的有机联系，以子证经，以经明子，让中华学术体系的核心经学、子学得以完整呈现。呈现的具体成果我们归纳为孔门四科之学。从孔门弟子的四种个人专长到四类学术科目，这是我们的创新。目的是让学人“宗经”，通经典，明常道，认识宇宙人生的整体普遍规律，防止盲人摸象，将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认作全体。孔门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起统领作用的是文学，即经学，其他三科包含着中国文化道（德行）、名（言语）、法（政事）三大部分，它们形上形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所以，我们主张人们学习“孔门四科”，不主张传习一本书，或一方面的学问，这样才能得中国文化的全体大用，否则很可能走上独尊一家，以偏概全，空疏无物，玄而又玄的歧路——这是过去两千年历史的惨痛教训！二、沟通古今，统合中西 《庄子·天下篇》反映的是内在修养之学（内圣）与外在事功之学（外王）尚未割裂时的中国学术本来面目，弥足珍贵。作者将学术分为宇宙人生、内圣外王的整体学问“道术”，和反映“道术”某一方面的诸子百家之学“方术”——二者并非对立，诸子百家中也有“道术”的重要内容，是“道术”沿某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术”在哪里呢？除了历史上传下来的礼仪法规，主要在经学与子学中。文中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官员——笔者注）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今天，《庄子》所说的“旧法、世传之史”我们已很少看到，幸好经学和子学流传了下来，所以研究内圣外王之学非通过经学和子学不可。特别是经，是子学的母体，中国文化的源头，必须珍视！经者，常也。经学是常道、宇宙人生方方面面的自然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如同西方不能抛弃诞生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基督教和牛顿力学，我们也不能弃经学如敝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清楚经学和轻重术阐发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懂得价值规律在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去七十多年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经学，规范了从上古至今的文明发展道路，锚定了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中国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是国人人文价值和政治经济模式的基因，也是21世纪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经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经线，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理解了经学，才能理解21世纪的“中国特色”——从社会生活方式到政治选举方式都是这样。在经学沟通古今的基础上，有了孔门四科这个文化主体，我们才能站在自己的价值视角上睁眼看世界，才能真正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统合中西，开中国式现代化之新。过去近千年来，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去道德化，不仅政治经济制度是去道德化的，其学术体系也是去道德化的。以古典经济学为例，它认为“个人私欲的种”可以开出“社会公益之花”。资本主义经济史表明，这根本不成立，私欲绝不会“自然”转化为公益。而中国道德化的政治经济理论无疑可补西方学术之不足——我们要在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类新文明和学术新规范。三、天下合和，更新文明 创造如中华文明那样实现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范式，不仅要汲取西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也要深入研究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近年中国学者对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就有交流。2018年以来，由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巴哈塔尔遗址的挖掘证实，4800年前巴哈塔尔相关文化层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2】但从大历史角度看，印度古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相当复杂。除佛教外，印度丰富多彩的文化并没有在东亚生根发芽，印度教在中国诸多地区（如福建泉州）只是昙花一现。即使是佛教，宋以后也只有高度中国化的法门（如禅宗和净土宗）发扬光大。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相当成功，正是通过中国化，佛教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但中国文化在借鉴佛教方面却不是很成功，因为宋明理学引佛入儒，以禅解经，结果《大学》《中庸》之类经典被佛化了。若不是《五行》《性自命出》等问世，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中国文化积善成德，先“止于至善”，再“亲民”，最后“明明德”的修养次第了。总之，我们要审慎对待中印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再不能走“以佛释中”、“以西释中”的旧路、邪路，过去一千年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二者都是在否定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引入印欧文化，但宋明理学“以佛释中”只否定了儒学之外的诸子百家，并以佛教精神解释中国经典；而现代学术“以西释中”近乎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全盘引入！只有不失自我，我们方能建立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不是戴着西学的有色眼镜，而是真正“睁眼看世界”。全球化时代呼唤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认同，中国人习惯于超越种族、信仰和边界，从整体天下的角度看世界。可以预料，中华文化这种包含万有的精神，将为合和世界不同文化、更新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总之，我们在要孔门四科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本土学术，在中国本土学术的基础上汲取别国优秀文明成果，为建立生生不息，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新文明提出中国方案。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的使命——我们将为此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注释： 【1】刘絜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汤惠生等：《在印度河谷遥望河湟文化》，载2021年4月16日《青海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