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个顽固的习气：逛书店。

即使在海外，也要去汉文书店走一遭，搞得当地朋友到处去问警察--这个习气恐怕难以改掉了。

逛书店，除了博览群书、购买研修所需的书箱，重要的是了解当代人的思想、学术动态—后者更为重要。

若说逛书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学人太傲慢—无所敬畏，尤其不知敬畏圣人之言！

有一次去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发现台湾一位知名学者刚刚出版的《儒门修证法要》，里面一会儿论儒、一会儿论佛、一会儿论道。

言之凿凿，大师气派，却又云山雾罩，让人不得要领，我不禁想写这篇文章了。目的是告诉大家：现代人更要敬畏包括《六经》及诸子百家在内的经典、圣贤之言。

《荀子·劝学第一》论学习的方法与目的终始时，要求学习科目要从读经开始，以《礼》经结束，学习的目的是成圣成贤。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1、 究竟什么是“三畏”

“畏圣人之言”，语出《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上面引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如所有语录体文本常具有的负面效应一样：一句简单的话，却被诸多人误解。特别是对于“大人”的解释，最容易出偏差。文中“大人”并不单指地位高贵的人，主要是指有道德成就和智慧成就的“大人”“成人”。【1】

比如杨伯峻先生（1909~1992 年）的《论语译注》，尽管提到先秦对有道德的人也叫“大人”，但依旧将之解释为“在高位的人”“王公大人”。他说：“ 古代对于在高位的人叫‘ 大人’， 如《易· 乾卦》‘利见大人’，《礼记·礼运》‘大人世及以为礼’，《孟子·尽心下》‘说大人，则藐之’。对于有道德的人也可以叫‘大人’，如《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这里的‘大人’是指在高位的人，而‘圣人’则是指有道德的人。”【2】

因此，杨先生将整段话解释为：“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语。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怕它；轻视王公大人，轻侮圣人的言语。”【3】

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特点是“选贤与能”，所以“大人”自然包括政治地位高与道德修为高两重含义。不过联系前后文，我们能看出，“畏大人”没有后世所谓的“是官当敬”之意。这里孔子是从敬畏的层面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道理—“畏圣人之言”，并敬畏圣学，是穷理的基础；“畏大人”，以道德成就的人为榜样去修习，是尽性的基础；“畏天命”是知天命，顺天命，通达无碍，“至于命”的基础。【4】

综上所述，这段话更合理的解释是：“君子所敬畏的有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道德智慧上成就的人，敬畏圣人的学说言语；小人不懂得天道天命，因而不知敬畏它，轻视道德智慧上成就的人，轻蔑侮辱圣人的学说言语。”

从闻道、到修道，再到证道，从畏圣人之言、到畏大人，再到畏天命，不难看出，“畏圣人之言”是一个人修学的起点，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 国学专家“举着红旗反红旗”

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以及近年政府的大力提倡，直接轻蔑侮辱“圣人之言”的现象变少了。目前普遍的状况是那些所谓的国学专家“举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圣人之言”为获取名利的工具，处处有心得、时时在发现，恨不得马上成通天教主，明天就万古流芳—至于“圣人之言”的本义以及圣贤之道的实践，就不是这些人关心的了。

具体到当前学术界，“侮圣人之言”主要包括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

一是将中国学术西学化，无原则地国际化，这是目前国学研究的主流。有容乃大，自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我们学习西方本来不是什么坏事—西学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研究世界的新视野，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

但应用这种方法要有限度，因为中西文化、中西学术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学术重实践、重以象尽意，而西方学术重理论、重抽象概念；中国学术以得大智慧，成圣成贤为目的，而西方学术重获取知识，以知识技能见长。从整体上说，西方学术只到了知识这个层面，而中国学术已经到了守经达权，应变无方的智慧层面—如果我们将中国圣贤之学等同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简直是买椟还珠式的愚昧。

可怕的是：国学专家剥离了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内核，将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鲜活的中国文化变成了枯燥干瘪的文化标本，并用书法、京剧脸谱以及西化的中医装饰一新，要将它推向全世界—真是造孽！

“侮圣人之言”的第二种趋势是研究中国文化狭隘地株守一隅（抓住一个学派、一本书、一句话不放），不知诸子百家皆圣贤之学，不能会通百家，甚者还以反对西学为能事。他们表面上高唱圣贤之道，实际是败坏圣贤之道，这在大陆“新儒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起源不同。中国文化出于西周礼制下的政府官员（王官），各家相须为用。直到春秋时代，人们还将诗、时（历法）、春秋、行（道路）、易卜称为“官技”“君柄”，懂得这些技艺的人亦由国家供养。

《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引管子言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民众中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历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可以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国家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

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下属部门诸王官专司一职。诸子出于王官，诸子百家自然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我们治国、平天下，不懂《管子》不行，因为那里边细致讲了如何管理经济，如何一平天下。光研究儒家，治国、平天下极易成为一句空话；再比如我们研究名家，不研究墨家几乎不行，因为后来的名家祖述《墨子》中的《墨经》，名家有些论题，不通过《墨经》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再比如法家，他的思想基础是道家，不研究道家，读懂法家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诸多所谓的“国学专家”不管这些。他们喜欢株守一家，师心自用。乃至穷诸玄辩，大搞什么政治儒学、儒家经济学、公民宗教……花样百出，让人目不暇接。

因为这些“新儒家”不存在思想内核，所以他们的学术观点大多是披上了儒家外衣的西学，常常越是激烈反西方的“新儒家”越会显示这个特点—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之下，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必然性。

一些人满嘴都是圣贤之言，“上至三皇五帝，下至计划生育”，无所不言，就是不言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管子·戒第二十六》云：“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真的是这样啊，笔者十几年来看到这样的人太多了！

以前面提到的《儒门修证法要》一书为例，讲修行讲得令人头晕目眩，就是不讲儒家经典中由人道向天道修行的路线—从《大学》中抓到几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开始胡说八道，好像自己已经达到“六经注我”的境界……

明明《大学》对其首章有细微阐发，但在那位台湾大师眼里变得不值一提。自己说得痛快就好，就是大学问—其“侮圣人之言”如此！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言以载道”。所以，我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要“畏圣人之言”，不能拿着圣人之言，卖自己的狗皮膏药。否则，可真成了清代大儒颜元所说的“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曹魏大臣桓范（？~ 公元249 年）在其《世要论》中，专门讨论了学人写作的原则。千百年后，我们读来仍倍感亲切。兹从《群书治要》中摘录下来，供有志于学的诸君共勉：

“夫著作书论（书与论—笔者注）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疑为‘笃’）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桓范劝告世人：写作的目的在于阐扬光大圣贤大道，叙述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后的义理，尽力抒发情感，记述真理，针砭错误，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不仅可以在当时施行，也可以让后世修习。自古以来富贵之人名字早已经消亡的，不能逐一记述。唯独留下著作于后世的潇洒风流之士才能不朽。他们的声名振起于百代之前，而声誉却流传到千年之后，是由于其文章让看到的人能够受益，听到的人能够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够把那些凭空转相仿效、充满浮夸的言辞和议论、于世无益无损的文章称作书论呢？可是，世俗的人，不懂什么叫做写作的本质，只是追求空泛溢美的言语，而没有有益于人的义理，这是错误的。因此，作者不应崇尚言辞的华丽，贵在阐述道义，不应称道其聪明巧饰，而应厌恶其损害道义。因此，辩说琐碎的小事破坏大道，志大才疏者华丽的长篇大论，这些都是圣人所厌恶的。

3、 圣人之言是必须学习的首要知识

这是一个信息高度泛滥，知识高度碎片化的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知识的传播变得迅捷，又使资本和权力对信息的控制变得更为简单。天天面对海量的信息，现代人最重要的一项生存技能就是区分什么知识是主要的？什么知识是次要的？什么是信息垃圾？

否则，沉湎于大众娱乐化的信息垃圾中，“拥抱愚蠢”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病态和常态。【5】

要知道，信息泛滥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战国时代的先哲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庄子曾感叹人类有限的生命无法去穷尽浩瀚的知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荀子·解蔽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规律。凭借可以认识事物的本性去探求可以被认识的规律，如果对此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过完一辈子、享尽天年也不能遍及可以认识的事物。人们学习贯通事理的方法即使有成亿上万条，但如果最终不能够用它们来通晓万事万物的变化，就和蠢人一样！

在先贤看来，西方专业化、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愚蠢的—在这样一个“每天大量生产愚蠢”（台湾诗人余光中语）的大众娱乐化时代，这值得我们三思！

如何解决人之知与物之理间的矛盾？答曰：知止，依止于圣贤之道，守经而达权，无论内圣（道德修为）和外王（社会治理）两个方面都是这样。荀子接着写道：“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

在物质高度繁荣、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更要像战国先贤那样：知止，老老实实地依止于圣贤之道，圣人之言。这是我们安身（心）立命，得大智慧、大安乐的根本，是必须学习的首要知识。

两千多年前，面对西周礼乐社会的崩溃，孔子告诉世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今天，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无序与无望，我们更要知所敬畏，有所敬畏。这里边，首先要“畏圣人之言”！

诸君谨记！

注释：

【1】   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第1 版，第120~125 页。

【2】   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年第1 版，第187 页。

【3】   同【2】。

【4】   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第1 版，第215~220 页。

【5】 《港刊：“拥抱愚蠢”已成无坚不摧的社会潮流》一文.中国新闻网2015年4月14 日，网址  http://www.chinanews.com/hb/2015/04-14/7206942.shtml，访问时间：2015年4 月16 日。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