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全球化的另一面是本土化。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兴起是本土化的重要表现。

公众将中国文化理解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医、武术，京剧（脸谱）之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形象且有益——或陶冶情操，或增进健康，经常二者兼而有之。

问题是，如果我们将上述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核心，到处宣传，恐怕不仅误中国，也误外国。有一位学经济的蒙古朋友，欲了解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去乌兰巴托一家中国驻外文化机构参访，发现那里不过是汉语学校。

任何国家文化的核心都是其政治经济（政）和社会教化（教）体系。我们不能说美国的文化核心是摇滚乐、《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美国软实力核心是其政教体系，包括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基督教、个人主义……

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其政教体系。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黄老（道家）、法家；社会教化体系主要包括儒家以及释道两教。进入21世纪，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其政教体系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都实践一种超越党派竞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体制，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以及超越神话及神的信仰、大公无私的追求人间美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将琴棋书画作为文化核心，自废武功，同美国自由主义政教体系进行对话，简直文不对题，哪里还有什么话语权！更别谈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海内外同胞对中国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体系的认同了——清醒啊！警惕啊！同胞们！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千年历史惯性，今日中国不幸又陷入“独尊儒术”的泥潭。不知何时起，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成为“新儒家”，儒家简直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这种儒家并不是先秦研习经典的“文学”之士，而是佛教化的宋明理学。

今天，有学者哪怕只研究了一本《易经》、一部《论语》、一点礼仪，就如半仙附体似的，立刻成了《论语》专家、《易经》专家或礼学大师。这些学者用西方专业分科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不知道中国文化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诸经、诸子以及经子之间都是相通的，其中做人与做事，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连续统一。

中国人将成圣成贤、智慧通达作为人生目标。《尚书·洪范》有“睿作圣”，西汉孔安国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圣，通也。”

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得少为足，要融会诸经、诸子、经子。这样，才得见中华政教之全体。

1、孔子整理五经的根本目的——明王道

所谓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类经典。我们不能将“五经”理解为几本书——随着大量文献的出土和一些文献的重要性被重新发视，必须打破传统经学界限。进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大五经”观念。

以《尚书》为例，除了大家熟知的《今文尚书》，还有传世又长期被忽视的《逸周书》以及正在陆续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尚书》，对于理解中华政教，它们同样重要。

通经的关键，是要理解孔子整理五经的根本目的——明王道，阐述一种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具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华治道。西汉刘向《战国策·叙录》说：“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可见，孔子整理五经的目的是明王道。

礼、乐、诗、书为西周官方的教学内容，自然用以阐明王道，《春秋》“大一统”言王道也很明显。《易经》表面讲天道，实际仍归为“易简”王道，告诉我们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盛德大业。《易经·系辞上》用乾坤两卦，强调平易、简约的重要意义，是真正的“成功学”。因为只有能平易、简约，号召人，团结人，同志者齐心协力，才可能成就圣贤德业。上面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专论“卿大夫”以及“国君”治国理政之道，强调“卫国以德”，对于21世纪软实力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帛书周易》同传世本《易经》同样重要！

中华治道（王道）从4000年前的大禹时代，一直持续到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1世纪。按照《尚书·洪范》的说法，《洪范》阐述的王道传自大禹。遗憾的是，今天诸多学者只会用西方现代竞争性党派政治衍生的词汇描述中华治道，结果，同西方比较，中国共产党执政成为威权政治、独裁政治，多么荒唐啊！

五经是中华政教的基础、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必须尽快恢复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普通人读不懂五经，学者们有责任讲清楚五经的时代意义。如果我们顽固坚持过去一百年的方向，以史学化、文学化、西学化的路子研究五经，那是对中华文明的犯罪！

2、道家“无为”即儒家“中庸”

诸子主要指《汉书·艺文志》中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这十家，后人将医家、兵家等也列入诸子。

媒体上常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容民主，这是对百家争鸣的极大误解。因为诸子皆出自西周官方学术经学，皆言治道，如人有四肢，相辅相成，相须为用。比如道家、法家重政治，儒家重教化，纵横家重外交等，一个人常常不仅是法家，也是儒家，比如法家著名人物韩非子、李斯熟读经学，刘向就称他为“名儒”。（《孙卿书录》）

百家争鸣存在，但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开多叶”——诸子百家都是西周官方实用知识体系经学的枝叶。《汉书·艺文志》说百家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唐代颜师古注：“裔，衣末也。其于《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且古代诸子百家教人，都是内圣外王，内在德行智慧与外在事功之学一起教授，道术一统，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比如纵横家讲内圣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即使重践行的墨家，也讲“不怒”——“克己勤俭，故不怨怒于物也”。（《庄子·天下篇》成玄英疏）《墨子·贵义》提到去除“六种邪僻”，包括“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此据前后文补——笔者注）。”这是很高的修养境界。

明白了诸子百家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性，始可以读通诸子百家。比如我们研读道家《老子》，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才是正解。至于魏晋，《老子》如何与《庄子》、《周易》并称“三玄”，则是后人向内圣方向极端化诠释的结果。

本质上，《老子》的主要思想“无为”与儒家天下为公的中庸大道，无二无别。“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做事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心法上，无为首先要做到无私；从实践上，要做到“因物之所为”自然而为。《淮南子·修务训》雄辩地批驳了将无为理解成不作为的错误观点：依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水多由西流向东，但必须经过人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奔流；庄稼在春天生长发育，人必须耕耘管理，五谷秋天才能丰收。假若任水自流，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同样无一是处。所以说“无为”指个人私欲不掺杂到公道之中，个人嗜欲不干扰正确判断。做事应遵循事理——根据实际情况，权衡自然之势，不用什么巧伪奸诈。事情成功了也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执为己有。无为并不是说别人触动你也毫无反应，别人推拉你也无动于衷。作者写道：“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道家“无为”即儒家“中庸”。西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同‘黜’，贬低——笔者注）儒学，儒学亦绌老子。”不能看到西汉或唐代儒、道两家互相攻击，就认为二者截然对立，或者断言政治经济上儒家主张有为，道家主张无为——上述观点都是割裂政教、不通诸子的表现。

3、《六经》是源，诸子是流

可以将“经”比作中国文化的1.0版，“子”是中国文化的2.0版。经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子是中国文化的身体，二者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汉武帝出于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赞》）。请注意：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儒家也是“百家”之一，在逻辑上不可能“罢黜儒家”，又“独尊儒家”。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导致了经、子对立，中华道统的断裂。今天《六经》成了儒家《六经》，诸子成了可有可无的异端——鲜有人深入研究。

《六经》是源，诸子是流。会通二者，我们才能看到中华文化“白波九道流雪山”的雄伟气势。若只讲《六经》，没有流，中国文化就会成为一潭死水。这是宋以后中国文化的现实；若只讲诸子，那么中国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就会脱离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

比如《尚书·洪范》讲中华治道的最高原则“建中立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尽管略作解释，仍显得过于简略。

如果我们参照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轻重术，就知道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强大的国有资本，培育、稳定、调控市场。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典《管子·牧民第一》开篇即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轻重术理论基础《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也指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通‘屈’，削弱——笔者注）；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主要讲经济生活中如何具体施行中华治道。

所以，会通经子，知本末很重要。今天，我们不仅要会通诸经、会通诸子、会通经子，同时还要会通中西——知其同，别其异。比如近几十年，信息技术产品“收益递增”的特点催生了以“非均衡”为基础的复杂经济学，它与轻重术的基本理念异曲同工。但复杂经济学并不强调国家参与市场经济，这可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传统有关。

走出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是中非”“以西释中”的西方中心论，平等看待东西方异同，返本开新，为陷入困境的西式现代文明找到一条可替代道路，是我们研究中华政教的根本目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必将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不仅中国人安身立命需要中华政教，构筑中国软实力需要中华政教，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同样需要中华政教。对中华政教的全面研究刚刚开始，因为我们强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独特性，遭到了太多学者的野蛮反对——我们拒绝用西方学术框架肢解中国古典学术体系，这触犯了“唯西学马首是瞻”者的根本利益。

没有人能够阻止东方文明的太阳在21世纪地平线上升起——她从轴心时代欧亚文明的母体中走来，走向全球化、世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排他性的一神教不同，“敬鬼神而远之”，是包容性的。

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不同，“民为神主”，是世俗性的。

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神权、王权的两分不同，其内圣外王的德行智慧一以贯之。

面对西方现代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脑力解放引发的世界大变局，中华政教体系为人类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让我们站在历史的潮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广阔的世界视野——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