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诸侯国与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不同。诸侯国没有独立的主权，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礼法）、度、量、衡、文字（周宣王太史籀所著大篆已经是统一文字）都呈现出统一的特点，是故《礼记·明堂位第十四》上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进而言之，中国是个文明有机体，政令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西方式的地方或民族自治概念是没有的。《商君书》中屡屡出现“自治”一词，但那是指在法治条件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省刑罚，实现“小国寡民”的大治理想。 

20世纪初，西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授予其下级政治单位有限自主权或自治权的“自治”概念被引入中国，一时成为强大的思潮，尽乎不可遏止。明明这一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格格不入，但各种政治势力以图在变幻莫测的政局中，竭力推动地方自治，等到他们掌握全国政权，马上就抛弃西化知识分子们梦寐以求的“自治”幻想——不过中国共产党人最后以苏联模式改造了西方自治概念，化地方自治为有限地区的民族自治，以加强中央对各地少数民族的管理。

孙中山认为中央集权不适用于中国，要实行北美的联邦制。所以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起草的政府组织大纲便以美国联邦宪法为蓝本。等到袁世凯基本控制了混乱的局面，他就借口各地自治机关“良莠不齐”、“妨碍行政”，于1914 年2 月3 日下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省自治运动再次风起，进入20年代各省都要立宪，1920～1925年间，省宪运动激荡全国，湖南、浙江、云南、四川、广东都制定了省宪，西方以地方自治的重要特征的民主政治似有在中国大兴之势。1926年国民党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省的自治立刻被取消，省议会被解散；其它各省的自治运动也被迫终止。 

中国共产党人成立之初就主张西式联邦制，从1922年的“二大”宣言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自由中华联邦是她一贯的主张（目前通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版本里，这些提法没有了，是后来才删去的——笔者注），直到1949 年9 月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中共领导人才最终决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用民族区域自治取代联邦制，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以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取代地方自治，成立共和国。 

当时务实的中共领导人充分考虑了联邦制与中国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可以从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几百名政协代表作的题为《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看出来，其中专门提到：“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通“彝”——笔者注）族、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39~140页。） 

这是中国政治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看西方地方自治理念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政府不仅引入从苏联的民族概念，还引入了民族自治概念。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表明，以民族划界建立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会人为强化民族自我意识，激化民族矛盾——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按照中华文明有机体、政治共同体的自身特点，国家应通过移民和中央政府直接派员管理实现族群的融合和地方行政的统一。秦汉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戍边郡”和民清两朝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永久世袭的土官改为中央政府随时任免的流官——笔者注）就是典型。 

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逻辑不同。按照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国政府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是“政治正确”，而在西方人看来可能“违反人权”——今天，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不能集体失语！

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是多样的，我们不能断定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是最好的，因为民族国家的分立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太多的战争和苦难。在过去数千年中，中华文明通过自由移民和自由通婚，普世的礼义教化不仅融合了新疆的欧罗巴白色人种，还融合了宗教特征顽强的犹太民族，直到今天，这些人还同我们在东亚大陆上和睦相处。 

笔者相信，中国人伟大的涵化力不仅会进一步融合新疆和西藏诸民族，还会融合日本的和族和美利坚合众国富有个性的广大移民——中华文明有机体的自然扩展必将重塑一个没有民族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融东西方于一家！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