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诸多学者（如美国知名汉学家Lucian Pye）早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她只是个文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中国不具备演化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英国学者哈·麦金德在他那本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小册子中就指出，有关国家观念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中国历史中这类条件似乎从未成熟过。麦金德写道：“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Heptarchy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译者）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观念。”（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页。）

  在元末朱元璋和清末孙中山时代，为了对付全境占领中国本土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打出了“驱逐鞑（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明朝建立后，中国外部压力很快减弱，明朝又成了“天下”的代名词；孙中山之后近百年间，中国面临着外部持续的压力，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加强了对欧亚大陆东部一线的战略压力，但直到今天，除了少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国仍以包容世界的开放心胸处理国际事物——即使在美国这类传统殖民国家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对手的情况下。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明有机体，是不同社会文化族群自由移民，自由通婚长期混合的产物，直到最后成为大一统的“王土”、“王臣”，所以《诗经·小雅·北山》 上说“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用来说明包括土地在内的财富是公共的，天下所有人都平等。中国一些西化知识分子在“西是而中非”的殖民精神引导下，常常用上面的诗句说明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如何专制，只要读一读全诗就知道这种误读简直荒唐，因为《诗经·小雅·北山》 的作者紧接着就说：“大夫不均， 我从事独贤”，作为下级公务员的作者是在抱怨劳役不均，希望真正作到百姓劳役均平。

  中华文明初期不同文化的融合形成大禹时代的“九州”政治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兴起后，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尚书·禹贡》是战国晚期的作品，是当时具有大一统思想的学者根据战国诸雄分野的政局托古假设而来。直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邵望平女士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应用大量考古资料，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尚书·禹贡》九州的分野和龙山时代中国两河流域的文化圈基本重合，其中所记之贡品正确反映了中华文明奠基期各文化区系的中国文明所做的贡献，“九州”不是战国时代的托古假设，是有三代史实依据的。

  《尚书·禹贡》载荆、扬二州贡品中有犀皮，象牙等物。大象、犀牛这些动物在西周寒冷期到来时已经大幅度南移，只有当代考古学家才知道荆、扬二州原来是大象犀牛之类喜温动物的栖息地，当时贡品中却有记录。邵望平写道：“对九州贡品，物产及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的研究，更进一步有助于对‘九州篇’成书年代的推定。考古学资料已证明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是真实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地区先民生活的特点；‘准夷蠙珠及鱼’可能是指当时‘徐州’特产的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是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舟山岛民的风土记录等等，也许有助于说明九州篇是‘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实录。（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根据中国下代修上代史的千年传统，“九州说”应是商朝史官对夏王朝政治经济制度的追记，《左传·襄公四年》就说《虞人之箴》这书上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总之，诸多考古事实表明：《禹贡》当是中华文明形成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实录，夏王朝不是城邦的联合，而是九个不同文化区系融合而成的统一的政治有机体。

——通过不同族群的融合形成文明有机体锚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中国不是排他性的、以种族区分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这样。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