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欧洲，近代同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华文化圈接触后，直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才开始明显的世俗化进程。今天，基督教的中心欧洲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社会，启蒙运动边缘的美国世俗化趋势也在加强。

世俗性社会使政教合一成为可能，政府承担，而非宗教机构承担教化责任，在21世纪的中国依旧如此。东晋政治家庚冰说：“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全晋文》卷三十七）自夏代以来，这一原则即被中国政治家奉为圭臬。据《尚书·尧典》，舜主政伊始，就任命契为司徒，主教化；伯夷主三礼，夔（音kuí）主乐。他对契说：“契，百姓不亲，父母兄弟子女都不和顺。你作司徒吧，谨慎地施行五常教育，要注意宽厚。”（原文：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世俗性社会有利于形成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心法。不离人世，积善成德，达到无私、无我的天道，这是最为稳健、圆融的大道。于是，修齐治平成为中国人千年的人生理想。反观佛教起源的印度和犹太教起源的西亚，他们起源地的政治规模都是小型（城邦）国家，所以内圣一直没有开出发达的外王来，印度人的心灵世界在远离尘嚣的隐修之地森林，西方一神教的心灵世界则在彼岸的来世天堂。

《尚书·尧典》开篇总述尧帝的德行，其顺次即为《大学》的修身（俊德）、齐家（九族）、治国（百姓）、平天下（万邦），这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榜样。上面说：“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受到教化合和起来。”（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在上述文明背景下，对于天人之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类古老哲学问题，东西方做出了不同的哲学诠释。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三才，分别代表阳、阴、和三气。天地生人，人要参赞天地之化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人与天地并列为三，这是怎样的人文境界！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摆脱了神话为基础的“以神为本”的文明体系，主张“以人为本”，将人确立为顶天立地的人！

西方人认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人管理天地间万物。以神为本，人按神的旨意利用天地万物。《旧约·创世纪》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11】东西方这种世界观上差异，可以图示如下：

图3-2 东西方世界观示意图。东西方世界观的不同决定着中国人重研究天人之际的性命之学，以实现自我超越；西方人有发达的、超验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知识体系。

由于西方文化中上帝拥有绝对的、完全不受人影响的自由意志，人被救赎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人在救赎中较少能动作用。而中国文化不是这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心是谓中》是一篇究天人之际、明天人之分的经典。它将命分为天命、身命两部分，关键是用心，指出“生死在天，其亦失在心”、“断命在天”，“取命在人”。要世人不放纵沉沦，迷信鬼神。听“天命”而不失“身命”，修身以待时。这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导者！

同时，世俗化还避免了西方政教分立导致的政治分裂，避免了太多（宗教）流血冲突。张文木先生敏锐地观察到，1648年正式签订确认，奠定近代主权国家国际关系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并不是和平的福音，而是灾难的开始。他写道：“它以不可动摇的主权形式将欧洲中世纪由政教冲突和封建分封造成的诸侯国之间的破碎形势在没有统一之前予以固化，这对欧洲未来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13】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不断，且愈发激烈，直到今天“核恐怖”下的和平。

在21世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统一和平、持续包容的发展。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发展的原生文明，世俗特征明显的中国文化一定会为未来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现代西方主导的文明范式需要根本改变，中国文化展现了一条可替代道路……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11】《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2年，第1页。

【12】《心是谓中》，收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 中西书局，2018年。

【13】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