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2013年2月13日，翟玉忠先生写给美国华裔学者乐由的信。节制不仅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美德，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同样具有核心意义，即在节制权力的同时节制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同时节制欲望；收入翟玉忠先生《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乐由先生：

谢谢您2月11日的来信，您谈得两方面问题都十分重要，很有讨论的必要。

首先是资本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您说：“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定量化工具是天然的，就像金银天然就是货币。资本运作的深化和普及无容置疑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而且还在显示其威力。货币天生就有资本的功能，毛泽东时代的国有资金也会创造利润。资本的负面作用不是其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操纵者膨胀的恶欲造成的，包括最近的次贷危机。可以说，资本就像一把锋利的菜刀，可以用来制作佳肴，也可以用来杀人害命，皆归因于人欲也。”

您的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借用一句流行话说：“资本并不是坏东西”。问题是，当资本被过度应用后就会成为坏东西——比如房子不同于肥皂，不能被当作普通商品被过度资本化，国家有让人民安居的责任；养老也不能完全靠市场的力量解决，因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需要孝道，而非金钱来满足——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是现代人类的大问题，其根源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银行业极度不稳定，银行家没有社会地位——基督教鄙视商业，商业生态如此之差，大银行甚至因为国王赖账而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银行家们竭力想摆脱这种局面，其途径概括起来就是两方面，一是解放人类的物欲，终极目标的是通过人性的物化建立资本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二是让金钱控制政治，让公权力成为资本顺从而忠诚的奴仆。我们看看文艺复兴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银行家在努力控制知识和艺术的创造，在努力控制政治和外交的方向。

想想吧，如果没有银行业的美第奇家庭，西方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会有大卫像和《最后的晚餐》吗，还会有伽利略的科学和薄伽丘的小说吗？

从西方到东方，文艺复兴锁定了过去五百年的人类史——资本垄断一切，人类物欲的守护神个人理性、个人自由、个人意志被推到了极致；人类经验、社会差序、集体荣誉被贬低、甚至被鄙视。东方圣贤成了历史可恶的垃圾，西方圣贤则被个人主义肆意肢解。

古希腊艺术中内在平衡、宁静的美被文艺复兴时代艺术作品中的冲突和紧张所取代。《十日谈》那样的作品是在大瘟疫的恐怖氛围下物欲的自由展示。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仍然不太相信一位负责任的家长会让年幼的孩子读这本所谓的“世界名著”，因为其中有太多淫秽的内容。

物欲如同西方神话中的装在瓶子中的魔鬼，一旦瓶口被打开，它就会无限膨胀自己，产生吞噬一切的力量——首先是资本取代道德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然后资本取代正义实现政治垄断，对外则表现为暴力和霸权。在西方，这一切早已经完成，以至于我们难以观察其痕迹。在中国，尽管古老的礼义文化成了垃圾，但“国学热”总有一种莫名的生命力；过去几十年来有人在努力铸造中国资本家的高、大、全形象，但除了房地产领域稍有“建树”外，中国资产阶级实现政治垄断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对人类现状的基本理解上没有严重分歧。新法家的主旨“结束资本在自由名义下的霸权统治”，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资本。当然，可能在文字的表达上还有待商量的地方。（今天这句话已改为“打破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编者注）

乐由先生，您还说：“我毫不怀疑中华道法文明抑制资本运作的力量，否则资本运作首先会在中国发达，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就不会属于西方。” 您抓住了中华礼义文明“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语出《礼记•乐记第十九》）的本质，这很了不起。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仅像西方社会一样，将权力关进笼子，还将资本关进笼子，亦将物欲关进笼子。这个关进不是束缚，不是在不可靠的性恶论假定基础上一味强调限制，而是有度的节制，进而言之，“同民心”就是您讲的将恶欲也关进笼子，而不是单独将权力关进笼子。就是在节制权力的同时节制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同时节制欲望，通过定分止争，实现社会大治，人间太平。

西方政治和哲学上缺乏中“道”概念，它们从学术概念到政治理论，什么都讲二元对立，讲竞争斗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甚至常常为竞争而竞争，所以中国传统上代表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在西方人眼中难以理解。他们习惯于将之描绘成专制政体。说实在话，许多中国人也难以理解西方利益集团竞争性政体，比如我在读《雅典政制》时，看到古代雅典不准政治上保持中立，开始以为是印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真实情况——政治上缺乏中道是危险的，当节制权力变成了压制权力时，政治决策的低效率，甚至社会瘫痪都会发生。也就是说，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必须给政府相当的权力以履行其维持社会公正的职责；同理，在限制资本的同时，要保证商人拥有足够的利润空间。

其次是约束私欲和物欲膨胀的问题。您说：“无论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滞后，还是资本带来的罪恶，其实都可归结于人们失控的罪恶欲望。纵观中华历史，律法举不胜数，而朝代的暴力更迭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是因为缺少法律，而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获得权利之后腐败的滋生不是靠制度和立法能完全控制的。满清的无能为力在而后国民政府的宪政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兴也罢亡也罢，都是人欲的轨迹。强大的道德性荣誉，传统习惯，舆论导向和媒体的独立性是确保宪政不为恶欲败坏的关键，也是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并推动世界文明的基础。权力单靠律法的笼子是关不住的，还要靠‘大道’来不断约束恶欲的膨胀。因为这种膨胀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撑破笼子而发生爆炸。”

您说得太好了！内圣外王，内圣是基础。只有节制了物欲，才能节制资本，只有节制了资本，才能节制权力，这一因果顺序不能颠倒。诚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关于内圣，涉及中国的性命之学，这种学术西方极为欠缺，于是西化的学者们用“宗教”一语概括。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内圣之学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它同物理学相似，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要“证得”才行，“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从本质上讲，美德、智慧、安乐是三位一体的，用《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的话说就是：“（君子）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 ，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同时，道德与法治的哲学底层结构也是共通的，道/名/法三者层层累积而上，就是西汉刘向针对《尹文子》一书所讲的“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为根，以法为柄。”（《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九》）这种高度集成统一的学术架构对西方学界来讲也极为陌生，他们已经习惯于碎片化的学术体系。而中国古典学术形式上则由大道（道）、圣贤（圣）、经典（经）支撑，其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

新法家同仁在未来还将进一步阐述中华文化令人惊叹的学术大厦，它在古代就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新法家归本于此！

人类不能再沿着五百年前文艺复兴时代铺设的既定轨道走下去，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前进的方向——它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我们越是看到这一点，就越感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可贵之处。

对于新法家未来的发展，还是那句老话，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慢慢开拓。这里我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过去十年来，我们没松懈怠过。我们坚信，新法家从内圣到外王，从软件到硬件，从中国到世界，会一路走下去——建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终将到来！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保持联系！

                                翟玉忠

（作者简介：翟玉忠，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