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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龙:当代中国最需要反省的群体就是知识分子 
作者:[刘明龙] 来源:[网友推荐] 2018-09-18


上篇:论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状态

一、脱离实际、藐视群众,自视甚高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种状态:让几位北京名校的精英教授到农村来住上一段时间,或者为了条件好一点让他住到县城吧。我们真不敢相信他们能在基层生活多久,因为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在高校习得的一整套知识与基层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乡下人也许还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孔子,但也就止于此了,至于讲到康德、哈耶克,基层的百姓就一无所知,我们知识分子整天在大学里讲的自由、民主的学说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很少有人会对之感兴趣。这就是当前我国知识精英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巨大断裂感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知识精英的世界已经完全和基层百姓的生活产生了隔绝。一个在云端,一个在地上,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是令人感到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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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如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许多抱有强烈精英主义的学者看来,群众实在是愚蠢不堪,所以才导致他们对高端的知识毫无兴趣,于是这种责任不能怪罪到知识精英的头上,责任在于这些刁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大学里流行的想法。基于这种想法,很快产生了一种十足的精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刁民愚不可及,因此需要精英们去启蒙,好让他们从蒙昧之中走出来,但是当精英们再次到了民众中启蒙的时候,发现实在孺子不可教也,于是他们只能一次次抱怨,许多知识精英成了怨妇。当代的知识精英总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背上了过于沉重的负担,一旦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显得过于焦虑。我每每和我的姐姐讲授哲学,她每次都心不在焉,很快打断我,这些大道理又不可以当饭吃,不可以挣钱,别和我讲了,事实上,我在乡下接近三年也基本从未和任何人讲过一点点柏拉图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为好的东西,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人人都会认为好,我们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过于贬低自己,我们以佛陀教诲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知识精英如果不能获得健康的平常心,那么他们的知识事业必要再次受挫了。

知识精英多多的走出学院、象牙塔,多去观察一下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多和那些根本对学院知识不感兴趣的民众多聊聊,也许倒能多少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真没那么重要,于是倒会很快获得一种谦卑的美德,这对于学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精英们需要更多思考的是,为何他们就是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依然归之为刁民愚蠢,我认为精英们永不会再取得进步,大致说来,民众不接受你的观点多数在于你的那些想法脱离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老百姓更加关注的是吃穿住行,现如今,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们生活困难,三十岁左右的人没个住房,生活没着落。是这些实实际际的困难才是民众们关心的焦点。你说说你的民主自由理论到底如何与这些民众的生活产生一点实际的联系呢?你要是多多关注一下他们的经济困难,你的理论很快就能推销出去。你不是整天说民主吗?民主精神在哪里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找几个农民工谈谈话,让他们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想法、生活困难说出来,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写成文章,发出来让大家知道,或者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反应。这个就是最实在的民主啊,表现在农民工也可以有表达权了,而且有人尊敬他们的表达权了,而你把意见送往政府部门,这就是在争取权利,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例子很多,我不想举更多。

二、鉴往知今——从历史来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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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接地气,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发生的事情。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就来源于西方。作为后发国家,基本上要重新置换大脑。我们古代的知识像是树苗从土里自然而然那样生长起来的,在英国,知识也是自然生长的,但现如今,中国的自然生长状态被打乱,我们开始进入“盆景”时代。也就是我们暗地里有一个欧美模型,然后我们照着那个模型来裁剪我们的枝叶,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生长状态。过去我们的根系是扎根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而今天我们的根系脚朝天,伸到了西方去了。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脑体倒悬。失去了和本国民众生活土壤的有机联系。知识的不接地气也就出来了。近代社会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会面临这种困境。法国通过大革命和自己的过去发生了严重断裂,导致出现了很多托克维尔讽刺的文人知识分子,毫无实际事物的经验。在德国这种断裂感变得更加巨大,德国的哲学教授逐渐演变成彻底的学院思辨生活,与日常生活彻底断裂,马克思讥讽德国的哲学与德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格格不入,脑袋跑到英美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脚下还在站在封建时代,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唯心主义。俄国的断裂来得极为爆裂,布尔什维克基本要彻底斩断与俄国过去的任何联系,而且从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在印度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欧洲知识在印度的悬浮状态,于是一些后殖民主义者提出要让欧美在印度在地化。如果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后发国家的困境,那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状态也就能抱以同情的理解,而不会过于的指责知识精英。但理解不表示知识精英的过分精英主义就是理所当然。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今天的知识精英带来一些启发。

近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带有一种异常的洁癖感,当他们看到任何知识分子过于接近政府、商业,甚至当官经商的时候,他们表现得过于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堕落,是对知识真理的背叛。知识分子就是应该蜷缩于学院专研人类知识的真理。这是当前学院比较流行的观点。而当我们试图考察英国15世纪以来的诸多学者时,惊奇的发现,似乎最有天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与世俗事物有着牵连,他们大多数都参与实际事物,要么是商业,要么是政治事业,托马斯莫尔当过下议院议长,大法官,培根做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洛克是辉格党的重要成员,牛顿是皇家铸币厂厂长,皇家学会会长,密尔就职于东印度公司,担任国会议员,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托克维尔考察法国知识分子和英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赞扬英国学者,在他看来,学者必须有实际事物的经验才能更好从事人类进步的事业,而法国的学者却是不识实际事物的文人,这样一种空乏学风鼓吹起来的大革命让法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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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谈到“官僚政府……它积累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和充分考虑而获得传统准则,以及为实际管理事务的人们准备适当的实际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脑力工作像立法工作那样,需要的不仅是有经验和经过训练,而且通过长期而辛勤的研究训练有素的人去做”。托克维尔赞叹:“美国人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而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英美的民众和学者都从参与政治的实际事物中获得了政治经验、政治知识。这些知识是经验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处理实际事物也提升了人的智力,经验的丰富使人变得更加审慎,也意识到改造人间事物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接着考察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是更加有趣的。先秦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叫做士人,士人并不是专业的研究知识,士人主要职责是从事政治,知识只是理解政治的需要。孔子最想做的其实是通过从事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鲁国做过大司寇,掌管司法,相当于大法官。墨子是一个工匠,组建了严密的墨家社团,做过宋国大夫,说服公输班止楚攻宋。孟子经常和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坐而论道。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也是一个从事政治的阶层。这里就不细数了。民国之前,中国政府权力无法直接渗透到县以下,所以由士绅阶层来掌管地方事务,士绅大致是介于上层士大夫和底层平民之间的群体,他们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构成。可以算是地方的知识分子。这样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触角就可以从高层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它的触角比政府延伸得宽阔,政府到县一级就下不去了。所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生活的灵敏度自然要比政府高,因此政府也必须仰仗士大夫阶层才能治理国家。而今天的中国发生了逆转,知识精英大多数盘踞在北上广大城市,到了省会城市少了很多,再到地级市基本绝迹了,到了县、乡、村没了。而政府的权力可以伸展到村里面。我到西藏旅行的时候,在荒无人烟的怒江大桥那里能见到党支部,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知识分子的触角伸缩如此之狭窄,直接导致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广大土地上事务的无知与不敏感。他怎么能够不依赖于政府呢?

近代革命共产党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发,当然必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听此话的,因为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借鉴呢?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让知识分子很快从民众之中游离了出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让五四知识分子孤立无援。早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的路线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几经挫折之后,毛泽东找到了群众路线的法宝,群众路线就是为了克服知识精英的不接地气状态,让知识精英能与群众形成有机的联系。从此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正道。

三、未来的出路——继续自我封闭,还是融入“人民”?

今天知识精英浮于整个社会的表面,而无法取得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于政治,不知政治实际之运作,于经济,不知经济之现状,于基层,不知百姓之生活,甚至有种极为激进的要自绝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状态,但又时时被政治和经济束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广泛参与政治、社会、经济的建设,才能理解各种实际事务,才能从实际事物的经验之中获取学问的现实支撑点。才能改变不接地气的状态。不参与实际事物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获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最后以以前的一段话结束此文:

在农村,和农民们谈话,我发现大学的“高深文化”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话题,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康德,更不会讨论民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就是我反思精英文化的根本性出发点。我把千千万万个人的实践看做知识的来源,一个汽车修理工的经验也蕴含了时代价值,一个小贩的经商技巧也包含了某种理性和智慧。在这活生生个人的实践中才包含着真正合理的知识和智慧。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发现提炼这些智慧。这样即使最“卑贱”的职业也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谦卑,学会了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地面上千万人实践的复杂丰富程度,远远超乎任何现成理论,也超出了精英的理解范围。

下篇:论知识分子的普遍自卑感

一、误认他乡为故乡,可以休矣!

试想在你身边有一个人,你闭着眼睛也能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你甚至知道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会接着说什么,总之他的所思所想完全在你的理解范围内,这样的一个人往往不是遭到我们的厌倦就是遭到我们的轻视。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一直存在于西方知识群体和当代的中国知识群体之间,西方人闭着眼睛也知道中国的这群知识分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如同跳梁小丑一般,怎么也跳不出西方人划定的知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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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打算创造一个“自我的世界”,而是亦步亦趋的把他人的世界当成自己的世界,把他乡当故乡,肉体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而精神已经飘到美利坚和欧洲。这种脑体分裂的精神生长方式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庄子、司马迁、苏东坡那里,肉体和精神是合一的,他们有着比较一贯的健康的人格形态,庄子生活的南方楚地,树木丛生,他听着风声、雨声、鸟声,从这天籁之中领悟自然的道,今天我们对屋子外面的风雨声已经了无兴趣,以至于麻木不仁,但怪异的是,我们对欧洲那边的风和雨却倍感兴趣,因为据说那是香奈儿听过的风雨声。司马迁游览天下,记述尧舜禹的功绩,在司马迁心中,尧舜禹是他真正的祖先,这是子孙在记述先祖的功绩,内心的骄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而今天一些人想认柏拉图和耶稣为祖先,但因为那真不是你父母,精神弄得异常别扭。

二、实干兴邦,莫空谈“文化”

晚晴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有着精神分裂症,鲁迅的病态我认为是极为深重的,而这样一个人被抬上神坛,这让近代中国的精神都充满病态。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国民性批判,而往前追溯,日本人是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国民性批判的,在落后德国(相比英法)那里,德国的哲学家把文化上升到了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德国的哲学家最终完成了在“精神”上的大国崛起,最好的例证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在日耳曼民族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很明显,德国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如同英法那样在美洲、非洲、亚洲纵横驰骋,称霸寰宇,所以硬生生的在精神的意淫玄想之中完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崛起。德国人总是把应该归为行动或者技术的原因,归之为精神上的原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把所有行动、技术、组织、管理、治理上的难题化约成国民劣根性,这样我们只要在精神和灵魂上解决了我们的劣根性,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强大。而当我们认真研究英美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性有何批判,甚至国民性这种概念在英美世界中就根本不存在。英美的知识分子总是不擅长于把各种问题归结为一种形而上的本质,比如人性、国民性、民族性,英美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各种技术分析,把各种难题还原成技术问题,要么是法律技术,要么是政治技术,要么就是工业商业技术。我们看到,在所有落后国家那里,文化总是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比如在德国,哲学扮演了超出它应该承受范围的角色,而在俄国,文学被拔高到压倒一切,文学成了拯救世人的良药,在中国,文化也被彻底的高估,以至于我们要有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只有到了80年代之后,邓小平的务实主义才把我们带入了技术革命时代,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商业技术、工业技术、政治技术、法律技术上太落后,而不是我们的文化。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有许多夸夸其谈的学者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怎么了,这种陈词滥调依然到处充斥着整个公共舆论界和学术界。在执政者已经明白了技术的重要性之后的37年,整个知识界依然处于80年代的水平,最近施特劳斯的古典学在中国颇为流行,获得了大批年轻的拥戴者,我们不妨追诉一下古典学的源头,古典学其实是一门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学问,德国人试图通过回归古典来寻找异于英法的现代性道路,歌德、莱辛使古典学成为潮流,继而在尼采、海德格尔那里蔚为大观,德国的古典学倾向于文本研究,而缺乏如英法的实际考古经验,英法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所以能够展开对埃及(拿破仑带了大批随从对金字塔作了实地研究)、印度、中国的考古研究。所以德国的古典学研究最后也像它的哲学一样陷入了缺乏经验的纯粹思辨之中。今天在中国兴起的古典学也有可能因为缺乏实际经验而陷入到纯粹的文化意淫之中去。当然了,在精神上意淫出一个强大的世界总是比凯撒、哥伦布、库克船长、五月花号在现实世界中拿命来闯荡要安全得多,省事得多。他们肯定记得,柏拉图在地中海世界飘荡的时候,曾经几乎被当做奴隶卖出去。所以古典学依然没有走出文化决定论的死胡同。

三、苏醒——跪得太久,要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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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缺乏经验感,只是在胡乱的照抄西方的各种概念和主义,结果生产出来的文章就像猪粪一样散发着恶臭,不忍猝读。他们极为迟钝的感官并不能捕捉到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他们如同中世纪的传教士信奉圣经一样,把西方的书本奉为神明,他们并不想观察一下现实生活。当我走到街头看到到处都是烧烤摊,来往的人群熙熙攘攘,店员、老板都在精神饱满的招揽生意,年轻人都在拼命的赚钱,你说我怎么能够说这个时代不是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呢?对那些诅咒者,说中国死气沉沉,已经完了的人,我真的表示不可以理解,难道他们的眼睛长到了脊背上,看不到到处充满的活力和激情吗?知识分子对农村对广大的西部城镇已经达到了无知的地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经验是重要的,美国人的经验才是重要的。他们认为研究农村就会把自己变得低人一等,而研究美国和欧洲就能让自己高人一等,而要命的是,当他们研究美国的时候他们拙劣的研究水平又让美国的同行鄙视他们,因为他们就像跟屁虫一样,毫无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不关注自己的经验,他们同样鄙视比如拉美、印度、非洲、中东的经验,在他们看来,这些落后国家根本值不得研究,这样狭隘的情绪充满他们的内心,他们永远像盲人一样,看不到更广大的世界。

最近中国政府牵头发起了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早就强烈的关注到了亚非拉这些地区,而华为、中石油这些企业也已经在整个非洲布局,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醉生梦死,居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真正到非洲去做过实地研究。要知道在非洲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工。这些知识分子极为迟钝的反应力已经让我们大跌眼镜,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客气的鄙视整个学术界的迟钝。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集中目光关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在使劲的诋毁自己的国家,不断的贬损整个国民的自信心,而对中国为何能够实现37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就是今天这群知识分子的丑样,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毫无研究,对整个世界也出奇的无知。我真不知道这群知识分子到底一天是在干些什么。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重要责任,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以一个非西方国家的身份建立一个世界体系。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远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伟大的使命,甚至他们想都不敢想,连做梦都不敢,他们的骨子已经极度的自卑,自卑到如果没有一个西方作为参考标准,他就不能独立思考。只有西方敢想的我们才敢想,只有西方敢做的我们才敢做。就这样一群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指望他们能创造出什么新世界。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能获得什么尊严,我们只能祝福他们被时代无情的扇上几个耳光,直到他们被唤醒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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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明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好青年”编辑,青年学者。文章来源:“中国大学教育”微信公众号2018-9-14。第一篇《论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状态》曾于发表于观察者网2014-04-16。求是理论网201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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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8-09-24 21:06:33.0)
    晚晴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有着精神分裂症,鲁迅的病态我认为是极为深重的,而这样一个人被抬上神坛,这让近代中国的精神都充满病态。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国民性批判,而往前追溯,日本人是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国民性批判的,在落后德国(相比英法)那里,德国的哲学家把文化上升到了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德国的哲学家最终完成了在“精神”上的大国崛起,最好的例证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在日耳曼民族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很明显,德国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如同英法那样在美洲、非洲、亚洲纵横驰骋,称霸寰宇,所以硬生生的在精神的意淫玄想之中完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崛起。德国人总是把应该归为行动或者技术的原因,归之为精神上的原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把所有行动、技术、组织、管理、治理上的难题化约成国民劣根性,这样我们只要在精神和灵魂上解决了我们的劣根性,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强大。而当我们认真研究英美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性有何批判,甚至国民性这种概念在英美世界中就根本不存在。英美的知识分子总是不擅长于把各种问题归结为一种形而上的本质,比如人性、国民性、民族性,英美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各种技术分析,把各种难题还原成技术问题,要么是法律技术,要么是政治技术,要么就是工业商业技术。我们看到,在所有落后国家那里,文化总是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比如在德国,哲学扮演了超出它应该承受范围的角色,而在俄国,文学被拔高到压倒一切,文学成了拯救世人的良药,在中国,文化也被彻底的高估,以至于我们要有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只有到了80年代之后,邓小平的务实主义才把我们带入了技术革命时代,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商业技术、工业技术、政治技术、法律技术上太落后,而不是我们的文化。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有许多夸夸其谈的学者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怎么了,这种陈词滥调依然到处充斥着整个公共舆论界和学术界。在执政者已经明白了技术的重要性之后的37年,整个知识界依然处于80年代的水平,最近施特劳斯的古典学在中国颇为流行,获得了大批年轻的拥戴者,我们不妨追诉一下古典学的源头,古典学其实是一门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学问,德国人试图通过回归古典来寻找异于英法的现代性道路,歌德、莱辛使古典学成为潮流,继而在尼采、海德格尔那里蔚为大观,德国的古典学倾向于文本研究,而缺乏如英法的实际考古经验,英法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所以能够展开对埃及(拿破仑带了大批随从对金字塔作了实地研究)、印度、中国的考古研究。所以德国的古典学研究最后也像它的哲学一样陷入了缺乏经验的纯粹思辨之中。今天在中国兴起的古典学也有可能因为缺乏实际经验而陷入到纯粹的文化意淫之中去。当然了,在精神上意淫出一个强大的世界总是比凯撒、哥伦布、库克船长、五月花号在现实世界中拿命来闯荡要安全得多,省事得多。他们肯定记得,柏拉图在地中海世界飘荡的时候,曾经几乎被当做奴隶卖出去。所以古典学依然没有走出文化决定论的死胡同。 ——这几段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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