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三年，畅销60万册，该书两位作者联袂其他四位学者，近日再度推出政论力作《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该书由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华盛顿的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本文即摘自《天下为公》一书，该书从学术角度和世界视野回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探讨了中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从中西文明基因的角度探究了中共如何实现对苏共的超越，展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毛泽东思想对于以党建理论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继承和超越，就在于构建出了一套可以被概括为师生辩证法的党和人民互动的机制，其中既有从群众中来，又有到群众中去；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和建设，也有党接受人民的监督，服从人民的意志；既有党作为人民的老师教育引导群众，又有党作为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党和人民始终结合在一起，构成师生关系的辩证循环：人民在本质上有别于孤立个人的复数形式，就在于能够通过先锋队组织的教育、领导、组织，将自己本具的觉悟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坚强的主体性；而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其先进性正在于能将人民本具的觉悟充分地展现出来，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人民的主体性需要党的主体性加以激发，而党的主体性通过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得以实现，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这种平等与觉悟双运的党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着最深切明晰的表述：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如果说，列宁主义式政党是以类似神对凡夫的“圣爱”的态度对待人民，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完成的关键，就在于要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来实现目标。感动“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激发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间一切神圣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着要以共产党人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所转化成就的神圣全能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于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的结合，而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是对于这种文明核心特征（或说道体）极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双方相遇后展开生死搏斗，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二者通过关照对方发现自我。这种通过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这一关系是辩证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通过相互认同确立、因新的斗争而发生改变的，这其中也包含着支配的一方主动放弃主人身份这种可能。 

　　俄国共产党乃至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中极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知识精英主动放弃主人身份，领导原先作为“奴隶”的劳动人民走上革命和构造新型社会的新道路。这可以名之为颠倒的主奴辩证法。只是，这种颠倒的主奴关系依然有其相应的痕迹与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导—依附等主奴辩证法中衍生的范畴会继续顽强而深刻地影响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文明深处则遵循着一种与之根本不同的逻辑：师生辩证法，这即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道体意义上的差别。在这种互为师生、教学相长、学习共进的关系中，必然包含对人的本质（乃至作为人之共同体的类本质）的开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不把人当作某种具有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体，而始终将人看作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以自我实践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实践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平等不离觉悟，觉悟终归平等，二者互摄互入，相即相融。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之于苏联，使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中，都呈现出社会主义理想所本具的平等特质与生活—组织—实践中无处不在的单向度垂直化支配关系的深刻矛盾：就国内而言，一方面是颇为完备的社会互助—保障体系和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高度僵化的官僚等级制度和相应的依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一方面有着出于国际主义理想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筹建组织和初期工作过程中的指导帮助，其对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建构更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全面支持（涵盖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国际交流等诸多维度）；另一方面，特别是针对处在其直接影响下的东欧国家及各国共产党组织，则习惯性地以领导者（“老子党”）自居，直接介入、干预乃至操控这些国家与党派，各国共产党之于苏共，就如同东正教会的各分支之于普世牧首，这其中暴露的主奴辩证法之痕迹，甚至比苏联国内情况更为突出而恶劣。 

　　在体现师生辩证法逻辑的中国，就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关系和党群关系而言，如同毛泽东主席提到的那样，其总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主体性，因而始终处在党和人民的有机互动、互为师生之不息循环中的超越苏联共产党模式的新型政党。 

　　这一逻辑同样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之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即便强大了也不会以充任霸主为目标。这一不称霸的立场，不是因力量尚未充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恰恰是中国道路的本质体现：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支配—主宰关系绝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体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道体之结合的是师生辩证法，它不但可化为内部党群关系之实际，而且体现于国际关系中。师生关系的核心即“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生的存在都不是天生、固化、一成不变的；老师是从学生成长起来的，学生未来也可以成为老师，师生二者始终是在比较平等的意义上进行教学交流的。虽然平等，但师生之间又非无序无规，而是既有阶段性的主导—追随之别，又包含超越这种关系之内在期待的有机统一。在初始阶段，作为学生的一方肯定主要听从富于经验的老师的教导，当其将所学与自我经验有效结合并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时，则可以更平等、更自信地与老师交流，同时自己也成为教育者。 

　　这一逻辑如何落实在国际关系中？ 

　　第一，尊重各国基于其历史与现实形成的道路选择应是长期坚持的原则，不搞传教式的带有强制性、排他性的理念或价值观输出，而是通过榜样垂范的影响和感召形成天下归心之势，所谓“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第二，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政要来中国学习经验，未来会有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一向中国学习的队伍，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教育与学习相结合的原则，既传授自己所知，也学习对方的经验，特别应鼓励外国友人将在中国所学与其实际相结合，形成新鲜的经验与我们共享，共同探索更好的发展路径。禅宗所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老师真诚地期待学生超越自己而进行教授，这才是师生辩证法的真境界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