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大选已于昨日落下帷幕，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乡下人的悲歌》作者J.D.万斯也如愿成为新任美国副总统。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共和党，将会引领美国走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选举已经结束，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同意，当下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已是基本事实，并不会因大选的结束而有所改变。

在这次大选过程中，除了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大PK外，J.D.万斯的立场大转变尤其引人瞩目。他从“永不特朗普”，转变为MAGA的狂热支持者，其背后并不是所谓政治投机，而是在当前美国政治文化思潮的潜在影响下，本人思想理念的一次转变，其中，政治学者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J. Deneen）对其影响尤为深刻。

帕特里克·德尼恩是美国圣母大学政治系教授，于2018年出版了《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因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不仅在美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普通民众中反响热烈，讨论极多，作者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并对一些政治和公众人物的思想和立场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J.D.万斯就曾公开承认，德尼恩是他知识体系和思想转变的主要影响者之一；而借由他们，德尼恩的思想和观点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政治走向。

“几乎没有读者会赞同本书的一切观点，但很少有读者会不从中获得启发与教诲。”作为一部难以被归入传统左、右政治光谱中的颠覆性著作，本书为观察和思考美国国内的价值冲突与政治危机提供了独特视角。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将其列为推荐阅读书单：“虽然我不同意此书的许多结论，但我同意它指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内在缺陷。”

以下内容摘录自《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的《新版序言》；该书由新星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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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告诉我，《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的出版非常及时。作为一部政治理论作品，本书能获得这样的反馈，部分是因为它的优点——但愿如此！但毫无疑问，更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突如其来的对自由民主制缺陷的不安。本书意外地迎合了一种仅仅是其出版前一年还无法想象的需求：当所谓“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再也不是必然时，对于自由主义的衰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仅仅出版一周后，本书便在美国几家顶级报刊上获得了评价和讨论，包括来自自由主义喉舌《纽约时报》的两篇专栏文章与一篇评论。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这种社会反应感到震惊。这部分缘于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已经在学术期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反复地表达过本书的观点。直到认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已经足够成熟时，我才开始写作本书，完全无意针对任何具体政治事件。然而，它的出版却意外地赶上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欧洲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等事件。这自然是巧合，但归根结底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被问到如何评论这些相关事件的次数，还是比我预想的要多。

本书在写作中有意模仿了古典作者对“政权逻辑”的探索，这种类型探索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而本书的一个更直接的前身与模板，则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我希望能够唤起美国国内对自由主义的失败的关注，而由于自由主义体制下民众们尚且满足于自由主义显而易见的成功，这种失败不太容易引起注意。因此，我格外惊讶于本书收获的回应：我原本只期待获得少数政治理论家的回应与批评，而非如此众多希望寻求理解自由主义如今已经显而易见的失败的读者。

本书出版后引发了诸多讨论，许多人问我本书的分析与当代政治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引导我从三个方向延展了自己的分析。首先，当人们问我如何看待如今的先进民主国家中民众明确感受到的挫败感时，我重申了本书开篇的观点，即自由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片面强调反而使许多民众丧失了自由。其次，关于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自由主义创造一种“新贵族制”的努力催生了感到不满的民众重新夺回政治控制权的尝试。最后，当被问到从非法移民到跨性别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满的源头时，我指出，这些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都源自自由主义对一种无边界自由的追求，但许多民众并不接受它。尽管在本书中我详细讨论了这三个问题，但鉴于我是如此频繁地被问到这些问题，故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自主个体的约束

“自由”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词语，但自由主义的历史却要短得多，一般认为只有几百年。它起源于对自由状态与原意几乎完全相反的重新定义。在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中，自由是一种自治的状态，对个体或者政治共同体而言都是如此。自治是一件困难的事，它需要持续不断地培育美德，尤其是对诸多欲望进行自我节制。由此，自由的实现需要对个人选择施加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不是通过明确的立法来实现的——虽然法律也占有一定位置，而是通过以习俗形式呈现的、广泛存在的社会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阿奎那会将习俗视为法律的一种形式，而且通常优先于成文法，因为习俗代表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共识。

自由主义将自由重构为这种古老观念的对立面。它将自由理解为最大限度地从外界束缚——包括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在它看来，自由所能受到的唯一约束，只能是维持秩序所必需的强制性法律，除此之外个体不受任何约束。自由主义由此用一个充满法律法规的世界取代了原本由习俗规范的世界。讽刺的是，随着人的行为在社会层面上不受约束，国家职能却通过立法与管制活动的扩张而越发扩大。“自由帝国”越扩张，国家管控也就越强。

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在经济领域看到：为了在经济世界中实现个人选择的至高无上，必须消除市场中的一切人为边界。“市场”曾经只是城市内一个明确受限的地方，现在却变得无边无际。自由主义的逻辑要求国家与市场近乎无限地扩张。大规模的国家建构与全球化经济都诞生于个体自由的名义之下，又用被冠以“自由”之名的体系让个体变得无权，最终被彻底征服。

如今，在自由民主体系下，以选举形式体现出的不满情绪，同时直接针对庞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距离我们遥不可及且不受控制的政府。当下的自由主义者们谴责这些“民粹主义”反应，但它们只不过是对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一种回应，反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希望重新掌控日益行政化的政府和日益本土化的经济的努力。尽管自由主义者们谴责其为“反民主行为”，但事实上，民粹主义的所有问题，包括易受暴民控制，都体现了一种将中央集权国家与全球化市场的控制权重新夺回民众手中的民主冲动。自由主义者对其感到担忧，恰恰是因为它是由民众驱使的。

非自由主义民主

我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自由主义对民主有生力量的招安。自由主义试图在以社会契约论赋予民主合法性的同时，限制真正的民主实践。自由主义在其起源之时，经常以这种形式上的民主，暗中阻止真正的民主参与和民主治理。然而，在这一章中，我并没有着重强调这种扼杀民主活力的形式是如何引发抵制的。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们先是回应以“民粹主义”这个充满轻蔑意味的词，意在将这些表现了民众不满的选举结果与那些合法的所谓“民主选举”区分开来。一般来说，那些被我们称为“民主”的政策和政治家通常都遵循着自由主义原则，无论其是否真的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民粹主义的选举结果通常被视为反民主的。这其中体现的是自由主义只想维护民主的表象，而民主已经不再维护自由主义了。

事实上，民主不可能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得到充分实现。民主需要依赖那些自由主义企图摧毁的社会规范，尤其需要一个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彼此有着共同的生活与理念的社群。随便一群互不相识的个体走进投票站，投完票，再走出来，这不能被称为民主。政治学家彼得·梅尔在他的遗作《统治虚无》（Ruling the Void）中描述了这些民主的前提：

“（相对）紧密的政治社群建基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之上，在其中，公民有着共同的源自职业、工作、生活环境或宗教信仰的社会经验，这是最重要的。这些社会共同体反过来巩固了高效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教会、俱乐部，等等。”

正如孟德斯鸠早已指出的，民主制是一种要求最高的政体，它需要公民具有美德。美德的培育需要那些能够形成与支持美德的社会组织的广泛存在，但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正试图掏空这些社会组织。极为讽刺的是，自由主义声称其合法性来自民主，但它却使民主无法有效运行。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试图声称，只有在自由主义理念得到维护的时候，民主制才是合法的；而另一类则准备彻底抛弃“民主是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特征”这一守旧观点。后者人数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人，比如《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贾森·布伦南，公然支持限制选举权，将民主参与最小化，并得出结论：民主制度所有显而易见的优点，都被那些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决策所抵消了。虽然这种公开的反民主观点只在一个小众群体中很有市场，但在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上也能体现出来：他们正鼓吹加强行政部门与法院的集权，并寄希望于行政国家抵抗可能侵蚀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民主力量。

这些虽不多见，但数量在不断增长的反民主观点实际上只是对自由主义早已长期存在的做法和制度的肯定。自由民主制下的精英统治是一种数十年前就被提出的论调，很少有作品比詹姆斯·伯纳姆于1941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对此更富洞见，此书曾影响乔治·奥威尔写作《1984》。伯纳姆描述了一场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革命：资产阶级（贵族）正在被一个新生阶级取代，这一阶级意识到，权力不在于占有不动产，而在于操纵观念与生产过程。这群新的“管理精英”会继续维持议会掌权的表象，但权力将会被集中到公开或半公开的官僚组织中。这群新的统治精英执掌着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整个国家（最终还有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将流经他们所控制的机构，并养肥这些精英。如今，美国人民激烈地反抗华盛顿的腐败——那附近是全国最富有的地区，在那里，那些表面上的“美国公司”毫无任何国家忠诚感。这反映出了一场从下而上反抗伯纳姆所描述的“管理精英”的革命。所谓的民粹主义革命，不如被称为反抗全球管理精英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