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漫漫征程已逾百年。 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上相当成功，成功到这样的程度，美国政府开始公开限制中国人学习西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直接断供中国高端芯片。 今天，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上领先的经济强国，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科学强国，尽管我们在许多基础研究领域仍与西方存在差距。2024年6月1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了《中国已经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一文，指出按照两大科学指标——高引用率论文数量和自然指数，中国无疑“已经成为科学超级大国”。2003年美国的高影响论文数量约为中国的20倍，2022年中国的顶级论文数量开始超过美国。且在植物生物学、人工智能（AI）、超导物理学等诸多领域，我们均处于研究前沿。【1】 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我们引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因地制宜地应用这一革命理论、冲破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工业化。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依然与西方政治体制迥异。国内外学人几乎公认，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强烈的历史传承性。 当然，每每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如腐败多发态势），就有人祭出西方自由民主的药方。不过，中国政府很少按这类药方抓药。 1、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无法向西方学习 同样是引入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科学与民主的命运何以大相径庭？这是因为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它更具动态性，天然具有普世性。自然科学的原理及其技术应用不仅适用于西方，也能较容易地移植到中国，所以一旦有了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就能迎头赶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相对静态的，发展缓慢。它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缺乏普世性。诚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1901年-1976年）1973年3月在慕尼黑接受巴伐利亚天主教科学院瓜尔迪尼奖时强调的：“这里基本上不是事实问题，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而是社会的精神形式（它在本性上是静态的）和科学的经验和思想形式（它们是持续不断地扩展和更新的，因此具有动态的结构）之间的冲突。即使一个社会是经过巨大的革命动荡而产生的，它仍力求巩固它那种要成为新社会的永恒基础的精神根源。可是，科学却为扩展而斗争。”【2】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谈到我们如何学习西方时，也曾注意到哲学与物理学发展有快慢之别，认为我们绝不能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样，盲目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1924年4月关于《民权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先生针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崇拜西方、一切政治社会之事都要学习外国的现状指出：“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像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3】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族群或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相对独立的中华文明演化路线与西方文明模式差异巨大。如果我们忽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不同，盲目引入西方人文学术，必然会产生明显排异反应。 因此，在学术范式尽乎完全西化的21世纪，中国学界只能引入无数西方概念和理论，却不能理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更不能为中国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整体上，从政治到生活方式，在学术思想上我们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今天，有必要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简单地执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学术路线——全面否定以经学为源头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同时，全面引入西方学术范式和学术体系，这是错误的学术路线！ 我们可以引入西方科学技术，可以引入众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却不能全面引入西方安身立命的根本宗教、西方安邦治国的根本自由民主。要理解中国特色、理解中国现实，不能脱离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不能脱离以“垂范万世”的经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2、中国人发现了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 我们以何谓“中国”为例。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小时候我们被告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同西方一样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类描述对于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有益，却不能揭示它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因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其他文明都缺乏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天下特征——军事、经济、教化、学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统于单一政治重心——中！“建中立极”的中华治道（也称“王道”）是过去四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孜孜以求的目标。韩非子形象地总结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 大约5000年前，纳迈尔（古希腊文献又称美尼斯）就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古埃及第一王朝。但在地中海世界，埃及一直是诸多王国之一，它并没有统一当时的天下——东地中海世界；罗马可说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文明核心部分统一了起来，却不能实现教化上的统一，罗马是由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机构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它征服的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习俗。所以在古代西方世界，大一统的天下并没有出现过。 至于现代民族国家，则是在西罗马帝国的碎片化政治废墟上，现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随着海外殖民以及列强殖民竞争形成的。历史上，中国没有长期碎片化，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没有经历过海外殖民竞争，当然不太可能形成西方那样的民族国家。 事实上过去四五千年来，整体上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天下，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界，公元前221年以前天下统一的封建（诸侯），公元前221年以后天下统一于郡县。只有形成统一的政治重心，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这成为中国文化最顽强的文化基因之一。孔子一生，治理鲁国、周游列国、整理六经，都是为了促进天下大一统的中华治道——王道！ 受西方中世纪封建观念的影响，我们常常将封建与礼义崩坏、天下失序的春秋战国时代联系起来。殊不知，春秋战国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那样长期的分裂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据《周礼》等经典的追述，西周封建社会是一个法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千里王畿是天下的政治重心，王畿以外，向四方每延伸五百里为一服，共九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亦称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前六服是周天子王化之地，礼义之邦，称为“九州”或“中国”。后三服是藩国，但这些族群也要按时朝见周天子，交纳赋贡——朝贡是一世一次。 “九州”之地由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统治，他们政治上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王的臣下，各方诸侯都要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政令不统一，除了不断派遣使者对诸侯进行自上而下的督察控制，每12年亲自巡守方国一次，考察各地政绩，奖善惩恶。在《周礼》中，掌管诸侯具体事务的是大行人，大行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而是周王与众诸侯上传下达的中央机构，包括协调如何出兵攻打叛逆的诸侯。《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条：大行人掌管有关大宾、大客的礼仪，以亲睦诸侯。春季诸侯朝见王共同谋划一年的天下大事，秋季诸侯觐见王排列各国功绩的高下，夏季诸侯宗见王陈述各自的建议，冬季诸侯遇见王协调相互的谋略，通过时会征伐不顺服的诸侯并向四方发布禁令，通过诸侯共同朝见周天子（殷同）施行治理天下的政令。“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代表了周人对当时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整个天下都是周王的领土，整个天下的臣子都是周王室的臣下。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那是一个天下分崩、列国虎争的大动荡时代。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孟子依然摩顶放踵宣扬王道，天下大一统，“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后者问天下要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安定。孟子坚定地回答：“定于一！” 请注意，孟子并没有回答定什么列国秩序、国际均势，而是讲天下重建大一统政权。这是中国人对于人类和平的标准答案，在21世纪全球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仍具有时代意义。正是因为先哲发现了世界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才能在秦汉重建了大一统天下秩序，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1974年，钱穆先生对学生骄傲地谈道：“孟子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有极新鲜的意义。中国此下所以有秦、汉的统一，就因为当时有人会问这句话。环顾今天的世界，还远不能和我们古代的战国相比，整个世界大家闹到如此，哪有人会问‘天下恶乎定’呢？美国季辛吉（即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笔者注）风尘仆仆到处跑，他想联络中国大陆，也只想中、美团结可有种种便利。但用近代人的话来讲，他心中似乎只可说存有‘国际’问题，却决不会存有‘天下’问题。直到当前，岂不全世界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决非有如古代中国人所想的天下问题、世界问题吗……从孟子到秦统一，不到两百年，天下果然定了。虽此下亦仍间有动荡与分裂，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国。亦可说俨然是一个天下了。像现在的欧洲，还是共有三十多国，则天下又如何能定于一呢？”【4】 3、中国是一个具有现代主权国家形式的“天下” 遗憾的是，今天学者已不知中国政治共同体的本质是一个具有现代主权国家形式的“天下”了，对于中国的政治组织形态都认识不清，何谈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成为过“天下”，学者们就将中国定义为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没有故宫，难道我们非得将故宫定义为白宫吗？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中国内部形态呈现为一种“天下”组织结构，如果打破这一结构的完整性，并以民族国家观念重构它，意味着将天下之中国裂解为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形态，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一种隐性的分裂主义！ 幸运的是，除了学界、思想界的鼓噪宣传，民国以来历代执政者都反对盲从西方民族国家常见的联邦制，搞联省自治。对于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主张，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5】 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梁启超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与西方15世纪以来流行的民族国家大相径庭，它是超国家主义的“天下”。在1922年的讲演中梁启超说：“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纪的堡聚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中国人则自有其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6】 事实上，欧洲民族主义直到19世纪才成熟起来。19世纪以前，东普鲁士人对德意志人并没有多少认同感，威尼斯人也不太认同自己是意大利人。出于与英法等国竞争的需要，1834年38个德意志邦国联合建立了关税同盟，它向制造商提供了一个人口达3400万的庞大统一市场，随即而来的铁路铺设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统一性。李斯特强调保护本国产业的民族主义经济思想则为德国富强奠定了理论基础——德国的民族国家形态逐步走向成熟。 反观中国，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覆盖其文明核心区域的统一市场网络。从此以后，这个大型市场网络一直保持高稳固状态。这为大一统的天下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早在西周时期，周人就对夏商周三代政治文明有了强烈的认同，周人的治国大法《尚书·洪范》直接传承自商，始作俑者是尧舜时代的大禹。直到今天，《洪范》“无偏无党”的建中立极原则仍是我们解释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重要思想资源。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天下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体系，一个持久和平、各个族群独立发展的政治秩序。只是近代西方殖民者进入后，将我们周边诸多藩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这一体系才崩溃。直到当代，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也没有真正独立，东亚世界也没有恢复持久和平——这是历史的悲剧！今天，我们有必要承担起维系东亚和平的责任，并提出持久和平的中国方案。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提到，古代东亚的天下体系，损有余补不足，济弱扶倾是中国对待他国的良政，只有这样才会真的做到“平天下”。他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了，也要去灭人的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7】 所以，生搬硬套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以解释中国大一统天下体制，这是学术的“时空错乱”，要不得！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能用来描述中华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更无法指引未来，实现中国强大和世界持久和平。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撰文指出：“在欧洲，几十个单一民族国家于18世纪前后建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相继出现了近百个以民族独立为口号而摆脱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第三世界国家，也被称为‘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又出现了20多个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宣布独立的国家。有中国学者得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普遍和正常的国家形式’的结论，并认为中国也会走西方那样的建设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建一个国家的道路。但此观点既违背中国历史传统，更不符合中国现实。”【8】 杨教授也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始终是一体的，不需要通过民族同化政策来维持国家凝聚力。”中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9】但他却说不清中国的国家形式到底是什么，中国作为天下是靠什么来维系的？这是因为，经学所阐释的天下大一统中华治道——王道政治，早已被体制性地排除在当代学者的视野之外。 如果我们要解释清楚中国，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感，就必须如上所述一样，回归中国文化的母体——经学！
注释： 【1】齐倩：《<经济学人>：两大科学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网址：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6_13_737842.shtml，访问日期：2024年7月8日。 【2】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3】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1页。 【4】钱穆：《素书楼经学大要》第六讲，收入《讲堂遗录》（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7页。 【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013年版，第4页。 【7】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8页。 【8】杨圣敏：《建设现代国家，中国为何没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8-24/9550264.shtml，访问日期：2024年7月8日。 【9】杨圣敏：《建设现代国家，中国为何没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8-24/9550264.shtml，访问日期：2024年7月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