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树海:“同源”与“一家”——林惠祥、徐松石“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时代意义-历史探微--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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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树海:“同源”与“一家”——林惠祥、徐松石“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时代意义 
作者:[杜树海] 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2018-06-04

    【内容提要】林惠祥、徐松石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提出环南中国海区域“中马同源”与“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本文简述了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方法论特色。运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本文展示了学者的研究取向与其自身家庭出身、求学经历、人生境遇、大时代背景以及世界学术潮流的密切关系。林惠祥、徐松石的学术思想在后世的“南岛语族”和“壮泰比较”研究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本文认为,这种研究传统在今天仍具有重建区域共同体历史记忆的价值。

在本文中,“环南中国海”区域古代民族关系指涉的是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旧称“南洋”)的古代民族关系。麻国庆曾在《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一文中如此定义“环南中国海”区域:“地理上提到的南中国海,具体是指北至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越南与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连接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三大区域,并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维系在一起。环南中国海区域则包括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以及与南中国海发生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可视为两个不同部分的组合,即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的组合。“环南中国海”区域概念值得借鉴的原因在于,其可以凸显上述两个不同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性。麻国庆在前文中强调的是现当代“环南中国海”区域内部的“流动”与“网络”,在笔者看来,这种“流动”与“网络”是可以追溯到历史时期甚至史前时期的。

当下的“东南亚”在20世纪上半叶多被国人表述为“南洋”,时人陈序经写道:“(南洋)是指英属的缅甸、马来半岛,及婆罗洲;荷属的爪哇、苏门答腊,以及其他的东印度群岛;美属的菲律宾群岛;法属的越南,与暹罗等处。所谓南洋,虽然有海洋的意义,然而我们所指的却不只是在中国南海(South China Sea)中的岛屿,而且指与我国西南各省,即广东、广西、云南、西康所接壤,而伸出于南海的缅甸、安南、暹罗,及马来半岛等地方。”从陈序经的叙述看,“南洋”并不仅指东南亚的海岛、沿海区域,还可包括与我国西南、华南接壤的内陆部分,与现今“东南亚”区域基本重合。

因缘际会,20世纪上半叶若干学者曾针对中国东南、华南与东南亚(“南洋”)的古代民族关系展开研究,进行论述,例如林惠祥、徐松石、陈序经以及罗香林等先生,其中尤以前两位的成果最具代表性。本文主要内容便是回顾林惠祥、徐松石关于古越族与马来民族、壮(僮)族与泰族古代演化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运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揭示此种研究形成的个人、时代契机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并分析其承接的世界学术脉络,最后阐述此种研究所开启的新局面在后世的继承与发扬。当下,在着力构建中国本位的学术话语体系之时,重新梳理、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有利于我们学术研究方向感的确立。

一、“同源”与“一家”:林惠祥、徐松石关于“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

(一)林惠祥的“中马同源论”

林惠祥(1901—1958),福建晋江人,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主要从事中国东南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半岛的民族历史、考古研究,论著包括著作《中国民族史》,论文《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等等。其因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马同源论”,即中国东南地区古越族与东南亚马来族同源的学说,而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

早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林惠祥已对古越族与马来族的关系提出疑问:“今之闽粤人之体质似颇有类于马来人之处……然其人之中颇有色棕,面短,眼圆,颊骨大,身材矮者,一见即令人觉与中原之人大异,而与马来人相似。故古代越族与马来人不知是否有关系?马来人在古代固亦由大陆南下者,唯其在大陆时不知是否有一部分遗留?”1938年他对上述疑问做出较为完整的回答:“以作者臆测,此越族者或即为留居大陆之古代马来人或原马来人(Proto-Malay)也”,并就此提出体质、文化、语言与史前遗物四个方面的证据:其一,体质方面,马来人与闽粤人均直发、广头、短面、矮躯;马来人最与汉族不同者在乎具有“马来眼”,其形圆而大,与北方人的“蒙古眼”不同,南方汉人眼形渐趋圆大;其二,文化方面,马来人与古越族有断发、文身、黑齿、短须、跣足、拜蛇及巢居等共同文化习俗;其三,语言方面,马来语与古越语均属胶着语,与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差异较大;其四,史前遗物方面,双方在隆脊石锛、石箭镞、有肩石铲、陶器纹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根据上述证据,林惠祥推衍出如下结论:“在远古时,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国东南方,其更后逐渐南徙至南洋群岛。其迁徙大约沿海岸线平地及水路进行,并兼用舟楫为工具……迁徙之时间最早亦不过始于数千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至于留居中国东南部之一部分则称为越族,后与国内其他民族混合成为今日之闽粤人,为汉族之一部分。”

1958年林惠祥发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对前引1938年文章进行补充和完善。例如将前人研究成果作了补充梳理,将前文中的史前遗物隆脊石锛正式命名为有段石锛,将精于航海列为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共同文化习俗等等。在结论方面,修改了前引文中马来族祖先沿海岸线与水路迁徙的观点,认为马来族南迁的路线应有两条:第一条是西线,是主要的,即由印度支那经苏门答腊、爪哇等到菲律宾,其证据是印纹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条是东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

林惠祥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利用不同区域发现的史前遗物进行对比,论证马来族与古越族的同源关系与迁徙演化。上文论证马来族祖先迁徙的两条路线即是一例。民族考古亦正是他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此处拟作重点分析。

林惠祥于20世纪20年代在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时,就曾见到当地发现的大量史前遗物,包括有段石锛、几何纹陶器等。1929年他踏勘台湾圆山遗址,收集到不少上述遗物。1930年其在厦门蜂巢山发现有段石锛,1937年又在福建武平发现大量有段石锛和几何纹陶器。故1938年他在参加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大会”时,就提交了《福建武平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该文不仅限于武平的研究,还通过对比菲律宾、福建厦门、浙江杭州等地的史前遗物,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国北方的不同,它跟南方相邻半岛与岛屿(即马来地区甚至波利尼西亚群岛)有联系;越人与现时的马来人具有种族联系……”1958年林惠祥的遗作《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发表,该文根据当时已知的考古材料,将有段石锛的发展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阶段,探索不同类型在地域上的分布规律,并论证古代民族的迁徙路径:“大体言之,大陆上的型式是以初级、中级阶段的为多,菲律宾太平洋的以高级的为多,故应是大陆发生然后传于海岛。……在大陆上各地发现的有段石锛也有前后的阶段,在闽、粤、赣的多属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少有高级阶段,在浙江、江苏等处发现的便有高级阶段。可见有段石锛应是在闽、粤、赣发生,发展到有高级阶段然后向北方及海外发展。”他认为在闽、粤、赣发现的有段石锛多属初级、中级阶段,而菲律宾以及太平洋诸群岛则以高级阶段为多,故中国东南沿海是有段石锛的发源地,然后传播到东南亚海岛。总之,林惠祥论证的有段石锛传播路线与其推论的马来族祖先迁徙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在林惠祥之前,国际学者对于有段石锛发源的研究多属推测性质,他利用中国本土的材料将相关推测变成实证,并使之理论化。林惠祥在民族考古领域的重要贡献使其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人类学家。

(二)徐松石的“壮泰一家”论

徐松石(1899—1999),广西容县人,著名民族学家、教育工作者、神学研究者。因其20世纪50年代即迁居香港,后又移居美国,所以学术成果与贡献并不为国内学界所广知。然而,对于从事岭南民族和跨国民族研究的学者来说,他却是绕不开的学术开拓者。其著作包括《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百越雄风岭南铜鼓》等。

几乎与林惠祥同时,1938年徐松石提出“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况且今日暹泰的国音与广西的僮语大致相同……暹人乃是汉族的一支,与两广人民有更加密切的血统关系。”泰国(时称暹罗)泰族与中国壮族具有血统关系尚可理解,泰族乃汉族一支的说法于今看来颇难接受。不过,我们不妨看其如何论证。徐松石认为:“远古时代,中国汉族的部落甚多,因为迁徙分离,环境殊别,经了相当长久的年岁,在文化和体质上,渐渐形成南北两大支派”,“炎帝神农的八世孙蚩尤败于黄帝之后,尧舜时南方还有‘三苗’和‘苍梧’两个大国”。在这里,徐松石是以广西的苍梧县以及汉时的苍梧郡推论出尧舜时期苍梧国的。他进而论述到:“至于苍梧国遗民的一部分,则为今日所谓僮人、黎人、僰人、佬人、掸人和小泰人(即泰族——笔者注)。”这就是徐松石在1942年左右完成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对壮族、泰族同出汉族的论证。于此,笔者不作过多评论,下面转向学术价值更高的壮、泰民族比较研究议题。

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前言”中,徐松石开宗明义地提出他将要回答的问题:“(1)古代泰族以何处为发祥地?(2)泰族古代在中国的迁徙路线如何?(3)今日暹国人民与中国西南僮族有何关系?”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对此他的回答是:“作者坚信广义壮泰族当中的掸族和小泰族,直接去自两广。……在远古时代,他们都是同一部族。在中国各省的居民中,两广人特别富于广义壮泰族的血统。”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建构了一幅泰族(小泰人)迁徙的详细路线图:图上这条线路从广西百色市(德保)、崇左市(龙州)出发,向西沿今中越、中老边境过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西畴)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至红河边境口岸河口后,一支向北,一支向南,最后至十三版纳(境内)、十二周泰(境外)汇合,取道澜沧江、南乌江进入泰国。

建构起壮、泰民族发源史与迁徙路线图之后,徐松石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体质方面,泰族人身体较为矮小,“眼目略形斜竖,鼻稍大而较平。唇略厚。面在颧骨横过部分较大而两颊颇短”,与两广壮人类似。第二,文化风俗方面,泰人婚礼习俗与壮人相似,其中尤以“槟榔礼”为最:“在两家约定的日期,由男家派遣媒人,捧槟榔盘前往女家,由女家把槟榔或其他聘礼收起,手续即告完成。”两个民族传统民居都是“高栏房”(又称“干栏”建筑);男女社会地位都较为平等,等等。第三,使用铜鼓的证据,泰国曼谷一带就有相关记载,徐松石认为:“铜鼓乃岭南僮族所创制。我们看铜鼓的铸造,铜鼓的使用,和铜鼓的散布,就可以知道岭南僮族迁徙的情形。”岭南在唐之前铸造铜鼓,在这之后只有埋鼓、挖鼓的记载,而也是在这时,泰国泰族势力日渐抬头,徐松石认为这体现了双方势力的消长以及人群的迁徙。第四,语言方面,徐松石对两个民族的常用词语音作了对比,“作者曾经随意取小泰语(即今日暹罗的国语)普通常用的一百二十个字,与广西左右江流域最通用的僮音比较,彼此不甚相同的只有十三个字,其余彼此完全一样。”另外,泰语的“倒装语序”与壮语也是完全一致的。第五,地名证据,徐松石认为:“更有一事,足以证明小泰人去自两广,即小泰人自滇边经过南乌江和湄公河两流域而流入暹北和暹南,但凡他们所逗留过的地方,都遗下许多地名,在形式与音义上,和两广的普通地名一样。”这样的地名一般含有“那”音(壮、泰语中意为“田”),以及“博”“百”(意均为“口”)、“南”(意为“水”)、“峒”(意为“山间平地”)等音。

综观两者的壮、泰民族比较研究,如果说林惠祥研究的特色与贡献之处在于考古学方面的话,徐松石的鲜明特点与成就之处则在于语言学的地名考证。徐松石的地名考证法首先是识别出壮、泰语地名的共同特征,比如常用字(音)以及倒装式,接着将这些地名在地图上进行对照查找,寻找它们的分布规律。他在地图上标示出这些地名分布的密集程度与延伸方向,那些最密集的区域被认为是民族迁徙的发源地区,延伸方向则被视为迁徙路线所经之地。在发源地区之外,他甚至将这些地名的疏密程度视为该民族在此停留时间长短的判断指标。总体视之,徐松石的地名考证法在语言学领域内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壮、泰语特殊地名在两广、云南南部以及越南、老挝、泰国北部的广泛分布,是壮、泰民族同源和泰族迁徙学说最为坚实的证据之一。一直到当下,他的地名考证法仍为相关领域学者所沿用与完善。

二、“离散”与“西学”:林惠祥、徐松石研究的个人、社会背景与学术脉络

(一)林惠祥、徐松石研究的个人、社会背景

林惠祥1901年出生于福建晋江,父辈、亲友多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经商。幼时入家塾,12岁时至福州,因父亲常年经商于台湾,遂入“台湾公会”所办福州东瀛学堂。该校因为被日本人主掌,故多日文课程,难易程度类同小学水平。东瀛学堂毕业后,他考入教会所办之青年会中学,该校素重英文,诸多学科均用英文教材。后来他又嫌学校所教内容太过浅显,辍学回家奋力自修英文。1918年他应胞妹之邀赴马尼拉,于亲戚米厂处记账,工作之余仍学习不断。1920年他回到厦门,投考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入人文科社会学系,五年后毕业,成为厦大第一届毕业生之一。毕业后林惠祥即任厦大教员,1927年其又赴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师从美国人类学家拜尔(H. O. Beyer)学习人类学、考古学。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旋即回厦大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林惠祥举家迁往新加坡,曾出任槟榔屿著名侨校钟灵中学校长。1941年南洋战事爆发,他又迁居农村种地开荒、摆摊买卖,维持全家生计,直到1947年回归祖国。在此期间,他还考察了南洋多个史前遗址。

考察林惠祥的家庭出身和学习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出身于福建沿海典型的“离散”“移民”家庭,家庭关系广泛分布于南洋和台湾地区,这使得他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眼光”,有利于开展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区域”研究;其从小就读日文、英文学校,日语、英语兼通,后又随美国人类学家攻读硕士学位,这些经历使他不仅掌握了从事综合比较研究的语言能力,还使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直承美国人类学传统;他长期侨居南洋,与当地民族有着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这使得他掌握了大量一手田野资料,同时也增进了他对马来民族的情感认同。这些都构成了他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徐松石比林惠祥早两年出生于广西容县,幼时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习传注、训诂之学。至中学阶段他远赴广州、香港求学,1916年考入上海教会大学沪江大学预科,就读社会科学系。当时沪江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课程设置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以及社会调查等。1922年徐松石大学毕业,此后于1930年赴美国田纳西州皮亚布迪师范大学深造,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归国。他历任上海崇德女子中学教员、校长,之江大学教授,沪江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等,委身大学、中学教育数十年,1957年迁居香港任浸信会神学院教授。

林惠祥、徐松石求学经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曾在教会学校上学,外语能力得到强化训练;大学本科同是就读社会学系或社会科学系,接触到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都曾出国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受到更为专门的人类学、民族学训练。

自1926年徐松石开始对岭南民族史产生兴趣,至1940年其先后四次在广西、贵州、云南三省考察、游历:1927年在广西北部一带旅行数月;1935年调查广西南宁、左右江地区;1938年深入瑶、苗、僮人区域,考察桂北、湘西、黔南、桂西以及桂中等地;1940年又行走桂北、桂西以及桂、黔、滇三省交界地带。长期的旅行、游历使他具有与林惠祥同样丰富的田野经验,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以及敏锐的学术感知能力,相信地名考证法的提出与此不无关系。

徐松石的家庭虽非典型“移民”家庭,但其父也曾留学日本同文书院,1907年赴新加坡考察矿务,往来于南洋各国兴办橡胶园。1934年徐松石亦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受华侨总商会委托,创办棉兰市苏东中学,并任校长半年多。这样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一个深入认识南洋社会的机会。这所学校后来还曾向林惠祥发出请任校长的邀约,林惠祥虽并未赴任,也算两位同道擦肩而过,留下一段学界逸闻。

总之,林惠祥、徐松石两位先生的学术取向、理论假说皆与其家世环境、求学经历、人生境遇以及个人情感等关系莫大。

除开前述个人因素,林惠祥、徐松石的研究还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当时,中国与南洋的联系异常紧密,南洋华侨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中国国内政治影响举足轻重。据陈序经的估计,当时南洋华侨华人人数在一千万以上,其中尤以闽、粤籍最多。以国别论,“据暹罗数年的人口估计,共有一千四百万左右,中国人就占了一半以上”。从现实的庞大华侨华人群体出发,罗香林就把马来人的祖先视为“初期华侨”:“中国人在有文字记载时期的经营南洋,实远在两汉的时候,这比任何国人的经营南洋,都为最早最久。这是因为已有初期华侨即今日马来人的先代以为先河的关系,所以继起的经营,也就比较便利。”由此推之,林惠祥、徐松石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亦是当时中国-南洋经济、政治结构的自然投射。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均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字里行间仍能看出现实的考量。徐松石就曾写道:“最近暹罗元老乃比里曾经来华参观,报载暹罗大使乃沙浣杜拉叨,不日要在南京呈递国书。我们希望这两位‘乃’(乃字在暹语即汉语的君字或先生二字),真能认识中暹是一家人,真能明了中暹的历史,而于两国的关系上作更热切的推进。”由此可见,徐松石相信“中暹一家”的历史是有助于推进两国关系的。

(二)林惠祥、徐松石研究所在的学术脉络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该学科的内容与意义,在其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更是大力推进相关研究。作为一门引进、初创的学科研究,其发展毫无疑问会受到西方学术渊源、脉络的影响,林惠祥、徐松石的研究亦不例外。

在林惠祥之前,西人拜尔、迪逊(R. B. Dixon)、克恩(H. A. Kern)等等已就马来族的发源、迁徙做出诸多论述。他们的观点大致是马来族应当是在印度支那一带地方,由北来的蒙古利亚种海洋系和西来的印度尼西亚族混合而成。其中林惠祥尤其重视拜尔和迪逊的观点。拜尔认为:“概括言之,蒙古利亚血统的马来人以及在历史时代进来的人都住在沿海的地方。带有印度尼西亚血统的人则多住内地,在更偏僻的河源沼泽或森林地方则至今还有原始的矮民的后裔”;“印度尼西亚族入南洋后于矮黑人。蒙古利亚种更是最后到的,当他们从中亚细亚移出后,一部分侵入印度支那,再南下到马来西亚群岛”。拜尔最大的贡献在于将马来西亚诸岛的族群按照地域分布的不同进行分类分层,并建立了这些人群先来后到的时间序列。

迪逊关于马来族起源、迁徙的论述则更为全面、细致,他把北来的蒙古利亚人种分为两支,一支为古阿尔卑型,他们经印度支那进入东南亚沿海地带;另一支为阿尔卑型,他们又被命名为正马来人。对于此迪逊有详细论述:“约在公元前数百年有一种民族由东南亚或东亚某地,大约是由安南或东京(Tonkin,越南北部)或者更北方的华南海岸,迁移到印度尼西亚(指地名),这种人可以称为正马来人(True Malay)……他们的体质很像现在的中国内地沿海和台湾相对的闽粤二省的住民”,“我想马来人的发生是由于华南和华中海岸的阿尔卑型人种和原住的古阿尔卑型人种以及加斯比型人种混合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海洋式的,他们早能造船和航海。当汉族发展到了东部沿海和这种非汉族的人民接触时,便由他们学得了造船和航海的技术。汉族南进时将这种马来族一部分吸收,一部分赶走,于是这种惯于航海的马来人便时时航行到东方或南方的海外寻找新住地”。在迪逊看来,马来人的发生是阿尔卑型人种(正马来人)与古阿尔卑型等人种混合的结果,阿尔卑型人种(正马来人)的体质跟中国东南沿海福建、广东两省居民的体质相似。正马来人在原住地已经掌握造船与航海技术,汉族南下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便航海南下进入东南亚各地。由此可见,林惠祥的“中马同源论”(古越族-马来族同源论)应是直接导源于迪逊的论述,他自身的贡献则是使用大量的证据(特别是考古学证据)将这样的推论证实、完善。

林惠祥承袭拜尔、迪逊的学术脉络,应该是缘于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其于1927年赴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时,便是师从时任该校人类学系系主任的拜尔。拜尔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1905年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后即赴菲律宾民政部民族调查局任职,开始长达60年的菲律宾生活、研究之旅,被誉为菲律宾“人类学之父”。其著作包括《菲律宾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东方史》(A History of Orient)等等。拜尔醉心于菲律宾及周边区域的史前史、民族志以及古物收集,收集了数量庞大的石器、陶器等等,这些器物后来被用来组建博物馆。他的理论方法,是用渐次进化与移民扩散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特殊进化与普遍进化。

拜尔曾于1908年在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博士生课程的训练,指导教师就是迪逊。可惜的是拜尔次年即返菲进行田野作业,再也没有回校攻读学位。迪逊研究的区域包括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东部等环太平洋地区,其对民族起源与迁徙研究情有独钟,曾提出美洲印第安人“蒙古起源说”。他的著作包括《海洋神话集》(Oceanic Mythology)、《人类种族史》(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等等。迪逊曾长期执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皮博迪博物馆,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也是出自其门下。

值得一提的是,迪逊又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第一个博士生。博厄斯长期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开创了包含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的美式人类学学科体系。他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推动了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繁荣。因其研究特色,博厄斯与其弟子又被称为“文化历史学派”。从博厄斯到拜尔的学术渊源一直延续到林惠祥,这既给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又型塑了其所开创的厦门大学人类学学科的特色。厦大人类学学科至今坚持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学科并重,突出民族、族群研究的历史、文化视角,并拥有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博物馆完整建制。

徐松石在其著作中广征博引上自先秦、下迄明清的中文典籍,并用文字学、音韵学以及训诂学等传统治学方式对地名、族名进行考证、串联,其研究好似走的是传统国学的路子。但我们需要明白,当时欧洲汉学用的亦是同样的方法,即所谓“比较语言学”。他曾自陈其受西学影响甚巨,在《泰族僮族越族考》一书的参考书目中,英文论著就达17种,计有柯奎翁(A. R. Colquhoun)的《在掸族间》(Among the Shans)、吉里尼(G. E. Gerini)的《7—19世纪暹罗与中国的互动》(Siam’s Intercourse with China)、卡特(A. C. Carter)的《暹罗王国》(The Kingdom of Siam)、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杜德(W. C. Dodd)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等等。

当时整个国际学界对民族起源、迁徙充满兴趣,欧洲汉学界亦不例外。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以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闻名,其实他对泰族的起源也进行过论述:“早在公元前2208年,泰族就已经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远在武王时代的地理考察报告中,中国人就将泰族称为‘蒙’或‘大蒙’。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蒙’或‘大蒙’就住在中国的四川省。”徐松石对拉克伯里关于泰族源于中国、逐渐南迁的观点深表赞同,引为同调,但拉克伯里认为汉族西来,且晚于泰族,徐松石对此却极为反对:“他的议论确有相当见地。不过他指泰族为与汉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并说汉人的祖先来自阿尔泰区,本来称为百姓,后来混了泰族血液,然后成为今日的汉人。这一点就确然并非事实。”正如前述,徐松石认为泰族源于“汉族”。

关于泰族迁自两广的论点,徐松石可能受到英国学者戴维斯的影响。戴维斯于1894年—1900年间先后四次深入云南等地考察,写成《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一书。书中写道:“这个极其文明而且分布广泛的民族自称为泰,掸是他们的缅语称呼。”“(泰人)我毫不怀疑在广西和广东这些南方省份也有大量分布。事实上,云南人说广东人与掸人同属一族,而且可注意到掸人与中国西南方人的面容是相似的。”在这里,戴维斯认为广西、广东也有大量泰人分布,云南人就称泰(掸)人与广东人同属一族。

在泰族迁徙历史与路线方面,徐松石则受到美国传教士杜德的启发。杜德常年在泰国、缅甸以及中国南部进行传教活动兼民族调查,写成《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杜德在泰族发源地问题上基本承袭拉克伯里的观点,他的过人之处是完整地构建了泰族经历“七次大迁徙”的南迁史。例如,关于泰族的第六次大迁徙,杜德是这样论述的:“许多作者的论述均可证明,一直到公元1053年长江以南的所有地方都为泰族所控制,就在这一年,在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域发生了一系列战事,包括一场对广州的长期围困。在这些战事中泰族均败给了汉人。……所以另外一次泰族大迁徙开始,其强化和扩展了泰族在东京(Tongking)和暹罗东部的势力。”徐松石显然较杜德更了解中国历史,他明白杜德讲的就是北宋时期发生在广西、广东区域的侬智高反宋事件。他进而认为,宋朝平息侬智高事件后,大量壮人西迁,他们甚至促成了泰国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的建立:“速古台(即素可泰——笔者注)王朝成立于公元后1257年,即中国宋理宗时。”“宋仁宗时侬智高遂以广源州叛……而于纪元后1049年(应为1053年——笔者注)为狄青、余靖所败,率部逃入大理,从行的僮人很众。直至今日云南省的东南部和正南部,还有许多侬氏的后裔。……于是浩浩荡荡,沿南乌江和湄公河河谷而进入暹罗北境,建立了兰象和兰那两省。休养生息,与土人配合,威力日大,则进入湄南河上游,而建立速古台朝。离宋仁宗皇祐年间平侬智高时,约二百年。”由此可见,徐松石构建的壮人迁徙路线图(详见前文所述),亦应是基于对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区域历史的分析与考察。

综上,林惠祥、徐松石均出身“开眼看世界”的家庭,都曾就读教会学校,具备较好的外语能力,且都有出国留学经历,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预流”于国际学术界的,也必须置于国际的学术思想脉络中加以观察。当然他们的研究也被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例如对“起源论”的过分迷信,语言比较难免牵强附会等等。

三、继承与开新:林惠祥、徐松石研究在后世的发展

判断一位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准,或许不在于其理论与方法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有效性,而在于其引导的研究领域是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拓展空间,若从这个标准去看,林惠祥、徐松石毫无疑问是优秀的。

(一)林惠祥身后的“环太平洋文化”和“南岛语族”研究

林惠祥的研究在后世“环太平洋文化”和“南岛语族”研究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林惠祥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现在称为南岛语系民族,当时称为‘马来族’与华南古越族的关联关系”,“认定南岛族的起源地在华南以及中南半岛前此虽有若干说法提出,但林教授把这一假设更具体予以证明,实是一种创见”,“这种假设与理论,后来又经先师凌纯声教授,因在台湾所得资料丰富,得以更加扩大论证,而形成环太平洋文化讨论的热潮,其间林惠祥教授的创导之功不可没”。可见在李亦园看来,林惠祥对前述两个领域的研究均有创导之功。

凌纯声的“环太平洋文化”说是在其“东南亚古文化特质”说的基础上延展而成的。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提出“东南亚古文化区”的说法,凌纯声在考察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之后,认为涵盖中国南方的“东南亚古文化特质”除开克鲁伯总结的二十六种之外,尚有二十四种: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克鲁伯)、铜鼓、龙船、弩箭、毒矢、梭标、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口琴、鼻笛、贯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蛇图腾、长杵、楼居、点腊印花布、岩葬、罐葬、石板葬。

1954年凌纯声发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将研究视野放大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提出亚洲地中海以及环太平洋文化的概念:“亚洲地中海的东南西三岸为弧形的岛屿所环绕,自北向南而西,有阿留申弧、千岛弧、日本弧、琉球弧、菲律宾弧、摩鹿加弧,自帝汶而爪哇至苏门答腊的马来弧,再北上有安达曼弧。在这一连串的弧形岛屿中之海,可称之为广义的亚洲地中海。……亚洲地中海为南北向,可以台湾分开为南北两地中海。”出于其个人研究经历,凌纯声尤其重视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南地中海,即环南中国海。就作为整体的“环太平洋文化”而言,他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亚洲地中海的大陆沿岸,为环太平洋古文化的起源地。第二,在华北平原融合华夏与东夷海陆两大文化而成的中原文化,虽战胜了江南和岭南的南夷文化,但两种文化的涵化迄今尚未完成。今之南海群岛的马来或称印尼民族,尚保存了大部分固有的南夷或百越的语言和文化。第三,起于亚洲地中海的海洋文化或受西来大陆文化的影响,东夷向亚洲东北移动,渡白令海峡而入北美;南夷则南下先至南洋群岛,后在南太平洋中逐岛航行而抵南美。在“东南亚古文化特质”和“环太平洋文化”说中,凌纯声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共同文化特质;认为环太平洋古文化发源于亚洲大陆沿岸,“南夷”南下南洋群岛,并扩展至南太平洋诸岛,南洋群岛的马来族则保留了南夷或百越的语言、文化。这些观点与林惠祥可谓一脉相承,故李亦园认为林惠祥有“创导之功”。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的概念是指:现今居住于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上的,具有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民族文化体系。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一般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亿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较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克恩,其于1889年发表《推定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最早老家的语言证据》一文,通过对“原南岛语”的复原,该文推定原南岛语族居住于印度支那(中南)半岛海岸。林惠祥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研究虽未明确采用南岛语族的概念,但“南洋与中国东南、华南的古民族关系”无疑属于南岛语族的概念范畴;他在《福建武平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认为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马来地区、波利尼西亚群岛有联系,其利用考古学材料推论马来族的发源、迁徙与克恩的语言学研究路数亦属异曲同工。

20世纪60年代以后,南岛语族的研究蔚为大观,至今仍是国际学界的热点领域。澳大利亚学者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是南岛语族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古代民族迁徙问题上,他持农业扩张论。他认为,基于谷物种植的农业发展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与地球表面形貌的极大转变,后者亦即人口的扩张与迁徙。而北纬20度—40度,包括西亚、中国中南部以及东南亚北部这一环带正是谷物的最早驯化之乡,是人口扩张、迁徙的发源地。据此他认为南岛语族扩张的策源地就在新石器时代稻作发达的中国南部。

贝尔伍德还绘制了一张南岛语族扩张时间图,把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华南的发源扩张时间定位在距今5000年—4000年前,而向南太平洋岛屿的最后扩张时间定位于距今2000年—1000年前。沿着贝尔伍德的研究路线,张光直用考古学的证据证实了其构拟的发源扩张时间:“简单的说,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地区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隔着台湾海峡的富国墩文化如果可以进一步证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陆的东南海岸。”

在南岛语族的起源扩张问题上,尽管还有“东南亚岛屿起源说”,以及“无中心说”“多中心说”等,但“中国东南、华南发源说”仍是国际学界主流,《剑桥东南亚史》写道:“东南亚的居民经历了大范围的头骨和面部纤细化的过程,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淘汰和在中国南部地区发展的蒙古人种基因的南向传播。……尤其是在过去的7000年间,出现了南蒙古人种群体连续地向南和向东扩张。这些移动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在语言学和使用南亚语、台(泰)-卡岱语、藏缅语和南岛语居民的历史记载方面得到确认。”

印度尼西亚本土学者昆特雅拉宁格拉特完全认同林惠祥提出的“马来族南迁两路并进”说法,他写道:“最初的一批带着原始农业来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操南岛语的人大概是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迁徙的。他们的路线是从东亚大陆经中国台湾,然后经菲律宾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西里波斯岛北部和哈尔梅赫拉岛,还有一些后来又从那里迁移到新几内亚。他们的史前证据就是椭圆形的石斧。……第二批操南岛语的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始从东亚大陆进入东南亚的,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从中国西南地区经中南半岛进入马来半岛,然后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地区。他们会制造有绳纹印记的陶器和石头珠子。他们留下来的遗物就是新石器时代各种制作精美的石斧。”由上可见,该学者所述的路线与林惠祥的基本一致,而且所举考古学证据也是林惠祥最先提出的,唯一不同在于其对两次迁徙的时间进行了构拟。

另有学者认为,林惠祥的研究以及所谓的“百越民族史”研究具有单向传播论色彩,其实林惠祥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已有体认,并开始指出华南大陆与东南亚之间的一体性与交互影响:“华南的古代民族成分和印度支那以及南洋群岛是大略相同的,当然不是全部相同。……高加索种和尼革罗种既然到印度支那,何能说他们一定不到华南,所以如要说只有蒙古利亚种才能到华南是不合真相的。”

总之,在南岛语族研究领域,无论是林惠祥的理论观点(如马来族祖先同源于中国东南、华南古越族,并南向迁徙),还是其研究方法(如重视考古学证据),都给后来学者留下了深远影响,成为学术史上绕不过的高峰。

(二)徐松石身后的“壮、泰民族比较研究”与“铜鼓研究”

徐松石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壮、泰民族比较研究,所得出的“壮泰一家”观点均具有十足的开创性,一直到当下,相关领域学者在做学术史追溯时必从其开端。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泰国“泛泰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泰族发源与壮、泰比较的研究进展不大,学者多是针对“泛泰主义”进行批评、驳斥。直到80年代,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才得到重新开展。罗美珍在研究泰、傣、壮三族族源时,延展与深化了徐松石的语言对比路线,她认为:“(从泰、傣、壮)三种语言比较的情况来看,有五百个最为基本的词根相同,语音和语法又基本一致,说明三种语言起源于共同的母语,应是来源于一个祖先。”她又借用克恩的南岛语族“原语-原居地”推定法,认定“(泰、傣、壮)他们的祖先不会是生活在冰雪寒冷的北方而是生活在气候温和而靠水的南方”。最后她通过考察三种语言的借词情况认为:“傣语、泰语之间的关系比壮语更近,这种语言上的亲疏关系说明壮族和傣、泰两族较早分化,傣族和泰族较晚分化。”这样的研究结论跟徐松石的观点并无二致,只是论证方法更加完善,语言证据更加充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实施“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并由著名壮学家覃圣敏担任主持人。2003年,长达280万字的五卷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出版,成为壮、泰民族比较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该成果就壮、泰民族的体质特征,考古学文化,语言文字,物质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比较,并将中泰学者各自的研究结论并列放置,增加了研究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该丛书自陈其创新性之一在于借用语言学者陈保亚的联盟树理论,用以判断壮、泰两族的同源关系。陈保亚将语言学家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选用的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两百个词分为两阶,一阶一百词较二阶一百词更为核心、稳定,如果两种语言的关系词数量从一阶到二阶是呈下降趋势,即表示二者是同源关系,反之是接触关系。该丛书的最后结论是“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瓯骆越人”,“壮泰两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泰国本土学者纳鲁密·索素、素拉蓬·纳塔平图也认为:总的来说,有关泰族人的祖先问题是与台语民族起源于中国广西境内及越南北部红河河口平原一带的观点是互相融合的,后来,台语民族往南迁徙,与生活在东南亚沿海河口平原的孟族、高棉族和掸族产生血缘关系,演变成后来的泰族。迄今,中、泰学者合作的此项研究在国内、国际学界尚未遇到真正挑战。

上述成果发布后,一些学者还对部分结论进行了详细论证。如黄兴球于2008年出版《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专门对二者分化时间进行了论证。他首先区分出岭南地区“使用桌子和椅子”“外来作物的传播”“用瓦盖房的时间”“板-勐结构的出现”等数个文献可考的时间节点,再去对比壮、泰两族是否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从而判断该时间点上两族是否分离。另外,“斯瓦迪士-李兹”语言年代学的方法也是黄兴球的重要分析工具。

从前述可见,在泰族起源以及壮、泰民族比较研究领域,自徐松石以来研究结论方面的突破并不大,只是更加清晰、完善。研究方法上,徐松石从体质、文化、古物等方面均有论证,但其特别重视的却是语言学、地名学方面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继起的研究中得到发扬光大,即使以今日之研究现状看,语言学、地名学方面的证据仍是壮、泰两族“同源”的最重要证据。

黑格尔(F. Heger)于1902年出版《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在铜鼓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后世以其姓氏命名其创设的铜鼓分类方法。徐松石于20世纪30年代将铜鼓的出土发现与民族的发源迁徙相印证,后来又提出“东南亚铜鼓民族”概念,即“东南亚铜鼓民族,大概可以分为创制族,铸鼓族,和用鼓族,这三大类。岭南俚僚乃铜鼓的创制族。南中国苗傜僮侗等土人,以及越南汰人,和缅甸昔日的骠国人,乃铸鼓族。其余乃是用鼓族了。所谓用鼓族,乃指在他们的地方,昔日曾有铜鼓出土,或者曾经有铜鼓发现而已”。这个概念将铜鼓视作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为铜鼓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加大对东南亚和中国南方铜鼓的研究,越南学者也掀起研究本国所发现铜鼓的热潮。越南学者把黑格尔Ι型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并认为越南北部是铜鼓发源地。20世纪末以来,国内学界的铜鼓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蒋廷瑜认为:“分布于中国南方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的铜鼓,也分布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等国家。……铜鼓是东盟和中国南方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他们历史上共同联结的重要纽带。”万辅彬等人则提出“铜鼓文化圈”的概念:“铜鼓分布地区集中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从古到今中国与东南亚有着与铜鼓密切相关的文化与技术交流;从文献和田野考察来看,历史上这些地区的铜鼓都有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些地区现今依然存在活态铜鼓文化;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多数是壮侗(侗台)语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都确实存在着连片的铜鼓文化圈。”铜鼓文化圈的提出,为论证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区域的文化联系增添了有力个案。

总之,徐松石将铜鼓视作壮、泰民族同源的重要证据,又另作扩展提出“东南亚铜鼓民族”的概念,这为后世“铜鼓文化圈”的研究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综合前述,林惠祥、徐松石的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在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主题的延续、研究方法的借鉴、研究结论的完善等方面。这在南岛语族的研究以及壮、泰民族比较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值得一提的是,近二十年来遗传生物学、分子人类学在研究民族(族群)发源、演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自是林惠祥、徐松石难以预见的。但是,来自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仍然支持南岛语族发源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并逐渐南迁的观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也已经基本厘清,侗傣(壮、泰)族群和马来族群基本上都是百越人的后裔。

四、结语:重建区域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可能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南洋”关系密切,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之下,林惠祥、徐松石几乎同时提出了“中马同源”与“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他们两人都出生于移民“离散”与“开眼看世界”的家庭,通过求学掌握了良好的外语能力,都曾负笈海外接受民族学、人类学训练,而且均有长期的田野调查与游历考察经验,这些都为他们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两人的研究是“预流”国际学术潮流的,林惠祥的研究直接承袭美国人类学传统,徐松石则受到欧洲汉学以及传教士民族学研究的影响。

林惠祥的研究以考古学为特色,徐松石则是基于语言学路数。这些都跟其承接的学术脉络紧密相关,也给后来的相关研究造成深远影响。两人的研究在后世的“南岛语族”和“壮泰比较”研究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主要体现在主题延续、方法继承与结论深化等方面。南岛语族、壮泰族群分别发源中国东南、华南,然后逐渐南向扩展、西向迁徙的观点,至今仍为国际学界所认同。

在当下,受到寰宇盛行的民族(国家)主义的影响,林惠祥、徐松石所引领的研究传统或许很难占据各个民族国家的学术主流,这其实跟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否贴近真实关系不大。今天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分属不同民族国家,其在东南亚的部分显得更为分散,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过是历史不断叠加的最终结果。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的“环南中国海”,其内部的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以及贸易网络等亦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回首视之,20世纪上半叶本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最重要时段,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期,部分学者从学术眼光出发,关注与重视的却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口流动与文化联系。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成为重要学术遗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公众,构成一种“多边共享”的历史记忆。继承和重振这种学术传统,复兴这种多边共享的历史记忆,或将有利于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者简介:杜树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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