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内外是一家
2006年4月6日晚，春寒料峭，我来到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准备乘当晚夜车奔赴内蒙古的赤峰，探访红山文化遗址。
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又称北京北站，只因为有了后修的西客站，原来位于城西的这个老站就让出了自己的本名。不过北站之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指明火车去向。凡是往北京以北地方去的乘车人，如去八达岭、古北口、隆化、承德、赤峰一带，多由此发车。在我的记忆中，大约四十年前的小学时代曾经从这里坐火车去八达岭长城。当时交通远不及现在这样发达，去一趟长城已经算得上出远门了。光阴似箭，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此次和我同行的是相识十多年的陈岗龙教授。记得1993年夏在张家界的比较文学年会上，他还是稚气未脱的蒙古族小伙子，如今已是北大东方学院的栋梁。他主办的蒙古文学会议邀我来交流，会间我提议一起去赤峰考察，于是就有了这次出行。
列车隆隆向北驶去，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隐隐可见远山的轮廓，就要走出长城了。
午夜时分，列车过古北口。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2003年在清华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期间，陪同耶鲁大学的代表去八达岭游玩时的场景。几位洋人老教授登箭楼俯瞰塞外群山时，那种兴奋万分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不过，这些外国人或许并不了解，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作为首都郊外的旅游胜地，虽然名气很大，但并不是秦始皇汉武帝时代所造的古长城，而是几百年前新修的明代长城！就连密云水库边上的古北口、司马台等长城景点，也都是明代的。秦长城和汉长城要远的多，位置在明长城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按照“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比喻，赤峰，连同今日的辽宁沈阳，河北北部诸县市，如张家口和阳原县，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及包头，都是在秦长城和汉长城之界内的！如此说来，我们如今要去探访的赤峰、辽西的史前红山文化区，其实也不是什么塞外，而是关内。走出明长城的旅程，会给今人造成一种假相，形成历史的错位。
赤峰，顾名思义，是红色山峰的意思。上个世纪初的日本学者在这里发现史前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作为赤峰市标志的大C字龙，用墨绿色玉制作，又称“碧玉龙”（《赤峰古代艺术》）、“猪首龙”或“猪龙”，如今不仅赤峰市以它为城市标志，就连华夏银行也用它来作自己的品牌符号。这件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珍贵文物，标志着构成中华文化传统核心的两大符号——龙文化与玉文化的合流。中华神圣象征物早在史前时代就以精美玉雕形象出现在赤峰地区，这个发现开启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从单一的中原起源观，转向更加多元化的、中原之外的新空间。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先生就表示：我这一辈子考古未出关，这次要走出山海关了。
我原先没有想到，一个从事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居然也会步考古专家的后尘，来做这样一种知识上的探险。夏鼐先生1910年出生，长我父亲6岁，清华历史系毕业后留英深造，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拿到博士学位。1950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科院分家独立以后，他还在八十年代任过副院长。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临行前翻阅夏先生的《考古学论文集》，没有看到他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高见。不过在相关报道中，多少了解到牛河梁建筑群被发现的经过。
夜色苍茫，在经历了一段幽暗的旅程之后，前方又浮现出了一片璀璨的灯火，到滦平。它的东面就是承德。这个以清朝皇帝避暑山庄而著称的地方，从名称上听，倒是有点儒家伦理的含义。过了北纬41°的滦平、承德一线再往北，人们印象中已经是古代北方戎狄的区域了。其实这里离2000年前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还很远呢。5000年前建立有熊国的黄帝族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吧。《山海经》里说黄帝以玉为食，不是隐约地透露着有熊国与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以来8000年的崇玉文化传统的联系吗？赤峰地区发现史前玉雕龙，虽然对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的传统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还不能说是来自塞外异族的文化他者。
记得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82年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与各地域相比，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苏秉琦敏锐地认识到：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是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一个关键。如果引申苏先生的观点，可以说，在商周两代确立以河南为“中国”（中原）的地理观之前，史前时代曾经有过以河北为中原的观念。《禹贡》所言九州之“冀州”，《淮南子》所言“正中冀州为中土”，似保留着这种更加古老的“中国”观。神话世界观的想象中心叫“宇宙之肚脐”，“冀”这个古名当之无愧。有了这种北移的史前“中国”观，就好理解为什么相传炎黄大战的地点在河北北部的桑干河一带。若将“涿鹿中原”的说法还原一下，如今在涿鹿东边几十公里的北京，不也是当年的“中原”吗？
二．赤峰的“中华第一龙”
4月7日晨7点，列车到达赤峰，用时九个多小时，行程486公里。内蒙的早春比北京凉多了。赤峰学院的两位教授冒着寒风前来热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兼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参观历史系和博物馆，下午和同学们见面交流。
由于大家对赤峰的远古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初次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大C字龙被发现的经过，套用《易经》中的说法，可谓“现龙在田”。王、徐两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1975年夏，辽宁考古所的孙守道、郭大顺、郭文宣三人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调研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见到这件玉龙，通高26公分，外观雕成开口的C形椭圆环状，无爪无角无鳞，素面磨光，头像猪又似鹿，长嘴上翘，头顶至颈背扬起一长鬣，与商周战汉以下的龙造型明显有别。当时还没有关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统经验，所以无法断定这玉龙的产生年代。C字龙是在1972年代初，一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上暴露出来，由当地乌单镇三星他拉村一农民拣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当玩具用。后被偶然来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馆人员看到，用了20元人民币采集回来。孙守道等通过文化馆找到那位农民，希望能到出土现场找寻一些线索。可惜时过境迁，那农民已经记不清三年前C形大玉龙得见天日的具体的位置了。他们不甘心，就在该山坡周围方圆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结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那默默无言的C字龙，空有26公分高的纯玉身躯，还要躺在旗文化馆的库房里继续它的“潜龙勿用”的屈尊经历。
假如那年孙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恐怕也不会得到多么大的重视。历史性的际遇好像注定要发生在开放以后的80年代！再一次的“现龙在田”，发生在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日子——1984年8月4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积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墓主胸前放置着一青一白两个玉雕龙。由于该墓冢群属于红山文化遗迹，玉龙的制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5000年前。这也就使孙守道等人重新给70年代所见到的赤峰C字龙断代，从原初假定的西周时代，改判为新石器时代。于是“龙出辽河”这个命题呼之欲出。
孙守道等在石板墓中发现玉雕龙后，接下来的际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积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积越40000平方米的堤墙状遗址，其中零散地分布着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发掘者们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及时扩大战果，从散碎的红烧土迹象入手，逐渐发掘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庙。连同1979年在50公里外发现的东山嘴石祭坛遗址，辽西群山中隐约呈现出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中心。有媒体报道称之为天坛、陵墓、宗庙齐全的“小北京”。有学者推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物证，认为红山文化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国。近十余年来，在河北的围场县、阳原县都曾经发现红山文化玉龙，阳原县还是考古界所推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最丰富完整的地区。
在徐子峰教授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青色玉石料。向他询问究竟，才知道，这是赤峰地区存在玉矿的实物佐证。玉学界多数人认为，构成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传统之基础的原材料，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辽宁岫岩县开采得来的。而眼下的这个标本则可证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听徐教授的介绍，唏嘘不已。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居然能够充当解释历史文化脉络的线索，这真是令书斋型的学人大开眼界。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与当代人的不期而遇，让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陕西听到的一个类似的发现传奇：《“中国”一词由来：何尊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书写着“中国”字样的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原来也是50年代由一个叫陈湖的农民挖掘出土的。在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它当作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只换得30斤玉米。万幸的是，废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员向上汇报情况，结果使这件三千年前的珍宝免于回炉化铜，以三十块钱作为30斤玉米的补偿，被征集到宝鸡市博物馆（任周方等主编《周秦文明之光》，宝鸡青铜器博物馆，2000年，第23页）。虽然已经算作文物了，却因为来历不正，又名不见经传，所以又在博物馆里屈“尊”多年，默默无闻。70年代初，因为要进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做除绣清理时才发现底部铭文，顿时身价万倍（用“百倍”说远不够分量）。
不过这30块人民币的何尊，和20块钱的“中华第一龙”相比，还是贵了百分之五十呢！这个差价将永远为国人所铭记！物质贫乏时代的迅速结束，人民币币值的膨胀效应与房价的爆炸性增长，都将是五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吧。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30斤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定量口粮，这些食物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期足以养活全家一个月！
我在70年代有幸吃四十一斤粮的定量，那是因为进工厂做重体力劳动的缘故。第一年的学徒工资是18元。第二年说涨工资了，如今想起来就像童话，涨了2元，达到月薪20元。
陈教授稍年轻些，没有经历过18元月薪的生活。他发问说：许多国人闹不明白的一个难题是，为什么我国的货币人民币近几十年来一再地贬值，而其对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却又在升值呢？
我说：经济学家肯定对此有各种说词。不过如果有人能画出一幅中国文化升值与中国货币升值的对比图来，肯定非常直观有趣。就拿20世纪70年代20元买来的中华第一龙做标尺吧，如今假如有机会拿出来上文物精品拍卖会，又该价值几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成千上万倍吧。
陈教授接过话题说：2000年在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16公分的红山文化玉龙，起拍价是118万，成交价是246万。太离谱了吧，恐怕有“托儿”在哄抬价格吧？
我说：拍卖的内幕据说很复杂。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升值为背景的。而传统文化的升值潜力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欧洲现代画家如毕加索的一幅画就能值上千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上亿，我们祖先5000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龙神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是我们自己让自己的文化贬值的，这是中国人20世纪最伤痛最疯狂的一幕。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2007年2月27日，中国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世界普遍崇奉的金属材料上添加了玉壁，使得这种奖牌由于注入了文化的附加值而魅力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始于赤峰地区的8000年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中国人终于懂得了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
三．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20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猎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把她诗意盎然地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新修建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都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20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的遗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早七点五十分，我们一行十余人，由德力格尔副院长带队，从赤峰学院驱车出发东行。沐浴着晨光，十点到达辽宁建平一个镇小停片刻，来到牛河梁，已近中午时分。车先开到路边的山丘上，一时没有找到入门，大家下车，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氛：牛河梁静悄悄地迎接着这一行师生的到来。5500年前的神庙重现天日，足以让今人看到沉睡地下已久的史前社会集体性宗教活动的现场，也就是让今天的人们一下子看到相当于黄帝时代之前的礼仪活动空间和崇拜对象。就此而言，我们比司马迁还要幸运，虽然司马迁是行万里路的博学多闻者，但是他却没有可能亲眼看到黄帝时代甚至更早的神庙和神像。因为在他所生活的西汉时代，人们只有凭借书写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去追溯远古的历史。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的时代，除了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别无所求。
远处的猪熊山也默默无语，似乎在永久地见证着千万年的沧桑变化。关于这猪熊山，也有故事。它位于正对着牛河梁的一个山脉的顶端，远望过去就像一只伏卧着的巨兽。至于这动物到底是熊，还是猪，仅靠感觉确实闹不大清楚。在当地人的说法中，有叫猪山的，也有叫熊山的。真是难辨究竟。不过在我们的地理知识中，猪山熊山都有先例，以熊山更加引人注目。如和东北比邻的韩国、日本也都有熊山。中原的河南则有熊耳山，对应着《山海经·中山经》记录的“熊耳之山”，以及“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类似的参照材料，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座现实的“熊山”，在朴实无华的外表下显露出一丝神圣性。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于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种动物来命名，那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如果这里是确实崇拜过某种动物的地区，那情况就不同了。在韩国，有个叫作“熊津”的地方。那是神圣的崇拜熊图腾的神话记号。公元5世纪时是百济的首都。我的一个韩国研究生告诉我，熊津在1972年挖出了一个石雕熊神像。我们目前面对的熊山，有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呢？
这样的联想，似乎为后面的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
进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上盖起来的考古工作站，我们先到简陋的展厅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眼球的自然是那被尊为中华共祖的女神头像。不过，让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面对着五十多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所留在神庙之中的这个熊的头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如同《达·芬奇密码》中的符号学教授兰登怔怔地注视着卢浮宫内被杀身亡的老馆长尸身。沉淀在脑海深处的关于熊头骨与北方狩猎民族之关系的知识储备一点点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鞑靼海峡（鞑靼海峡是位于太平洋西北的一条海峡，现属于俄罗斯——编者注）的奥罗奇人：
奥罗奇人之所以对熊特别尊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熊神的亲族常常变成熊的形状在树林中游荡，而要把一只普通的熊同一个熊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其次，在所有举行这种仪式的民族那里，都有一个传说，讲某个时期，他们氏族的一个女人和熊结成了夫妻。因此，在熊节中有一套庄严而复杂的宗教仪式，任何一个奥罗奇人都不敢破坏。熊头受到特别尊敬，一块骨头也不得遗失，熊头悬挂在神杆上，一滴熊血也不能让脚践踏。（斯特忍堡《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郭燕顺等编《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1983年，第274页。）
第二个例子，是活跃在东北的女贞－满族人的前身靺鞨人崇拜熊的情况。“这一点可以用日本史料加以论证。在记述七世纪寇钞靺鞨部落时，日本文献史料记载说，从靺鞨人那里得来的俘获物当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这些熊是为过熊节而专门养肥的。”
第三例是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娃等对欧亚大陆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图腾现象的描述：
在对熊的崇拜中，交织着图腾崇拜和生业崇拜的一些特征。在熊的下述昵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许呼叫这种动物的名称，一般都称“兽”、“老兄”、“老人”、“爷爷”等等。然而，熊还有一些另外性质的昵称。这些名称则可以证明崇拜熊的图腾性质：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到北美洲，到处都像敬仰老人那样尊崇这种动物，把它们称作“父亲”、“祖父”、“爷爷”、“老人”等。尾高指出了生业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一些动物神灵，往往都以家畜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挂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头骨。后者的头骨能够保佑狩猎顺利。（同上书，264页）
第四个例子是库页岛地区吉利亚克人杀死熊图腾的仪式：吉利亚克人笃信：每一氏族均有各自的熊罴，似与之确有亲缘。为了敬熊，须举行隆重的氏族庆典；届时，熊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举行敬熊庆典，先到林中捕一幼熊，置于笼中供养，对之百般敬奉；庆典之期来临，则引至聚落巡游一番，自然又是虔敬异常。最后，乱箭齐发，将熊射死。然而，射手并非本氏族成员，而是来自与之结为姻亲的另一氏族。熊头和熊骨，须葬以隆重之礼。前苏联民族学家托卡列夫认为，诸如此类弑氏族圣兽的仪礼，显然是熊图腾崇拜的变相遗迹。（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
第五个例子是以熊祭礼仪发达完整而著称的日本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其熊节与吉利亚克人的相似：以杀死的熊肉为圣餐宴会，熊头与熊骨则奉为圣物保存。弗雷泽《金枝》一书有专门章节论述阿伊努人的熊节习俗。日本学者天野哲也则将这种礼仪同在日本古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熊头骨联系起来考察。
第六个例子取自欧洲史前考古学，尼安德特人熊头祭坛，表明这种熊崇拜信仰的远源如何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在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20世纪以来不断发现许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头（颅）骨。从1923年到1925年，考古学家发掘瑞士的野人洞，发现几个熊的颅骨与一些长骨堆放一起。1950年在奥地利的一个石穴中发现三个东西向安放的熊颅骨和长骨（参看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章4节）。据《剑桥世界宗教》的作者斯马特的看法：“除非我们认为这是针对熊的一些仪礼，否则就很难做出解释。”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第N个。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为神圣的实例，我忽然意识到，对于牛河梁女神庙的熊头，似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种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人与熊打交道的历史，比起人类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不知道要长久多少倍。法国南部一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熊距今三万五千年了，有人类第一幅油画的美誉。被今人几乎遗忘了的这种无比悠久的人熊关系史，可以借助新发现的非文字材料得到相对的还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熊神或者熊图腾的观念，也可以参照民族学的活化石得到重构。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这探索中难得的灵光一现而激动不已。
从牛河梁工作站出来，继续参观积石冢群，就是1984年发掘出那一对玉龙的所在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庙与坟冢的相互对应：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在我看来，孙守道等发掘者最初将积石冢出土的一对玉龙指认为猪龙，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又改叫“熊龙”，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尽管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更加充分的旁证还是会使熊龙说后来居上，获得与日俱增的认可吧。
4月8日只是考察开始的第一天，当时根本没有意料到，在随后几天中，还会相继看到林西的石熊与女神石像的双重发现、赤峰的蚌雕熊神偶与人形偶像的同时存在，等等。回想起来，就好像有一系列的熊图腾神话遗迹正在等待着发现者。告别牛河梁之际，熊山，熊龙，熊头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随后对中外历史典籍和考古文献资料的深入探究中，我益发明确地意识到：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它产生于人类发明农业之前的漫长的狩猎时代。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堂、祭司阶级，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象的高度关注。出于这种集中的关注，熊甚至成为耶稣基督出现以前世界上曾经十分普遍地信奉的与死而复活信仰有关的尊神。
古人称熊为“蛰兽”，不是隐约透露着在冬眠后的春季复活之信念吗？而汉字“能”本义为熊，不是透露着熊图腾神话背后的生态循环意识吗？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以及庄子说的“熊经鸟伸”的修行健身术，莫非潜藏着积聚生命能量的仿生学原理？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能源危机的时代，重新理解史前熊图腾崇拜的底蕴，参照鄂温克、日本阿伊努等狩猎民族的熊图腾仪式和习俗，可以悟出：那才是“循环经济”的最初楷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