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田：中国的“四大发明”靠谱吗？-历史探微--新法家

身为中国人，我们对于“四大发明”耳熟能详。经由教科书和现代传媒，四样伟大技术被无数中国人看作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加以顶礼膜拜。

然而，所谓的“四大发明”来自于哪里？详细内涵又是什么？却极少有人能回答上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四大发明”的认识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对错错，真真假假。本文就来谈一谈“四大发明”的前世今生、真假对错。

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

欧洲心目中的技术成就

首先要指出，“四大发明”被提出的时候并非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总结和认识。“四大发明”本来是“三大发明”，指的是对西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伟大的技术成就。没有这三种技术，欧洲文明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没有欧洲社会，这三种技术也不会被并列指出。

最早提出“三种发明”是欧洲学者培根。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到三种伟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石，没有任何其他发明能与这三样媲美，但是“直到最近，它们的起源也是糊涂不清”。此外，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也提到了三大发明，高度肯定其社会意义和历史影响，也同样未交代其起源。

▲李约瑟

直到英国学者李约瑟口中，“三大发明”才变成“四大发明”，发明权也被归到中国。1943年，李约瑟到重庆访问并发表讲话提到中国人的三大发明。1954年，在其主编的大作《中国科学文明史》中，李约瑟把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相提并论，认为“四大发明”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而确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助于人文精神传播，火药推动欧洲社会历史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条件。

通观其演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四大发明”是因其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而被提出的，这是最基本的难以回避的一个事实。鲁迅先生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联系到中国近代被西方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悲惨往事，我们真的应该感到自豪吗？

科学史专家江晓原研究认为，所谓的指南针的前身——司南，是现代才被复制和想象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过它，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真实存在过。

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古人在战国时期就制造了司南，这甚至被列入了小学教科书。不仅如此，1953年发行的邮票《伟大的祖国》中第一枚就是司南，还注明“司南·指南仪器·战国（公元前三世纪）”。目前有关司南的存在，有三方面证据，第一是文献中记载的“司南”；第二是王振铎复制的司南模型；第三是司南的科学原理。

关于“司南”的文献有两种：《韩非子》和《论衡》，司南因此被看做是战国时代的发明。但是两种文献记载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汤匙”状的司南。《韩非子》所说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论衡》说的则是指南车。

经过实践，今人复原的“司南”模型并不可以真的指南，因为天然磁石的磁力远不足以克服磁石与底盘之间的摩擦力。1952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访问苏联时，指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制作一具司南作为礼物。然而制作出来的司南却无论如何无法指南，只有利用电磁线圈为磁勺后充电才能指南。除非有人相信战国古人已经掌握了充电技术，否则司南只能是空想。

蔡伦的发明？

什么是纸？目前国际专业领域把纸定义为“各种纤维交织的薄片”。《不列颠百科全书》确定约105年，中国的蔡伦用桑皮及渔网、破布、废麻等韧皮纤维造成纸张，直到18世纪，造纸方法基本保持不变。

在蔡伦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广泛出现过用各种纤维制造书写材料的尝试，包括古埃及的莎草纸、中国古人麻纸，甚至是在一些部族被沿用至今的书树皮纸。

东汉元兴元年，蔡伦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使得纸张能够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这才是蔡伦的真正贡献。

和印度的牵连

关于中国的印刷术有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直被人忽略：第一、目前发现所有最早的印刷实物全部都是佛教用品；第二、在中国印刷史上，活字印刷术从来都不是主流。对两个事实的忽略导致了对印刷术的两个误解：第一、印刷术是从中国印章发展而来；第二、活字印刷术是四大发明之一。

近期，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印刷术在源头上来自于印度的捺印技术。所谓“捺印”类似于钤盖印章，把印版从上向下按压到纸面上完成印刷。当然，这不等于说印刷术是印度发明的，但这能提醒我们正视并回应最基本的考古事实。

“印刷”包括“印”和“刷”两个基本步骤。印章是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在古典文明中并不少见，并非中国独有。而且中国印章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比印刷术的出现和应用早了成百上千年。说印章和蜡染技术是中国印刷术的技术源头，无法解释为何要等到几百年后这种技术才突兀地发展成了印刷术。

反过来，专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印度捺印技术和中国印刷术的出现与应用有密切关系。中国最早的印刷品都是佛教的宗教用品，包括佛像、经书和陀罗尼经咒。中国印刷术的产生和应用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是佛教信仰者对佛像、佛经和陀罗尼经咒的需求。

佛教宣扬礼拜佛像有福报、传播经书是功德，陀罗尼经咒具法力，导致中国社会对佛教用品的需求极大扩张。但是佛像绘制复杂，佛经抄写困难，陀罗尼经咒是梵文写成，复制传播都极为艰难。于是印度的的捺印佛像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印制梵文经咒上，此后逐渐应用到民间需求量的较大产品如日历、告示上，逐渐实现了普及。五代时期，印刷术才被应用到儒家经书上，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

关于印刷术第二个误解就是把活字印刷术看做“四大发明”之一。当然，培根和马克思眼里的印刷术当然是活字印刷术，但在中国印刷史上，活字印刷的书籍在数量上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印刷效果也很不好。这个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古代的活字印刷绝没有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经济便捷”，美观程度也很差。

究其本身，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在技术上有两个致命伤：第一、活字印刷版面不平整、易磨损而且经常出现倒排。毕昇使用药剂解决了不平整问题，但活字粘在药剂上却很难清理，实际上牺牲了排版效率。当印制达到一定规模时，雕版印刷实际上优势更大。

第二、活字按音韵排列，排活字要求工人识字，甚至要懂音韵，要求过高。而雕版印刷反而并不需要工人识字。即使到了铜活字印刷极为发达的清代中后期，活字印刷在美观性上仍然比雕版印刷差很远。故而在读书人心中，雕版印刷远比活字印刷优越。

整体而言，元代之前，活字印刷技术实用性很低。元代王祯改革后，活字印刷才有了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可能，但由于印刷质量和美观问题，在民国前，活字印刷技术从未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据主流地位。

鲁迅的误解

盘点了那么多，又回到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拿火药来只是做鞭炮。这也成为了一个常识：宋朝以后，中国火器极少被提及。但是最新研究却向我们披露：大明帝国拥有着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火器技术和最强火力的帝国军队，这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十六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欧的火器技术各有千秋。但十六到十七世纪，中国人积极引入西欧的鸟铳、佛郎机和红夷炮等火器技术并加以大力改进和创新，使得中国的火器水平有了很大进步，还涌现出大批关于火器的专著。大明帝国和西欧是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为发达的两个地区，也是其他地区火器技术的主要来源。

在军队的武装上，明代火器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明代中后期，京师军队的火器装备率极高，有人说：“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明代的边防军队也大量装备了火器，以戚继光统领的的北方边防军为代表，有人形容：“大率军以十人为率，八人习火器，二人习弓矢”。此外，在一些地方的民兵装备中，火器也成为了重要的武器。整体而言，明代军队中火器普及率是相当高的，不弱于当时世界任何军队。

▲明代抗倭名将、边关大帅戚继光，是明代火器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当然，火器普及率高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必然提升。明朝军队使用的的火器，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但这也足以改变我们的旧有认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火药的应用。

说了那么多，恐怕早有人想问，本文如此论说，是想要数典忘祖、自刨祖坟吗？

当然不可能。本文只想带领大家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创造的成就伟大到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语言的赞美。所谓“四大发明”是近代西方受到中国文明的一点恩惠，可这四大发明的伟大，终究要在西方的科学文明体系中才得以彰显。

今天的中国人，要做的不是拿着西方人生产的“四大发明”的放大镜数典忘祖，更不能被这四大发明一叶障目，而要以独立、清醒和谦卑去继承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学习西方文明的精深造化，方才不愧于“中国人”的称号。

[3] 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