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在金融市场上平静的表面下面，在历史撞击现实的回音里，我们能清楚地发现人民币汇改背后各种复利益的激烈角逐。对于所有亲历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它显得那么沉重…… 

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透露说，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自7月21日中国宣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后，这是金融市场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它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可能扩大。因为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而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却在央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的幅度内浮动。

此事碰巧发生在中美首届战略对话刚刚结束后，美国方面一直希望中国更近一步开放汇率制度。8月2日，来京参加中美战略对话的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明确表示，美国希望能够把中国“整合进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中”，而7月21日“人民币升值是重要的第一步”，美国将会静观中国政府的下一步动作。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用“汇率之战 ”这个词来描述近两年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执，他还将此次中国宣布放弃实行了10年的固定汇率同150年前鸦片战争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都是西方政治压力下的结果——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时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不得不放弃诸多经济主权，鸦片进口也随之合法化。

我们很难同意麦金农的对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在金融市场上平静的表面下面，在历史撞击现实的回音里，我们能清楚地发现人民币升值背后各种利益的激烈角逐。对于所有亲历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它显得那么沉重……

龙鹰之战

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成份，因为很难说人民币在7月21日以前被低估了。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9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没有被低估，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因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也称，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人民币被大幅低估；另外在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程度上，不同身份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也迥然不同。瑞士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估计为15%，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和莫里斯·戈尔茨坦都认为是25%，而美国制造商联盟的欧内斯特·普里格认为是40%。

美国政界先入为主，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近年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攀升的重要原因。由是上演了一出经济领域的“龙鹰之战”。不过，这出戏的始作俑者却是日本人，时间是2002末。

2002年，美国还没有从高科技泡沫的崩溃中完全解脱出来，日本要继续面对“日元升值综合症”造成的经济困境，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凭借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经济和外汇储备都快速增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就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的通缩经出口扩散至台湾、香港甚至全球，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2月，在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当时年迈的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Shiokawa Masajuro）提交了一份所谓的全球反通货紧缩计划，提请其他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他说：“不仅日本的通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而且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

盐川正十郎的主张却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响应。同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前特地访问日本，拜会了盐川正十郎。日本媒体报道了斯诺此次日本之行，认为日美正在构建“人民币包围网”。斯诺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表示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从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度”。

2003年9月3日，温家宝是在会见斯诺时明确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斯诺空手而归，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施压。2003年10月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布什总统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路透社这样报道说，“国会助手表示，布什将小心翼翼，以免惹恼中国，因为美国同朝鲜进行核危机的谈判时，迫切需要中国充当主要的调停者。”美国此时行动是相当温和的。

此时在中国国内，汇率改革已被提上日程。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务院也确定了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同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推进外汇市场建设，然后再进行汇率改革的次序。

2004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与2003年不同的是，美国的利益集团开始走上前台。2004年9月。由美国制造业主、服务供应商和美国劳联-产联组织的中国货币联盟向布什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调查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是否违反美国贸易法。布什政府拒绝了此份申请；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际重申：“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是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面推进，国务院成立了专门小组，研究制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

2005年风云突变。4月16日，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院舒尔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参议员格莱汉姆(Lindsay Graham)要求对国务院每年一次的开支法案通过修正案，提出如果北京不同意让人民币升值，就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5%的关税。最终参议院以67比33的投票结果同意对修正案进行讨论。英国《金融时报》对北评论说：“美国国会对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和外交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希望看到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采取强硬措施将受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制造业的欢迎。他们对美国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日益担心。”

据说布什政府对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此案感到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5月19日斯诺任命威廷顿（Olin Wethington）为与中国商谈人民币问题的特使。此君长期在财政部任职，曾对伊拉克国际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进行大规模清算工作；就在这一任命前两天，美国财政部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调整人民币值。美国财政部官员当时表示“现在已经到了人民币升值的合适时机”，并说如果人民币只升值5%，恐怕不能满足国会。

在随后的7周时间里，威廷顿和特使团几次来华访问，拜会了大量中国政府和商界的领导人。据说在6月底最后一次到访中国时，威廷顿注意到了中国人准备对人民币采取行动的强烈信号。于是6月30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和斯诺前往国会山，与舒尔默和格莱汉姆举行了所谓的”闭门会议“，当时两人宣布，将把对修正案的投票表决推迟到8月份国会休会期结束之后。

在美国内部，各种力量集团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就在7月21日中国宣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后前5天，美国众院民主、共和两党还分别抛出了“超级301议案”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制裁议案”，欲压人民币升值。尽管斯诺此前称“人民币会在8月份升值”。

7月21日中国出人意料的决定（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公开表示放弃人民币与美元联系的现有汇率制度时机尚未成熟）获得了世界的普遍赞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决定表示欢迎，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说，“我们对中国今天的宣布感到鼓舞。他们正在采用更加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也联合发表声明，赞扬中国的决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陈东晓在总结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时这样说：“出面的是美国政府部门，比如财政部、贸易谈判代表和总统，但背后的力量是国会。国会代表各个州的地方利益和集团利益，提案往往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会与美国制造业互通声气，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力量。”我们知道，这场搏奕还会持续下去，因为人民币升值幅度显然与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预期相差甚远。

中国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美经济政治搏奕的背后，始终有一双贪婪的眼睛在暗处大大地睁着——这就是热钱！

热钱暗流

在7月21日中国宣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出后，热钱投机者一定会非常失望，因为人民币升值仅2%（差不多刚刚是热钱汇进汇出的成本），远远小于他们的预期。于是它们大多选择静等人民币更大的升值，还有一些热钱预期人民币在外部城压力下会有更大幅度的升值，开始流入。根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CSFB)对短期资金流动的快速统计和粗略匡算，在人民币升值的第2天，流入热钱曾达10亿美元。香港恒生银行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在7月22日当天兑换人民币数量冲高到平时的4倍。

尽管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了管制，但外资仍然可以通过多种合法及非法的渠道（如沿海“地下钱庄”）流入中国。热钱大量进入赌人民币升值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稳定。一般认为，它的进入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目前中国采取鼓励FDI的政策，对外资的审查也不严格，这就给一些外商以FDI的方式借机进入中国，一旦人民币升值之后，这些外国资金则会以各种形式抽回。

B．外商FDI的投资利润以各种形式滞留国内，以再投资的形式持有人民币资产，而不愿意兑换成为外汇资产。

C．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通过中国已经开放的一些所谓正常渠道，追加人民币投资，实际上是在等待人民币的汇率调整。

D．通过虚假的外贸交易转移资金，特别是一些外贸公司，通过外贸交易中的虚报价格而达到向国内转移资金的目的。

E．通过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达到国内转移资金的目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对外开放过快，事实上已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一种渠道。

F．通过外资金融机构将资金调配到中国。中国加入WTO协议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可以逐渐开放人民币业务，这也就成为外资注入的一条通道。

那么目前到底有多少热钱流入了中国呢？2004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100多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净增2067亿美元。除去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转换成的外汇储备以及通过其他正常渠道形成的外汇储备外，其余都是从境外流入的国际游资；据国家发改委的初步统计，2004年进入我国境内的国际游资应不少于1000亿美元。

刚刚发表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7109.7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010.4亿美元。这里边究竟的多少热钱呢？海关总署公布，2005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为396．5亿美元，比2004年全年的顺差总额(320亿美元)还要多，考虑到贸易顺差激增主要缘于投机性资本隐藏在贸易项目下进入中国，那么可以得到结论热钱仍在持续流入中国。雷曼兄弟曾估计，市场因憧憬人民币升值关系，已有近1,450亿美元的国际游资热钱流入内地。以人民币升值前汇价计算，总值接近1.2万亿元人民币。而宏信环球投资经济及策略总监Tony Dolphin认为，人民币就算升值5%，都不足以赶走热钱炒家，人民币缓慢升值会招惹投机热钱组织更大型的炒卖冲击。

这么多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首先，它直接对我国国际收支造成冲击，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稳定性。一般来说，国际热钱选择一国家多个金融市场进行集中、立体作战，热钱一旦获利后出现大规模外流，必将对我国国际收支造成强烈冲击；其次，导致我国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加大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在现行汇率管理制度下，央行无限度地承担外汇资金的回购责任，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博士认为国际游资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外部根源；三是海外热钱使国内房地产出现大量泡沫，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谢国忠认为，国际游资是去年“制造”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主力。

面对热钱在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预期下兴风作浪，我国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如遏制无贸易背景的短期投机资金，并严格控制经由资本项目的短期资金流入），但我们还远远没有胜利；去年年末，曾天才地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谢国忠指出：1997年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对冲基金已瞄上中国内地。只要人民币兑美元略微放宽波动区间，国际热钱就会步步进逼——今天，斯言犹在耳！

大和之鉴

从2003年日美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摆上桌面后，就有人敏感的将之称为人民币“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的背景是这样的：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1985年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一些学者认为，在当年“广场协议”之后，为启动内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本来准备在日本国内发动一项规模巨大的基建计划，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而日本国内资本获得超额升值之后，大批涌向美国和本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遂由此发端。

比喻有时会误导理性，人民币“广场协议”这样的比喻是危险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日元升值是在日本保持了近22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再次成为工业先进国家后实现的，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的工业水平仍旧处在世界工业食物链的底端，人民币象日元那样升值将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进驻日本。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固定汇率竟保持了22年之久，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最终使日本恢复为一个工业强国。

在经历了1949－1954年经济复兴期后，日本确立了“追上并超过欧美”的战略目标，采用“出口投资主导型高速增长”的战术，1955－1973年年均经济增长10％，而此间的批发物价保持在年平均上涨率仅为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出口贸易急剧增长。1961－1965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7.9％，1966－1970年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GNP规模超过德国，达到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1971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提高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以“史密森协议”为起点，日本继续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换。由于日本先进的生产力，日元这样大幅度的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景气在1972年1－3月期间达到谷底后很快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的增长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达到51亿美元。

此后，由于美元持续走软。，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日本的浮动汇率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但由于产业竞争力提高，日本企业很容易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

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已有两个德国那么大，面对日本竞争，美国开始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对外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这就是“广场协议”出台的真正动机。日本经济在“广场协议”后得了著名的“日元升值综合症”，日元加速升值，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被削弱，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90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之中，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环境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日本完全不同，如果人民币主动或被动大幅度升值将会直接冲击我国脆弱的产业竞争力，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超过70%的经济体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在此次人民币汇改前不久，日本《日经产业新闻》编委后藤康浩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版“广场协议”将产生悲剧》的文章，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形势恰似上个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如若不设法改变现状，就将出现对中国而言的“广场协议”。但是，今天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当时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产业界很可能面临悲剧命运。

历史使人明智。今天我们必须警惕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力——因为强大的工业能力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强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