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立主任       彼得·诺兰教授

简介

中国在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分析方面拥有最长的持续传统。自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学派诞生起，辩证的分析方法就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辩证的。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最深刻的两种分析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自从古代时期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竞争以来，这种竞争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产生了深刻的问题。在近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竞争带来的利益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带来的危机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对于斯密来说，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动态力量与以道德为引导的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平衡是他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相互制衡的主题。对于马克思来说，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监管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的要旨，而这一要旨在逻辑上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发展而来的。对他而言，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人民群众为了共同利益逐渐形成了对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体控制：“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自觉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自19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广大群众的政治权利稳步扩大，国家层面的监管取得了艰难但显著的进展，其中包括最终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福利体系。

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时期见证了全球层面爆发性的产业集约，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特征急剧扩大。为了全球物种的利益，全球性的监管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否则就没有可持续的未来。然而，全球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解决其深刻的矛盾，对“疯狂的资本主义”进行的全球监管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虽然各种各样的活动已经建立了全球市场，但人们仍主要在各自的国家生活，具有各自的身份和利益。在是否有可能通过必要的合作来监管“疯狂的资本主义”方面，约有十亿公民的高收入国家（“西方”）和约有60亿公民（21世纪末将增加到约80~90亿）的低、中收入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也将在为了世界大众的利益而在全球监管方面的长期的、逐步的探索中发挥核心作用。

资本主义的理性

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行使个人自由与利润所驱动的市场扩张密不可分。这种力量，即资本主义，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进取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扩大范围以来，这些利益也变得更加显著。迄今为止，人类从大自然的束缚、从他人的控制、从贫穷和战争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工业革命前的市场竞争和创新（略）

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略）

资本主义和人类自由的扩展（略）

资本主义的非理性

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加剧。人类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摆脱了根本的制约因素，人类将自身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结构也前所未有地失去了控制。全球资本主义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独特的严重威胁，但同时也将人性从根本制约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多面的、不受控制的疯狂的怪物，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分析的这一过程推向新的高点：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引用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那段著名的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环境（略）

全球商业革命（略）

全球不平等（略）

金融业（略）

结论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通过竞争追求利益的资本主义自由处在人类进步的中心位置。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进步的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在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刺激下，尤其在寡头企业争夺全球领先市场的过程中，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然而，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这些矛盾发展到了新的深度，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达尔文式的威胁。近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竞争拥有引发商业力量集中的趋势，可能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并引发金融系统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和他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把自然世界看作是为人类智慧所利用的资源。他对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他也无法想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环境下，民族认同和各国在政治活动核心位置上的持久程度。

如果人类要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就必须建立机制，遏制无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这只“弗兰肯斯坦怪物”。在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矛盾方面，有许多国家层面可以实施的政策，包括税收、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然而，解决这些矛盾越来越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各国之间常常会出现利益分歧。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不是他们的参照系或身份来源。除了家庭和宗教之外，“国家”是大多数人身份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发出政治声音的主要场所。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日益国际化，但公民眼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政府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富裕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分歧。此外，自19世纪初以来，富裕国家一直主宰着全球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这只是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适应这一时代的终结对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和政府来说是一个全面的挑战。

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只“野兽”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生育和培育了这只野兽的人类来说，也更加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道德框架，从而防止这只野兽吞噬它的创造者— 人类。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产物。人们共同选择的施展这种智慧的方式取决于道德。道德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指引道路的“北极星”。亚当·斯密直观现实地描述了市场竞争在追求“财富与伟大”的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力量。但是，他认为，人类的心理需要社会凝聚力，作为一个能让所有公民都获得幸福的好社会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如果通过爱、感恩、友谊和尊重给彼此提供必要的协助，社会就会蓬勃发展，幸福快乐。爱的纽带将所有成员连接在一起，凝聚在一个友好互助的共同核心周围。 

在斯密看来，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仁爱是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

多为他人，少为自己，克制自私，放纵仁慈，构成了人性的完美；只有这些品质能在人类中创造情感与激情的和谐，体现他们的仁爱和礼义。

然而，斯密所谓的“好社会”不只停留在个人眼前社会的层面，甚至不仅限于国家的边界：

聪明而有道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特定秩序或社会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也愿意为了国家或主权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这种秩序或社会的利益。因此，他应该同样愿意为了宇宙的更大利益，为了上帝直接主宰的一切理智而智慧的人类的更大利益，而牺牲所有的次级利益……他必须考虑到为了全宇宙的繁荣可能降临到自己、朋友、他的社会或国家身上的一切不幸。

为了“天下为公”的共同利益，建立全球监管机制以制约资本主义竞争的野兽，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应实践“仁”。

在人类试图在当下这个危险时期摸索出一条前进之路方面，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中西文化中的许多人都认为二者有着无法避免的“文明冲突”。事实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中世纪还是现代世界，私有财产、市场扩张和对利益的追求一直是刺激人类实现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一直在努力应对“教化”资本主义的复杂问题，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如今，中国正在试图“古为今用”。其核心在于“阴”“阳”之间动态平衡的思想，以“正和”的方式实现“中庸”。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在西方“启蒙”价值观与东方“儒家”思想之间只取其一的两极化选择只会破坏为了共同利益监管资本主义全球市场方面的进步，目前所有国家不可避免地都是这一全球市场的一部分。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人类自己目的性活动的产物，主要表现在经济体系中。通过人类的集体力量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如今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迫使人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物种的生存。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之外，另一种本能就是通过合作保证生存。可能只有接近“最后时刻”时，人们才会最终被迫开始摸索通向全球合作解决方案的出路，这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本质。随着人类望向眼前的深渊，“黄昏”的来临可能是推动全球合作的最终动力，这种全球合作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特征：“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分才展开翅膀”。共产主义是为了人类作为物种得以生存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以务实的方式寻找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市场监管方式。中国在以积极的方式将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动态力量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务实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调控相结合，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建立以道德为导向的和谐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出宝贵贡献，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面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这是为了全人类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彼岸是一个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和平安全地生活、平等地获得可以实现自我的方式和手段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