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14日发表天达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策略师鲍伟豪的文章《西式民主对资本主义来说已经变得太昂贵了吗？》称，支撑民主卓越地位的政治以及支撑美国卓越地位的经济，都将发生决定性转折。在西方民主摇摇欲坠之际，东方却在不断进步。

文章称，2016年，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特朗普连续制造民粹主义冲击，关于这些事情的意义已有诸多论述。这对西方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西方部分地区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而这种评估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全球化的特点是贸易、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自2000年以来，这三股潮流日益加剧，抑制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与此同时，数字时代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知识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减损效应。麦肯锡公司指出，在25个最发达经济体中，将近70%的家庭——约5.6亿人——自2005年以来实际收入持平或下降。

当历史学家在100年后回顾2017年时，除了从“全球化过度”的角度解释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大趋势会被认为是当前这场动荡的主要根源。

经济盈余无法满足补贴要求

文章称，两个根源自成一体，但相互关联。第一个是民主的生命周期在衰老。第二个是经济的重心正从西方重新转向东方。

西方民主走向衰落的核心原因在于，作为西方民主“枕边人”的资本主义再也无力承担全面开花的民主所带来的财政要求。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能够与5000年来的各种政治制度共存。展望未来，它大概会另找一个政治宿主来帮助其生存。作为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宿主，民主制度则要脆弱得多。

文章称，民主的政治要求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之所以能够富有成效地共存了一个世纪，是因为这种安排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通过社会民主制度中向赢家课税并救助落后者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分配。这说服了那些需要补贴才能活下去的人支持这一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民粹主义的兴起、日益加深的代沟以及政治两极的反建制势力的壮大表明，这笔大交易或许正在丧失吸引力。这种共存受到威胁是因为它所产生的经济盈余已无法再满足政治补贴的要求。

巨额债务充当民主黏合剂

文章称，事实上，这种盈余从二战前就一直处于不足状态。但凯恩斯主义用预算赤字这个权宜之计——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真正黏合剂——弥合了必要的差异，尽管这些靠债务融资的转账必然导致国债总额增加。

这个补贴过程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中根深蒂固，没有它的世界不可想象。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措施演变成了慢性上瘾。肯尼思·罗戈夫和卡门·莱因哈特证明，一旦政府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0%左右，经济增长的通道就会堵塞。一旦GDP增长放缓，可供重新分配的盈余的增长也会缩水。

从根本上说，GDP增长所供应的盈余仅仅是两项投入的产物：工作时数和每小时工作质量。前者是人口统计变量，后者是劳动生产率变量。在西方，人口结构和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如今都逐渐降为零，在有些国家甚至为负。

文章称，民主社会的人口老龄化最先在日本显现，现在正向欧洲、加拿大和美国蔓延。每年工作时数的增长不像1945年至2000年间那么快，那时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新增人口陆续加入劳动力大军。同时，GDP增长的第二个推动力——日益提高的生产率也几乎毫无起色。非农生产率的增长陷入停滞，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供应链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力量压低了工资增长率。工作时数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相结合，自然而然对GDP的增长产生影响，导致趋势增长率在20年里从3.5%降至不到2%。这体现在，自2000年以来，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下降了12%。

由于GDP增长乏力，社会民主制度的黏合剂不得不大多靠债务来融资。1980年，美国国债为1万亿美元；2000年，这个数字是6万亿美元；现如今是20万亿美元。这还只是账面上的负债。

世界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

文章称，一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证明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巨大鸿沟大大加剧了整个西方的不平等。托马斯·爱迪生曾经指出，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如今的数字鸿沟实际上把1%的思想者与99%的流汗工人分隔开。以收入为形式的奖励格外多地流向前者，而且这种差异现在已经也体现在财富分配上。

这些裂缝威胁着民主制度的构造。在美国，大多数公民现在预测其子女的处境将不如他们自己，因此美国梦注定破碎，美国民主也势必动摇。

文章称，在西方民主摇摇欲坠之际，东方不断进步。东方的GDP增长较快，产生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经济盈余。除了个别国家以外，亚洲的人口状况普遍有利，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呈正数。

文章称，2017年很可能会是支撑民主卓越地位的政治以及支撑美国卓越地位的经济都在新的方向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一年。这些动向很有可能让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