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第十四章：韩非和法家》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看到这几句后吃了一惊，因为我长期潜心研究《韩非子》一书，的确认为韩非子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确实感到韩非子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然而，我却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论--使用韩非子的这套理论就会"走极权主义的路线"。但历史的事实却明确告诉我，冯友兰先生对法家的评价是负责任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走的是极权主义路线，焚书坑儒事件集中的表现了专制统治要求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异端，但他的王朝没有因此而长久，很快就被目不识丁的农民部队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场著名的儒法之争，我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知道那时候在走极左路线，法家的幽灵在那个时代是主角，所以走过那段历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曾经因此而受过的屈辱是刻骨难忘的，他们对法家的态度，也是发自内心的憎恶。

    这种情况在学术界也表现为一种潜意识，比如我手头这套由葛兆光先生独立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三卷本，没有辟专章专节讲法家，葛先生对儒墨道都用"编"的体式做了详尽的考察，唯独法家一脉，除了星星点点必要的引用之外，没有过多的涉及了。我想葛兆光先生之所以没有专门写法家，可能和他的思想史的写法有关系，法家是比较讲究实用和理性的，所以在学者的眼里，法家能称为思想的东西确实不多。

    这些，都使我非常的惶恐迷惑，甚至自卑。我问自己：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运动规律时，选择韩非子思想，是不是一种错误？我会不会成为极权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我，以至于几度想放弃这个研究。但是，当我仔细阅读了一些涉及法家评价的文章时，才明白：法家思想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过去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故意造成的，也是被统治者中的知识阶层遭受专制压迫之后，对意识形态中的思想进行极端的批判造成，当然还存在着法家思想理论的局限和偏执，由此造成与拥有权力者的无意识的合谋。

    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思想和制度，一言以蔽之--外儒内法。儒家讲究人伦道德，讲究社会秩序的和谐，法家讲究法令的贯彻，讲究权力的稳固。于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儒家就唱主角，谦谦君子，道德教化，敦厚民心；到了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中下阶层负担较重的时候，统治者极为小心和注意，一旦有不稳定的萌芽和迹象，立即用法家的强力消灭于无形。如果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看作战斗的双方，那么统治者手中握着两种武器，一个是盾，一个是矛，盾就是儒家，用于掩护自己的身体，使对方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手中握着什么。矛就是法家，一旦对手步步紧逼，则用武力使其后退，甚至消灭掉最具威胁的对手。矛与盾是统治者并持的东西，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他立刻会把矛掩藏起来，咒骂曰：我只是用盾来保护自己，矛是杀人的，是坏东西，大家不要用它！于是，一方面是儒家思想谦谦君子的高帽加上礼制牢笼，统治者把高帽子抢到了自己的头上，而把礼制牢笼强加给臣民；一方面是法家贪功求利的坏名声加治国御民的霸术智谋，统治者把坏名声远远踢到奸臣反民头上，而把霸术权谋牢牢控制在他一个人手中。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是做得说不得的东西，是神秘的护身符，他是不愿意别人亦或对手染指的

    久受专制之苦的被压迫阶层，不害怕这个盾，却极害怕这个矛，他们抱怨说：矛这个东西太残忍，太冷酷，太灭绝人性，我们之所以遭到屠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这个坏东西弄的，我们要唾弃它，抛弃它！于是知识阶层就出现了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是专制文化的种种之论，文化成了专制黑暗政治的替罪羊，却把这些现象的背后操纵者--统治者开脱了，有这样不觉悟的知识阶层，那么成为羔羊任人屠宰，不是很正常了吗？于是法家这个没有意志的器具，就被知识阶层批判和抛弃了，而统治者暗暗窃笑，他们真傻，不会用这个东西对付我，我是不会丢掉这个东西的。文化本无意志，它只是一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本身不存在任何的罪孽，罪孽是人与社会环境互动造成的。所以鞭挞的鞭子，不应当落在法家的头上，而应当落在始作俑者--制造专制黑暗政治的人身上，严格的说，是落在那些亲手执行了专制血腥政策的所谓政治家的头上。

    韩非子是一个目光犀利，思想缜密的政治理论家。从《韩非子》一书可以看到，他的文章文锋峻峭，笔势雄壮，情感奔放，修辞洒脱，逻辑严整，郭沫若先生是将这本书称作先秦散文"四大台柱子"之一的。抛去形式不论，书中的智慧精警之言，也颇能令人深思。但是我们知道，任何的思想都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思想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但毕竟脱离不了一定时代赋予它的语词习惯，思想识见。韩非子在政治学上的研究，浸渍极深，他苦心孤诣的设计构造一个合理的，能够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约束人性恶的政治制度，可是很遗憾，中国那时候虽然四分五裂，却没有一个共和民主的政治模式供他研究钻研，四分五裂的国家无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独裁专断，于是乎，韩非子站在同时代所有政治思想家的最高点，提出君主掌握法权，君主忠实的执行法权，君权和法权统一的原则。在他看来，只要君王是法权的忠实执行者，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可以避免人性恶的为非作歹。另一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他敏锐的觉察到君主专制政治形式在对付官员和下层的管理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于是又为君王想出一整套"权术"的办法来弥补，我们可怜的韩非子，他的理论思想深度足可以和卢梭相媲美了，可惜政治环境和历史的局限，他没有为限制君权做出政治制度上的设计，于是，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可以为所欲为，成为最大的犯罪头头，韩非子的思想作茧自缚，成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和玩弄权术草菅人命的恶君王的帮凶，实在令人叹息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