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疏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聪明的国家领导人懂得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因时制宜的制定法律法规，天下就可实现大治，而不应对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道德、品格求全责备。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的确，拥有良好的道德不仅是我们待人接物应有的法则、事业成功的基础，也是安定国家、保护纲维、平异止讼的需要。但我们遵守道德，不等于我们要无偿‘利他’，更不等于我们要信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要求我们，对待一切曾经烜赫一时的旧有事物，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移风易俗的加以时代内涵，使之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今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中国，我们要遵从的道德理念是——对“利己的合理限制”。
风追古代，道德却时常受到权利的蛊惑与时代的变迁而左右摇摆，历朝历代都沦为统治阶级奴役苍生，毒化百姓的工具。因而具备三种特征：御下性、立政性、单向性。所谓御下，即“道德权谋”，亦所谓强调君权神授，忠君爱国当为本位，无论君主怎样荒淫无道，揭竿而起或另寻明主总是不该。如若不然，便是无耻小人，应当载入史册，供后人唾骂。古来仁人志士作为君王“道德权谋”的牺牲品者不胜枚举，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当属韩非与谯周。众所周知，韩非因李斯诟骂的“忘恩负义”而身丧九泉，最终终于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夫以布衣之资，而欲以离人主之坚白，是解左髀而说右髀者也，是以法不行而身必丧者也”。谯周“一言以亡蜀”，同样付出了被骂作“卖国奸佞”的代价。立政性，即以道德标准，反复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不许人们加以讨论。君主们都能像孙权那样“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倒还好，如若不能，天下治理的一团糟，弄到“生灵有累卵之危，百姓有倒悬之急”的地步，也不许你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否则便是暴民。单向性在子对父、少对长、臣对君这一方面，显露无疑。
由封建道德的单向性所引发的“道德作秀”事件，更是不绝史书。据《三国志》载，曹操重子建而轻子桓，颇有立爱废长之意。曹丕大恐，遂问计于贾诩。老道圆滑的贾文和脱口便答：“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这可真是“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如此大巧若拙的谋略，没有用在治国平天下上，却被曹丕使在如何使曹操看着顺眼上，尽搞些于百姓、治绩毫不相关的个人形象工程，不能不说是可惜。类似的事件还有戴铎劝胤禛，内容就更为韬晦仁和：“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这又是中庸之道的一次延伸，称不上什么能为雍正建立功勋、造福百姓的善策，然而竟行之有效，令康熙帝龙颜大悦。时代的悲哀，乃至于斯!
然而，我们不能怪雍正、责曹丕，因为在那个年代，道德的单向性迫使他们必须做出一副孝子贤孙的脸孔，而对自己的才能讳莫如深，正所谓“势之所迫，岂有他哉?”心计不深的八阿哥胤禩倒是没装，反被蔑以“柔性成奸，妄蓄大志”。可见当时不装不行。要知道，曹丕与雍正若是生在现代，本不必装孙子的，一个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学术著作《典论》、《燕歌行》和“逐禽辄十里，骑射常百步”的本事当文化厅兼公安厅厅长;另一个则可以凭雷霆手腕当纪检委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封建道德的御下性、立政性、单向性，以极为阴柔的手法渗入企业、社会乃至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中，造成了古往今来的官场、商场、民间权谋迭生，厚黑盛行，潜规则无处不在。这股自上而下的邪祟之气，把百姓罩在氤氲叠嶂的混沌中几千年，直到明清之际，才略有改善。“古来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改朝易服，更换国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矣”“天子之是未必是，天子之非未必非”……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封建道德在理论上玩不转了。横跨了三个多世纪以后，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更是如清风德雨，润泽天下，使百姓“去混心清，去苦存乐”，看见了真正的道德原来就是“心体莹然，本来不失”，没有多么高妙，谁通过努力修行、反复约束都可以做到，不独帝王将相所树立的楷模使然。郭巨埋儿、陆绩怀桔之流的“恐怖道德”遂去见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往今来的成训与五四运动中所提到的“新道德之构建方法”，为现今改善道德困境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至理名哲。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政治与学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攸关立场，但无关道德。真正的道德不在大处，而始于精微，《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为我们察人辨事提供了八项原则，六种方法，堪为垂范：
(1)“通则观其所礼”如果他显达，就看他礼遇些什么人。
(2)“贵则观其所进”如果他尊贵，就看他举荐什么人。作为领导是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呢?
(3)“富则观其所养”如果他富贵，要看他用钱财结交什么人。
(4)“听则观其所行”听了他说的话后还要看他如何去做。不仅要说的好听，而且要言行一致，不能光打雷，不下雨。
(5)“止则观其所好”闲暇之时看他追求什么。通过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可以看出一个人是追求享乐还是追求奉献，是低级趣味还是情操高尚。
(6)“习则观其所言”这里的习，是近习(亲信)的意思。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亲信，要看他是出好主意还是馊主意。
(7)“穷则观其所不受”穷困之时看他是否能够拒绝不义之财。正如孟子所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贱则观其所不为”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人格的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六验：
(1)“喜之以验其守” 让他欢喜，看他是否不变操守。
(2)“乐之以验其僻” 让他高兴，看他是否有不良僻好,也就是看他是否得意忘形。
(3)“怒之以验其节” 引他发怒，看看他的控制力;现在一些主考官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来考验应聘者，就是对这一验的具体应用。
(4)“惧之以验其持” 恐惧的情况下考验他是否能够坚持到底。
(5)“哀之以验其人” 悲哀之时，看他是否节哀自制。
(6)“苦之以验其志” 处于艰苦环境，看他是否胸怀大志。
第二，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尉缭子》中的这十六个字，字字珠玑，与法家先圣韩非所言：“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深相暗合。誉、利、毁、罚这四个字，是大自然赋予政府治理民众的神器，誉、利是人们所向往的，毁、罚是人们所畏惧的。切切实实的用誉与利来对待那些在道德领域有建树的人，使之老有所养，温饱终生，名扬海内。而不许以蜗角虚名，蝇头小利，以慢其心。须知，赏誉薄而谩者，下不信;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对待那些丧行败德之人，便加以毁罚，使之如坠深渊，绝然无幸，则必得大治。当然，这需要朝野多种力量的结合，尤其需要政府与舆论监督部门双管齐下。其次，要注意“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下蓄之于君;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如果超越法度或道德伦理之外的人，经过财团或推手的运作反而可以成名得利，而政府却不加以刑罚，那么百姓就不再相信自己用正当的手段会从政府那里获取利益，而转向使用非制度化的力量来进身牟取暴利了。
第三，改变道德模版。《资治通鉴》云：“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受辱而身全者，下也。”此一番言论，遂使“恐怖道德”弥漫充塞，几至千年。我们所制定的道德模板，应该是某人在急公好义之后，修成正果，身名两全的。如果现实中不是这样，为政者就要检讨为何急公好义，反而下场凄凉，所定制度和规范还有些哪些不足?今后如何避免急公好义者再受其害?而不应将此类案例作为模板，宣诸四海，以引起百姓对道德的嘲讽与恐惧。
第四，远见明察，烛私矫奸。古有语：“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自古以来，都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对于做出同样举动的两个人，也不能不分别对其目的加以分辨，以免赏罚失误。所谓“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者，是也。六微七术虽时代久远，其中仍不乏可援引之处，不可废置。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7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5版
[3]韩非，《韩非子》，内蒙古：内蒙古出版社，03版
[4]刘亦发，《菜根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