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随着世变与学变，对于传统思想的认识，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往昔之处，其中一个明显特征便是许多过去长期隐而不彰、或居于异端地位的思想或学说被重新表彰，不但成为人们认识传统中国的重要参考，更成为指引时人进行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之向导。在这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体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同治年间，思想倾向依然属于旧学范围之中的谭献，就在日记中说道：“读《明夷待访录》，摘其至大者要删入《日记》中。阳明之学末流曼衍，至嶯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读其遗书，使天下后世不敢复以王学为诟病矣。所见朴实平正，潜庵先生尚当逊之，亭林亦不及其振纲挈领也。得见此《录》，承学之途益有标准，幸甚幸甚。”【1】他从传统学术内部的流变出发，衡其高下，认为梨洲之论，堪称“王佐之才”。据宋恕所述孙锵鸣行状，“初，德清戴子高先生最好黄余姚之《待访录》及北方颜李学说，先生亦最慕余姚，曾求《待访录》椠本不可得，则多方转假，手自精写，置于家塾，《待访录》入温自此始。”【2】显现出《明夷待访录》在江浙士人圈中流行情况之一斑。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弊病丛生，内忧与外患交织而生，许多士人开始思考传统经世思想的当代价值，因此黄宗羲此书，渐引起忧心国事者的关注。

而到了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从中国古籍中寻找堪比远西政论之书，其中他们发现了《明夷待访录》，并对之大加表彰。当时与各路维新之士往来频繁的孙宝瑄在日记中言及：“梨洲先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天子亦一职也，特高于公侯而已。吾谓后世之君，位置太高，虽公侯皆望之如帝天。其意实防篡窃，然而篡窃者，一家之祸耳，生民之利害不系于此。何也？观于陈氏之篡齐，可知矣。然则凡君之重抑臣者，名为天下大计，实私于一人、一家也”【3】这里他援引的话，出自《明夷待访录》之《置相》篇，孙氏借此来批评中国君主制度下君权既高且重，种种行为，皆出于私心，无补于民生。而当时西方民主制度传入中国，所引起的影响之一便是相较于中国，近代西方许多国家皆有有议会存在，中国政治长期君尊臣卑，上下隔绝，致使君民利害不一致。【4】由此可见《待访录》一书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结合之情形。而梁启超在变法运动次第展开的湖南，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5】是书之流传，“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6】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广泛接触各类新知，思想见解日趋激烈，开始信奉共和政体，这时他又想起了黄宗羲，打算为后者撰写一部传记。此举虽未实现，但在已写好的绪论部分中，他指出：“问孕育十九世纪之欧洲者谁乎？必曰卢梭。虽极恶卢梭者不能以此言为非也。吾中国亦有一卢梭，谁欤？曰梨洲先生。”【7】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与卢梭相近。【8】同时在他看来，中西近代历史之所以存在落差，是由于“欧洲一卢梭出，而千百卢梭接踵而兴，风驰云捲，顷刻遍天下”，中国却是“中国一梨洲出，而二百年来，曾无第二之梨洲其人者。”【9】章太炎在当时亦未自外于时代思潮，在《兴浙会叙》中，他直陈：“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10】之后在《訄书》当中，章氏复认为黄宗羲主张限制君权，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甚为相似，二者堪称“冥契”。【11】1901年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据闻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以《明夷待访录》与唐甄的《潜书》作为课本，以宣传排满革命、推翻君权。【12】总之，黄宗羲的思想，被时人视为与近代西方民主理论若合符契。【13】

梁启超1903年游美归来，本来他欲借此行一睹共和政体之究竟，但在美国看到各处华埠之情形后，开始质疑当时的中国人是否有能力厉行共和政治，是故他一改先前愈发激烈的政治立场。而随着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梁启超等人看到实现政治抱负的希望，开始成立团体，鼓吹君主立宪，于是立宪派组织的结社与请愿活动遂在海内外如火如荼的展开。康有为、梁启超在幕后组织，马良出面领导，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宣传“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14】督促清廷进行政治改革，并密谋扳倒袁世凯，开展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5】此外，杨度组织成立“宪政讲习会”，以《中国新报》为喉舌，在《金铁主义说》等文章中鼓吹尽快召开国会，视此为救国的唯一方法，认为当时的“中流社会”应成为促进立宪之重心，因此他组织和平请愿，希望清廷能顺从民意，限期召开国会，此举颇引起各地之响应。【16】

章太炎在戊戌年间也曾醉心于议会制度，表彰其价值与作用。但是随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深入思考，他开始反省制度建设中是否应该一味歆羡西洋。1906年章氏出狱不久，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演中，强调国粹的最主要载体为本国历史，其中典章制度为重要环节。对此他说道：“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见诸施行。”【17】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是“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脉络本身出发，以中国自身为本位，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

基于上述从学理出发的考虑，加之作为革命党人，出于政治立场之异，章太炎自然不能无视立宪派的这些活动，因此他撰写文章，批评当时尘嚣直上的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之思潮。在《代议然否论》中，章氏指出，代议制度，起源于西洋中古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建立贵族院，由于有世袭贵族之存在，议员的来源，多为横于君主与民众之间的贵族。中国秦代以来，废封建，行郡县，魏晋之后，社会上基本已无类似于欧洲的世袭贵族存在。中西历史发展，各有不同道路，因此不可罔顾国情，贸然移植西洋制度，建立议会。中国社会，因为阶层流动性颇强，所以较之外邦，彰显出社会层面的平等。一旦有议员出现，代民行政，在当时条件下，很可能只是富于资财的“土豪”横行霸道，章太炎担忧这样会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平等，并且让这种不平等制度化。而且中国广土众民，实行选举，在许多具体环节上窒碍甚多。故而他说：“是必欲闓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若是者，于震旦为封豕，投畀有北，未足以尽其诛。”【18】

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一些反对之人历陈其弊。其中御史刘汝骥说道：“黄宗羲创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说，此立宪之嫡乳也，不轨之事心醉神眩，又从而叫嚣之，遂酿成戊戌党人之祸。”【19】一眼看出黄宗羲与当时立宪派之间联系紧密。虽然立场不同，但章太炎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在1910年发表《非黄》一文，试图从根基上批判当时的流行之说。【20】他指出：“世乱则贤愚掍，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然名与二君齐。”“其言政在《明夷待访录》，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卻世人。”【21】同时“近世言新政者，其本皆附丽宗羲，斯犹瞽师之道苍赤已。”【22】可见章太炎欲借此文既否定黄宗羲的学术地位，又直指当时借其言宣传民主政治者，从学术思想根源上对之进行批评。然他将援引何种学理，方能达此效果？在这里，他想起了先秦法家。

章太炎青睐法家，早已被时人所知。对商、韩之言甚为厌恶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下：“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23】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24】当时人们不满于君主制度，因此对主张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大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是如此。反而是反对变法运动的王先谦，认为韩非主张乱世需用重典，严刑峻法乃是为了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其动机类乎孟子言仁政。【25】但章太炎一反时流，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矣。”【26】中国历史上的良法美制，法家因素颇为重要，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繁琐矛盾。同时他强调：“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27】法家绝非君主的帮凶，而是自有一套为政之道。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在论述中国政治流变时，章氏更是指陈：“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是故韩、范、三杨为世名臣，民无德而称焉。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愈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28】在他看来，所谓良好的政治，即是法家式的综核名实，依法治国。无论何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广大民众根本利益。他对现实政治的许多观察，基本上皆以此为标准。

因此章太炎反驳黄宗羲，便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篇里反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一语开始。他强调荀子与韩非之间的师生关系，认为：“韩非任法，而孙卿亦故隆礼，礼与法则异名耳。”【29】荀、韩之间，一脉相承。在此前提下，“有治人无治法”只是“抑扬之论”，绝非结论。因为法令必须依靠人来实行，如果执行者本身习于比周，自然法令流于空言。既然黄宗羲强调有治法无治人，章太炎指出：“诚听于法，当官者犹匠人，必依规矩。藉令小有差跌，而弹治者谁也？害及齐民，民故走诉之；害未及齐民，则监刺史摘发之，以告选部御史台，而议其过。夫情态则已得矣。”【30】在法治状态下，官吏行事与民隐上达，皆应有一套典章制度可循。若以此为标准，黄宗羲思想之破绽因之而生。

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里，黄宗羲指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得“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31】此一主张在近代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共鸣，被认为是建立议会制度的古代先声。针对这一点，章太炎指出黄氏此言乃是破坏法律，相较于有治法无治人，陷入自相矛盾。具体言之：“今欲使学校奸其事，学校诸生非吏也，所习不尽刑名比详。虽习之，犹未从政，辍业不修，以奸当途之善败，则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恶，不尽当官成，又不与齐民同志。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遍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黄氏之所以有此观点，究其原因，“季明之士好权，憙自植其魁，私门之务，挠滑黑白，下倚诸生，以为藩援。故其所谓恶者非恶，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观宗羲之论人，好恶跌宕亦甚矣。”总之黄宗羲此论，“乃听于乱人，非听于治法也。”【32】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点章太炎之乡先贤朱一新先前已有所察觉。他强调：“‘综核名实’，在今日尤当务之急。汉宣帝之中兴，诸葛公之治蜀，皆如此，盖承人心纵驰之后，非此无以振刷精神也。”因此反观梨洲之论，其“言利弊多透澈，而其法可采者无几，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见一时之利，而不思后日之害者为多。”【33】在先前还认同黄宗羲的时候，章太炎对于朱一新此论，曾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里专门反驳，强调“欲善学校，必取《明夷待访录》”。【34】而时过境迁，当他开始质疑黄宗羲思想，其立论之思路，反而与这位浙江先贤若合符契。

全祖望在论及黄宗羲学术时，指出他“党人之习气未尽，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35】章太炎对黄宗羲品行的观察，或即本于此。强调学校诸生不熟悉刑名法律，议政难免偏失，且会造成“士侵官而吏失守”，凡此种种，皆与前文所言章氏所阐释的法家式的以法律为《诗》、书》，行综核名实之政息息相关。由此可见他在批评黄宗羲思想时，多援引法家学说作为自己理论根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话语里，士人应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意识，积极反应民间疾苦，然章太炎却认为“诸生”并不与“齐民同志”，所言者只是一己之“私见”。如此就质疑到黄宗羲表彰学校背后的重要预设，即居于学校中的士子能体现民众呼声，能具备“公意”。章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似与他当时对传统士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之观察有关。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其在今日，满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财气之外，更加以阴险反覆，奸黠凉薄，而视为英雄所当然。”“今日所以猖狂者，则窃通行之‘爱国忘身’、‘自由平等’诸口头禅，以为护符也。”【36】章太炎的感观与梁氏相似，1903年他致信吴君遂，痛言当时的知识界“汤盘孔鼎，既不足为今世用；西方新学，亦徒资窃钩发冢，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观夫留东学子，当其始往，岂无颖锐陵厉者，而学成以后则念念近于仕涂。”【37】志行如此，焉能指望彼辈为国尽瘁。后来在《箴新党论》一文中，他更是明白揭示当时的立宪派人士“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在他眼里，“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若就中国民气为言，则新党犹不至靡然荡尽，学生用事，廉耻道丧耗矣！”【38】既然新旧知识人道德皆不足道，若彼辈一旦有议政之权，其后果不堪设想。章氏此论，用心或在于是。【39】

《韩非子·用人》篇云：“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40】《扬榷》篇云：“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41】《八奸》篇云：“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论议，易移以辩说。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42】《有度》篇云：“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43】此皆为论述铨选与用人之道，并道及人主在用人时所易受到的蛊惑。章太炎批评黄宗羲同时，亦指陈自己的为政主张，他征引《韩非子》中这几段话，以此为基础，进而展开论述。依他之见：

诚听法者，督责在中朝，而清问收司遍氓庶，曾以一校私言为剂哉！又诸登用吏士，循法者不尚贤，不尚贤者，选举视技能，而迁陟视阀阅年劳。贤不可知，虚论才调度量器宇之属，无为也。技能校乎学官，年劳伐阅省乎计簿，细大不越，以为选格之中，此所谓弃前识，绝非誉。【44】

在这里，章氏认为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铨选时以专业的“技能”为标准，升迁时以记载业绩的“计簿”为标准，因为此二者皆有客观标准可循，前者能使人尽其才，有专门才能者司职专门之事；后者能根据各人业绩高低来判断其良莠，此亦为法家“综核名实”之道的体现。章太炎的这番认识，虽然与议会选举相异，但与现代国家兴起所产生的以法规成文条款为基准的制度化、理性化、客观化诸性格极为相似，显现出他对于时代的敏锐体认。但他此论的理论主要来源，应该说还是先秦法家学说。然则其尽管借用上述韩非之言，但绝非像后者那样怀孤愤之念，担忧国君权力丧失，极力维护君主制度。在《代议然否论》中章太炎已明白指出：“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稳，不期于代议。”【45】因此对于选拔人才的这番考虑，在他看来，只是对于维护平民利益较为有利。反之，“选举凌迟者，释法之弊也。”因为不世之材，难得一见，“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之举也，或起囚虏，或在宾旅佚民，事不历试，倓然立之于本朝诸臣之上，此宁前期而得之耶？四举难得，效以踣事者固众。故得管、商、葛、王者无几，而获子之、董贤者连踵，其不为常道，皭然也。”因此“废吏部之法者，徒便流行而已矣。”【46】总之，章太炎借韩非之语阐述自己的铨选主张，所思虑者，乃是如何有一套客观标准来评判人才优劣，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并具备行政能力，而不是靠一些难以实证的因素来作为用人依据，致使政风紊乱。【47】

在《明夷待访录》的《置相》篇中，黄宗羲不满于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在他看来：“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48】宰相在国家政治中地位极为重要，不但总揽政务，匡天子之失，更象征着上古圣王“传贤”之理想。这一观点在近代也引起极大共鸣，倾心于民主政治者，认为此论类似主张选举，黄氏笔下的宰相，与君主立宪政体中的总理大臣若合符契。对此章太炎亦展开批评。他强调：“士无兼材，情不能无偏轻重。”【49】在政治活动里，基本未见无所不能之人，人之才能各有所偏，所以不可能让一人总揽所有政务。中国上古之时，政事简略，故而可以以一人来总其成，后世政务日趋繁复，加之日常行政，案牍劳形，具体琐碎之事甚多，宰相一人，势难以一一经纬。而且既已设置六部，那么后者各有专职，如遇军国大事，自可聚集合议，奚待宰相掺乎其中，后者形同“附赘”，因为“单则精专，兼则疏失。”【50】犹有进者，章太炎指出：“丞相既立，六部承其风指，则职事挠；不承风指，事相瘈曳而不能辑。故立相则朋党至，朋党至者，乱法之阶。”宰相在政府当中，有害无益，不但阻碍政令畅通，更是制造朋党的祸根。设置宰相，“纵便于政，犹曰听于人，不曰听于法。”【51】在这里，章太炎虽然未征引法家之言以为己助，但他强调的行政贵专不贵兼，听于人不如听于法，此皆为法家政论之要义，章氏吸收借鉴，运用于无形，成为构筑自己理论体系之重要参考。

总之，章太炎指出：“中国政度虽阔疏，考课有官，除授有法，超于尚贤党建者犹远。诚欲任法，由此简练其精，陶汰其粗而足。”相比之下，“举世皆言法治，员舆之上，列国十数，未有诚以法治者也。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号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52】他之所以非黄，并非对生活于数百年前的黄宗羲有何恶感，而是不满于借黄氏之言为源自远西的立宪政体张声势之时流。他心目中真正的“法治”，乃是“考课有官，除授有法”，这其中的法家因素至为明显，同时体现出他论政之时，非常注意从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本身出发，考量历代制度得失，以是否能有助于民众利益为旨归，而非眩于西洋新制以至于不知别择。【53】

注释：

【1】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载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326页。

【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92—93页。

【4】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载《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8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8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09页。

【7】梁启超《<黄梨洲>绪论》，载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127页。

【8】梁启超在当时，受到明治时期日本自由民权派的影响，一度对卢梭学说甚为青睐，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上，撰写了多篇关于卢梭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多为参考或改写同时代日本学者之论著），他阐扬黄宗羲，并视之为“中国之卢梭”，正是在这一思想氛围下展开的。参考（日）：狭间直树：《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载（日）狭间直树、石川祯浩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9】梁启超《<黄梨洲>绪论》，载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128页。

【10】章太炎：《兴浙会叙》，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下册第575页。

【11】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冥契》，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43页。

【12】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上册第182页。

【13】关于《明夷待访录》在晚清的流行情况，参见杨际开：《<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6期，第23—34页。

【14】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4集第2237页。

【15】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353—356页。

【16】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84页。

【34】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7页。

【17】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12页。

【18】《御史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8页。

【19】朱维铮认为章太炎的《非黄》一文，“与其说是批评康梁，不如说是批评孙中山。”（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9卷第4期，第60页。）自然孙中山也主张开设议院，实行民主政治，但当时立宪呼声甚炽也是事实，且在《代议然否论》中章太炎已经开始批评立宪派的设立议会主张，因此似可认为章太炎此文依然主要是针对立宪派而发。

【20】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4页。

【21】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8页。

【22】宋恕：《戊戌日记摘要》，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941页。

【24】宋恕：《答章枚叔书》，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90页。虽然章太炎与宋恕关系要好，但宋恕在戊戌年间，受到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启示，对法家学说极为厌恶，他认为儒法二家，形同水火，前者“抑强扶弱”，后者“抑弱扶强”，并且视宋代理学为“阳儒阴法”，导致政风败坏、国势衰颓、人才难出。参见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贤隐篇》，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128页。这一观点，与章太炎的主张差异极大。

【25】（清）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载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0—111页。

【26】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儒法》，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37页。

【2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商鞅》，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63页。

【28】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92—93页。

【29】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4页。

【30】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4—125页。

【31】（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载《黄梨洲王船山书》，台北：世界书局2013年版，第9、10页。

【32】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5页。

【33】（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页。

【34】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11页。

【35】（清）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载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1695页。

【36】梁启超：《新民说》，台北：文景书局2011年版，第186—187页。

【37】章太炎：《与吴君遂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225页。

【38】章太炎：《箴新党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97、306、307页。

【39】李慈铭在评论《明夷待访录》时，也指出黄宗羲“欲以政事归之师儒，是非之议归诸生，是徒乱法制而无益于国者。”（参见（清）李慈铭著，龙云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下册第622页）虽然李氏立论出发点与章太炎不同，但都认识到黄宗羲抬高学生政治地位的潜在危害。

【40】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93页。

【41】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第697页。

【42】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第187页。

【43】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第253页。

【44】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5页。

【4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17、323页。

【46】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6页。

【47】其实黄宗羲也强调用人不应凭虚名而罔顾实效。他批评当时的保举之法，“虽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谓名者何凭也。”向往“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其实也主张铨选人才，应具有一套可资验证的客观标准（《明夷待访录·取士下》，载《黄梨洲王船山书》，第14、16页）。章太炎在这里稍有过度批评之嫌，或许是源于对时人醉心于议会制度的焦虑与不满所致。

【48】（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载《黄梨洲王船山书》，第8页。

【49】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7页。

【50】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7页。

【51】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7—128页。

【52】章太炎：《非黄》，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9页。

【53】在撰于1908年的《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一文里，章太炎认为《明夷待访录》虽有缺点，但“重人民，轻君主，固无可非议也。”在为了保障民众利益而限制君主权力这一点上值得肯定。此虽认可黄宗羲，但并不与前文所分析者矛盾，因为章太炎论政重要标准，便是从民众立场出发，时刻注意保护其权益。参见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27页。

（作者简介：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作者刊发于《华东师大学报》2018年第一期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道法政论之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