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到费解金融领域为何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野蛮人”，这是美国在冷战战略转变后有意识弱化、废除罗斯福法规，打开了禁锢大萧条魔鬼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潘多拉魔盒，通过金融自由化释放出金融投机的无止境贪欲，作为摧毁实体经济和促使世界经济解体的强大武器。

金融领域的“野蛮人”究竟来自何处?

董明珠遭遇宝能的“野蛮人”举牌威胁后，许多网民纷纷为她鸣不平，但是，也有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是资本市场的合理行为，直到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怒斥“野蛮人”后，他们仍不以为然并为“野蛮人”积极辩护，强调这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惯例，有利于资本市场合理地配置资源，有利于逼迫企业管理者不敢怠慢并提高效率，就像狼群虽然野蛮但能够逼迫羊群优胜劣汰，否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就不会如此发达了。

这反映了经济界许多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许多经济现象虽然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但是，这些都是美欧国家的市场惯例，即使有多大的社会痛苦也必须接受，否则就中国就无法像美欧一样发达起来了。因此，无论这种行为是多么野蛮或不道德，都会有许多经济学家为之积极辩护，不仅金融野蛮人“杠杆收购”实体经济企业，融资融券、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也是如此。

美欧金融衍生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案例比比皆是，但金融界人士对这种金融工具依然愿意照单全收，仿佛不这样就过不上美欧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了。其实，这样粗心借鉴美欧经验恰恰会误入鲜为人知的圈套，其目的恰恰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过上美欧的富裕生活，就是说粗心学习美欧模式的结果同初衷可能南辕北辙，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美欧的成功经验而恰恰是失败教训。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纷纷到美欧访问、考察，对美欧的经济繁荣富裕深感惊讶并羡慕不已，这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自然而然产生的人之常情。早在1974年众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出于羡慕发达国家的人之常情，共同努力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要求西方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福利制度，让南方国家也能分享西方战后社会改良带来的经济繁荣。

联大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的进步，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像美国的战略盟友一样，在国际贸易、金融与工业领域享受广泛的社会改良，这是美国输出二战后的成功“美欧模式”的绝佳机会，但是，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崛起与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美国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众多将会消耗过多的能源、资源，这是美国统治阶层根本不愿意看到并且难以容忍的，美国帮助日本、西德、韩国等崛起是冷战时期实在迫不得已。

联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的1975年，美国的统治阶层紧急调动国际专家智囊，启动了寻求阻止全球霸权衰落对策的研究项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坐落在纽约第58大道的豪华办公大楼，聚集了众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并频繁举办各种研讨会，交换思想、研究报告、计算机打印统计图表，持续两年经常彻夜灯火通明处于异常繁忙的状态，这样出笼了此后影响全球数十年直到今天的新战略：“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是当今国内少有记述这一鲜为人知的重大国际事件的著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舆论通常认为世界战略冲突的焦点，依然像冷战时期一样是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项目的协调主任乌利曼，却称从那时起国际议程的中心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焦点转移到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主要不再是东西方而是南北方之间的对立。[1]

这意味着美欧的国际战略后来发生了令人费解的根本改变，不再是帮助战略盟友崛起联合对付东方阵营，而是通过各种办法巧妙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不再是社会改良时期追求高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而是媒体制造舆论陷阱贬低有利于增长和福利的政策，宣扬相反的误导政策诱发全球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体解体。现已解密公开的基辛格博士的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明确将发展中国家的庞大人口和资源消耗视为首要威胁。[2]

了解世界格局演变和复杂动向的基本常识

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是人尽皆知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常识，不了解这一常识的人就没有资格谈论国际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近三十多年来比东西方对立更为重要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而这一战略贯穿了近三十多年来美国国际政策和经济、金融政策，人们运用这把钥匙就能揭开种种令人困惑的谜团。

人们感到费解金融领域为何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野蛮人”，这是美国在国际战略转变后有意识削弱、废除罗斯福法规，打开了禁锢大萧条魔鬼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潘多拉魔盒，通过金融自由化释放出金融投机的无止境贪欲，作为摧毁实体经济和促使世界经济解体的强大武器。

例如，“野蛮人”杠杆收购明显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冷战时期美欧实行社会改良并严格禁止这类行为，战后初期西欧曾面临共产党选举获胜并掌权的威胁，当年美国明确宣称严禁本国财团向欧洲、日本等扩张，唯恐美国财团“像野兽一样收购当地企业激起民变”。美国战后延续了罗斯福开创的保护实体经济的金融改革，关键监管法规严禁金融企业收购实体经济的混业经营，工会法也禁止资本收购后大量裁员、削减工资等行为。

当年全球盛行民族独立运动、工会运动和争取社会福利运动，美欧精英丝毫不敢像今天这样攻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而积极拉拢民众唯恐其转向拥护更害怕的社会主义。当年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税收增加反而明显降低了政府债务比重，显示出当前政府债务膨胀原因不是社会福利和民粹主义，而是忽视实体经济并挽救巨额金融投机赌债造成的。

美国精英提出了落实世界经济解体战略的八十年代计划，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曾在讲演中公开称有控制的世界经济解体，乃是美国八十年代应该追求的合理政策目标，于是就有了利率市场化并飙升到20%的令人窒息水平，就有了放弃扶植实体经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就有了允许金融“野蛮人”杠杆收购实体企业的混业经营，就有了罗斯福禁止的金融衍生品死灰复燃、泛滥成灾，就有了废除战后国际监管合作并逼迫各国开放资本账户，从前严禁的外汇投机性交易竟然上升到了98%的比重，等等。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并未严格保密而是半公开的，既不进入大众传媒但在专业刊物和著作中有明确记载，因为需要美国经济金融界广泛参与并交流思想，激发灵感、奇思妙想并设计种种非传统攻击谋略。中国媒体应该广泛公开报道这一战略引起人们的警觉，不应该因害怕受到华尔街高盛指责“阴谋论”而噤若寒蝉，美国媒体报道高盛曾多次因欺诈证据确凿而交纳巨额罚款，这种有巨大阴谋欺诈动机和确凿前科的嫌犯指责“阴谋论”，恰恰说明中国媒体负有提醒公众警觉并防范伤害的责任。

美国上层精英提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奇思妙想，就是认识到美欧的战后经济平稳增长和社会福利改善，主要来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欧社会改良思潮，要想扭转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进而推动负增长和有控制解体，必须首先根本改变社会思潮走向和战后舆论共识，美欧必须身体力行作为榜样后全球各国才会效仿，于是里根、撒其尔夫人就掀起了世界保守革命思潮，毫不隐患目的是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攻击社会福利、工会和民粹主义的媒体舆论造势。由于这一战略转变威胁到了美国广大民众的利益，美国许多民间进步团体对此威胁的出现非常敏感，早在1979年美国进步刊物就专门对此进行了深入揭露。

西方媒体纷纷制造舆论宣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源于经济滞胀危机导致了战后社会改良政策失灵，其实，早在根本没有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引发“滞胀”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71年就花费巨资策划智利军事政变，还资助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学者制定政变后的经济改革方案，扶植智利成为第一个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样板。这方面确凿证据绝不是所谓子虚乌有的“阴谋论”，而是来自1975年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后，美国政府出版社专门出版的权威国会调查报告[3]

前苏联情报机构反而认为这类公开信息不属于重要的情报，麻痹大意犯下了倘若重视这类信息就完全能够避免的解体灾难，报刊媒体也犯下了拒绝重视美国民间不同信息的错误。今天俄罗斯媒体终于吸取教训并敢于“言西方媒体所不言”，甚至通过舆论战促使美国政坛巨变并不再将俄罗斯列入威胁名单。中国媒体应该对美国仍然将中国列入威胁名单进行有力反击。

深入洞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动荡的宝贵钥匙

随着时光流逝美国这一国际战略转变的现实意义却与日俱增，从在中东抛弃埃及的穆巴拉克等传统战略盟友，到在利比亚、叙利亚扶植有血海深仇的基地组织，完全不顾中东社会动荡对美国实体经济企业的不利影响，还有暗中资助东突厥斯坦等恐怖组织在新疆、昆明等制造野蛮屠杀，围绕南海、钓鱼岛故意挑拨离间制造国际冲突等等。奥巴马曾经公开宣称，倘若中国人享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对世界来说无疑将会是一场灾难，从中也可以清晰看出美国当年制定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直到今天仍然对美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有重大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类信息是公开的并且有权威文献记载，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金融家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如新加坡领导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过时、肤浅认识，误以为美国还会像当年一样将新加坡视为应扶植的战略盟友，安培还恋恋不忘对美国冷战时期的关照感恩戴德，期待着像当年一样充当美国打手并捞到种种好处，其实，比较一下美国当年推荐的经济、金融政策同现在的显著差异，就会知道当年扶植增长早已变成了力促解体、动荡，这就是为何日本公务员养老金投入美国股市并惨遭巨亏，新加坡饱受国际贸易萎缩拖累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支持美国在南海制造动荡更是损人害己的愚蠢做法。中国媒体应该广泛传播这类信息并让某些邻国认清自己的失误。

党中央明确提出金融改革方向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坚决抑制危害巨大的各种资产泡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却反复发生各种惊人资产泡沫，从2015年的特大股灾到2016年的房地产疯狂涨价，还有商品期货市场上螺纹钢一天交易超过全年产量，2016年11月又引入次贷危机元凶CDS等金融衍生品，意味着经济金融界完全不知道美国的上述重大战略转变，仍然深受着美欧流行做法就是天然合理的错误共识误导，甚至放在了比贯彻党中央抑制资产泡沫精神更为重要的位置。

2016年12月董明珠麾下的世界500强企业格力电器，遭遇了民营保险企业宝能集团的野蛮杠杆收购威胁，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终于明确表态怒斥“野蛮人”，表明美欧流行做法就是天然合理的共识受到官方质疑，这是长期以来默认各种“野蛮人”后令人可喜的醒悟，但愿有关方面能够以此为契机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精神，深刻认识到还必须阻止金融领域中的各种各样的“野蛮人”，这不是仅仅涉及到金融领域中的技术性风险，背后还隐藏着美国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的重大威胁，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中国复兴梦想的重大战略问题。

特朗普上台其实代表了美国实体资本的愤怒长期积累和爆发，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华尔街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无法继续容忍世界经济解体战略带来的巨大财富损失。但是，工业资本特别是军工财团有冷战时期的反华传统，菲律宾转变后华尔街急需台海冲突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这样才能有效作空中国股市、汇市等谋取更多的投机暴利，我们一方面应该拆除投机作空武器并清理各种市场的“野蛮人”，同时还应该像俄罗斯一样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善于利用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化危险为机遇。

我们必须从金融上杜绝华尔街利用紧张局势获取作空暴利机会，为了显示不愿意利用人民币贬值谋求对美出口好处，可以选择稀土、关键工业器件等产品主动征收出口关税，让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的美国军工集团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也让特朗普提前了解到对华征收关税将会带来的沉重代价。

特朗普竞选时曾反复承诺恢复保护实体经济的罗斯福法规，我们应该建议特朗普共同恢复罗斯福法规遏制金融投机，禁止银行信贷用于外汇操纵、炒作损害两国实体经济，恢复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卓有成效的国际监管合作，共同确保外汇交易为国际贸易而不是金融投机服务，像当年一样将索罗斯这样作空攻击各国货币的投机家绳之以法，严厉禁止利用经济危机发国难财的趁火打劫行为，历史实践证明这样限制投机资本自由的金融监管法规，有利于各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和促进实业财团利益。

中国官员、媒体还应在各种场合开展舆论反击战，例举充分事实证明操纵汇率的不是中国而是华尔街和美联储，指出金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都是美国自己制订的规则，特朗普不能为了转嫁国内的矛盾而将中国当作替罪羊，不能容忍特朗普继续污蔑中国操纵汇率并抢走了美国就业，不能允许特朗普将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转移到中国的头上。

我们还应该借鉴俄罗斯媒体直接到美欧开设机构的成功经验，“言西方媒体所不言”侧重于传播被蓄意掩盖的各种真相，包括美欧出现贫富分化和严重失业的真正根源，这样有理有据让特朗普栽赃嫁祸中国受到民众觉醒的惩罚。由于俄罗斯媒体具有揭露美国媒体掩盖真相的能力，特朗普需要借助这点对付美国媒体攻击因而不敢得罪俄罗斯,，由此可见，中国媒体应该在反击特朗普转向反华政策上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杨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家经济安全课题首席专家、研究员。)

注释：

　　[1] 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 “， 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 1979

　　[2] 基辛格：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解密后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图书馆可以查找到。

　　[3] 美国参议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动》，美国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     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