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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大变在即——价值消解背后的资本与技术意图 
作者:[汉心] 来源:[和通社网2020-04-09] 2020-04-16

(图为一位潜水摄影师被海洋垃圾环绕)

    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信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要求托付于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资本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后现代哲学旨在反对崇高,解构社群主义,不承认无缘大慈的共享伦理,以为人除了肉身主权含混之外,其他一切,都必须由着性子,放飞欲望,想干啥就干啥,既不作是非定义,也不追究社会责任。面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何成全你好我好,大家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力是私人化当下甜蜜,是事不关己的随便,或冷眼“佛系”,是个人化的经验感受,孤芳自赏,陶然于不需要客观论断的虚无主义!


       总之,现代人承认客观上的不均势,认可人人都是有限的主体,这意味着没有谁可以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负责,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只须对过程、细节和话语修辞做简单的技术改动,既不需要严肃的时代命题;也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甚至不在乎人言口碑,历史品评。爱因斯坦在响应是什么最严肃的科学问题时说,“如果认定这个世界是善意的,人就会基于创造而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反之,就会猜忌、防范乃至以恶念度量一切,理解一切,并将他人的存在和发展视为挑衅和侵犯,结果就是谁也不信任谁,承平期间靠契约、法律免强维持,花钱摆平交易,变乱时期则穷兵黩武,热衷战争、暴力和文明间的冲突和对抗”。


        现代人因为误解了自由精神,而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简化为权利逻辑,刻意忽视人的超验神采,故很多人在价值排序上只讲求个人优先,根据个人好恶作判断,并将一切正义、理想、甚至个人创伤与政治打包,转化为财富占有。这意味着:人们既不关心事物的客观性,也不寻求严肃的意义和真理探讨。结果是,至大无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失范必然导致无所用心,冷眼旁观,最终只能借消费缓解危机,用“佛系”为无力感和怠惰撑腰打气,从而将市侩凌驾于“文明正确”之上,把生活处理为依法取乐、定期起哄。即便反抗和冲突也被异化行为艺术,把吃喝玩乐当进步,当存在,从而扺御无聊,虚掷光阴。据此,活着便是只须给“利必多”开闸放水,创造就是启动多巴胺,过把瘾等死。


       殊知,个人化的灵性体悟或许对特定群体有益,也可以在低度空间启动热情,为人们抵制平庸,于无聊处虚构“传奇”和诗性远方,但却因缺乏超越性的精神托底而难以形成持续的动力。因此,人文知识就会失去意义而成分散零售的作坊言论,变调成部落化的江湖趣闻。尽管其中包含了某些可通约的元素而值得公众讨论,但在逻辑上仍然是排它性的微信群。因此,所谓现代文明就是对人做科学规训和概念化处置,从而按生化性质,收支帐户做统计学编码。马克思说,这是对人的“异化”,经济学说:人人都是生产与消费要素,是基于个人权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商人说:人就是客户,是围着超市打转的看客和金主,政客说:人民就是票仓,是可以借助法律和观念操弄,只顾眼前,见利忘义的乌合之众(勒庞语),苟且之徒……。


       缘乎此,进步就意味着无敬无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在叫博弈论),就是正正得负,机能耗散,“发展”就是对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本质做人设程序设计,做大数据识别,减化消费。老子说,为学曰益,为道曰损。从现有文明演化梯度看,社会越成熟、越进步,受教程度越高,越有知识,则意味着人的生物性状,遗传策略就越是“递弱代偿”,越趋向肉身安抚,不伦不类,让道德退化,让利己主义理所当然!结果是:不生不养,不婚不育,不仁不义,……!忽视亲亲相顾和人伦加持等,甚至仅仅为了当下快活,干什么都可以名之曰自由,都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而且享有“原教旨人权”定义的道德与责任豁勉权!


        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数量至上,既不必有灵魂的颤粟,也无需原理性、逻辑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断。所以说现代人由于沉湎于信息焦虑,迷信于市场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数一路飙升,眼界无度拓展的同时心灵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独立自在的内心表达,也不必有深邃的课题辩争和求证,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一切关乎人类处境焦虑与冲突的经典表述都将随着乐感化“时代主题”的侵蚀而应付阙如。这时候悲剧已经淡出,审美已经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这种血腥性、破坏性的社会罪孽,也常常因了技术化的筛选置换而更多地显示出游戏性的元素,其结果是让人们因此见惯不怪从而无动于衷,进而将一切残酷的生存争讼,当作夸张的剧情予以宽恕和认可,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这个时代一切都被谅解、被允许了”!


        至此,人们其实已不太会感觉,抑或感觉已经被代替,灵魂已无关紧要,所以不会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奋的体验,面对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厄和现实中的不公不义,人们既无需亲临现场作实时性的“发言”,也就自然缺乏体己度人的良心与道德问责,因为现代传媒借助话语操控权早已为受众作了折衷化的技术处理,所以它总是让我们在不断升级,不断更新的接口中消受着纷至沓来的虚拟化情境,而我们则因长期被引导、被牵制然后习惯性放弃“实地历险”的冲动和热情,从而无法与切实的经验正面相遇。其结果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将“镜象”当作实景,当作客观发生的真象,并以其表征作为思辩和判定的依据。所以,有学者指出,缺乏现代信仰救赎、人本关注以及生命伦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内核的现代化,其集中体现的是对技术的过度倚重,对个体意志的替代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技术现代化的植入不仅没能拓展出足够的个人权利表达空间,反而因技术在公共领域被滥用而使资本对社会操控更显驾轻就熟,最终衍生成虽有繁荣光鲜的盛世幻影,却无法从个人的维度生发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法统和道统。


       在如此现代化之下,人们总是被替代、被包办,被垄断性资本“市场化”配置,使得新技术运用往往被具有超强赎买能力的社会组织或个人所操纵。由此,公共信息也必然倒向现实中的强者而成为私器喉舌,从而跟风协从积极参与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和屏蔽,这不仅使得去真存伪的权力意志能够大行不避,且屡屡得逞,还因为有公器护驾而显得底气十足。至此,人与人之间不断被分割碎片化为互不关联的无结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以及由权力中枢和资本寡头定制的单位或组织分门别类编码,然后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独自经营。

 
       由于现实已经倒置,真实感已随着电子视频的“移情教化”而远离实际生活场域,所以,人们宁愿贪图安逸自动“弃权”,宁愿陶醉于虚拟世界,自足于个人主义的当下娱悦,从而有效化解人际之间直接的碰撞可能带来的冲突,故意规避现实的刺痛并以此消除亲历世事的千般风险。既已如此,世道的纷繁和社会的责任承担必然被推咎、被延宕,个人之于社会的“作为”也就只需对现存秩序采取妥协性的立场,然后有选择地理解并接受它,面对日日更新的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场喧闹,人们尽可以秉持着与己无关的淡定地看待一切,从而以不经意、不追问的清醒与之保持合度的距离,这样就能心安理得,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然后按揭消费得来不易的实时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担心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信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要求托付于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资本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至此,面对“现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输入,人们所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信息、不仅仅是大宗货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随着“技术化唯物主义”对人类生存方式里应外合的整饬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交往伦理,一种全新的结合状态,它不仅止于对人的形而下维度进行设计和安排,而是渗透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所有社会层面,并从属性上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认模式,波特里亚说:“超越时空的物流和信息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但它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这时候,技术已不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们所确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它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看法,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判断。

       试想,置身于现代社会,当公共领域流行着同样范式的言说,批量生产着无差别的文化与物质产品,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关乎个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标准化、程序化批发零售并纳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评时,那种完全基于人在处境中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表达,切身而直接的经验,个人内在的性灵抒写还能找到现实的聆听者吗?这时候,谁还会穷大象、洞幽微,面对人的本质寻求永恒的去处?谁还会以端肃的心态和智性的坚守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之维给人的意义和尊严奠基!


       正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集体行动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将真理和正义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见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由于公众注意力聚焦于眼前的现实,所以总是容易被表层的功利得失所引诱。也正是受制于人的这种怠惰质量,人们才总是习惯于不劳而获,习惯于听信主导性强势话语误导,从而自愿屈从于“权力的无知之幕”, 所以才常常自陷于权商合谋布设的“幸福”罗网,才被庸俗务实主义所操控,然后沦为沉默而无为的经济动物。在现代化之下,技术对传统权力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诉诸肉体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充分调动各种技术和资源要素对“替代性原则”的活学活用,将权力的枷锁置换成荣誉、名份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现实收益,也即福科所说的“规训社会”。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看不到权力的肆虐,甚至看不到压迫主体是谁!突显于我们“境域”的除了论据充分的法条规制之外,便是发展主义蛊惑之下的消费迷狂。


       正是有赖于如此对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其便在刚性上消除了权力和资本对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逆动,使得人们因为找不到现实压迫者和诉讼主体,便只得移于情犬儒主义,抵消人生的荒谬性和无力感。好在现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现成、太容易,其显示的正面意义虽则让人获得了身体“解放”,获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适,从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类应对生存之重的同时,但也由此弱化了我们挣脱外在束缚的内在冲突,从而将有意义的生活价值从心中放逐。


       众所周知,专业分工,各就其位的现代“规训”,其在客观上使得每个人都被投入与产出的刚性目标划界定质,它只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和模块化质量,故常常把相似性曲解为事物的本质,从而排出个体的差异性,将其简约化、抽象化为谋求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终将个体之于社会参与的价值消解于虚置化的共业共相之中。这种看似多元的社会无中心主义,虽则可以为个人的“无为”和闲散状态提供游逸空间,但却因为不再有抵御价值虚无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质主义探究和值得肯定的坚守,使得我们由于不发问,不珍视精神的启迪,从而人人都只需秉持着习惯和经验,并将心智作无济于世的人生消耗,这一方面显示了挣脱上帝之手的现代人理性的夸饰性成功,但其隐含的却是精英主义对大众的新一轮剥夺与消费。


       如此不对称的物质与心智格局长期演化,并植入现代性市场竞技,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资源流向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其边际效应还导致人性好逸恶劳和贪婪的质量被启动、被利用,从而使普罗阶层自动放弃思考,放弃个人化的自主经营和建设性的努力,最终完全将头脑简化、将思想抽空,将神性消解!


       由此生发的关于人的社会定义,除了在庸俗化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组织有利害关联的力量和资源“供体”能被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性关注外,个人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与宗教阐发,也很少涉及个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要求。


       综上所述,在如此的现代化之下,个人往往被局限于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否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显,而是根据其对应的物质收益预期和贡献的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评价。


       长期如此,其独立自在的社会学意义只能被遮蔽、被空置,从而使得个人无法延伸成为能动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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