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

    所谓“原史”，是指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中间的一段时期，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时，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

    若非时空穿越，二里头的“定性”悬疑似乎永无天日——因为“任何借助出土器物、时空对证、C14测年等科技手段、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的，依然只是一种‘最优级’假说，依然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在许宏北京和二里头的个人书架上，我都看到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传记和相关著作。1929年初，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李济早年留学哈佛，受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一直秉持“科学主义至上”的学术取向。据他弟子张光直回忆，只要没有考古材料，他就闭口不提。

    2009年元旦，许宏开了博客，开始面向公众进行写作。对于一名还在不停“下蛋”的学者来说，他灌水灌得相当勤奋，并常和网友互动，回答文史爱好者提的问题。在博客上，他贴出了“商假说”系列博文12篇，也把自己对考古学界的夏商分界争论、“五千年文明之说”、治学态度、学术规范，以及和国际学界之间的鸿沟的反思与批判带进了公众的视野。

    如今，他是小众畅销书作家，有18万粉丝的小圈子“网红”，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面向文化大众的科普、文史讲座。

    许宏说自己希望能给公众一点启蒙：把“思维复杂化”，留出空间，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某个权威甚至“科学家集团”抛出来的一个确定答案。“难道现在的学界共识就一定正确、更接近真理么？有一种说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难道，这句话现在就过时了么？”

    他越来越像一个言辞委婉、态度温和、观点犀利的“搅局者”。

    在新近一次面向公众的文史讲座里，他以“偃师城”、“郑州城”提及早已盖棺定论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颇有颠覆已有的学界共识之势。他的理由很简单——关于这两处遗址的国族归属，同样也缺乏考古“铁证”。

    一位做全球史研究的友人在微信群和他开玩笑，说他是“考古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把上古历史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许宏把考古学从文本的误导中解救出来，“两人都为上古历史的解放事业做了北斗星一般的贡献。”

    许宏说自己很感恩，在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学术思维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学者可以独立发声，文责自负，不害怕袒露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掘墓，禁忌
 
    许宏刚刚拒绝了一家电视台的邀请。他们想拍一档考古题材的纪录片，请他作节目的学术顾问。“我一看，悬念、猎奇，把考古拍成了法制、罪案节目。”

    一提及市面上流行的《盗墓笔记》、各种寻宝题材的小说、影视剧，以及充斥电视屏幕的鉴宝类节目，许宏和赵海涛都皱起了眉头：“很劣质，不靠谱。”

    “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是为了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更看重的是背景关系，而不是仅仅要那个东西。”许宏正色道，“一旦文物离开它的原位，价值就减半甚至被破坏了。”

    2002年春天，二里头的麦地一片青色。例行的田野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个队员向许宏走过来，靠近他，低声说：“许老师，出铜器了。”许宏走到他所指的地方一看，泥土里露出半个铜铃。根据墓坑的大小，他判断这是碰上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贵族墓了。

    工作队挖到贵族墓的消息在工地上传开了。很快，这个消息会散播到四周村落。许宏当即决定：白天抓紧时间清理墓葬，晚上大家轮班看守发掘现场。

    当时，工作队有3名研究人员，6名技师，9名实习学生。大家分成两班轮流守夜值班。王宏章把队里的吉普开到工地上，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灯，朝黑乎乎的墓穴口照一下。陪他们守夜的，还有从邻村借来的一条大狼狗。

    上半夜，实习生们还挺兴奋的。到下半夜，气温下降，一个个开始犯困哆嗦。技师们让学生先回去睡觉，他们继续值后半夜。“一连在工地上看守三四个晚上。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在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呢。”老技师王宏章回忆。

    在白天清理的过程中，技师们发现泥土里露出一小片绿松石片，然后又是一片，接着又一片，从墓主人骸骨肩部一直到胯部。根据后来测量的结果，足足有70厘米长。

    以前，他们在贵族墓葬里也发现过绿松石器，一般都是镶嵌在铜托上，15-20厘米长。“但这个很奇怪，一是它很长；另一方面它下面没有铜托，说明很有可能原本是镶嵌在木头、皮革一类的有机质上，到后来腐烂了。”许宏说。

    白天清理，晚上守夜，连续几天下来，大家都面露倦色，许宏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此外，露天工地的安保也是个问题。他打电话向北京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助，对方建议他整体提取。

    “我们就把墓葬的一部分切割下来，用木箱装起来，周围灌上石膏加固，然后用铁丝、绳子绑好，上上下下铺好这么厚的一层海绵。”王宏章比划了一下。他们装上车，先把大木箱拉回了工作队驻地。

    工作队的储藏室在二楼。大木箱很重，6个小伙子一起抬怎么也抬不到二楼，“另外，因为里头有青铜器，我们也怕不安全，工作队的安保条件不行。”

    队里只有许宏住一楼。王宏章说：队长，就放你屋里吧。“我说可以啊。”大木箱就被搁在他的床旁边了。

    两个月后，由王宏章开车，陈国梁和郭淑嫩押车，三人从偃师出发，把大木箱送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里。

    一年多后，考古所的专家开箱清理。一条长度达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绿松石片组成的绿松石大龙从泥土里呈现出来。赵海涛借来一台尼康数码相机，拍下了它的身姿和面相。

    “从正上方看，它的身体、尾巴都在游动。正面看它，它瞪着你，好像催着你读出它的身份。”许宏诗意地描述了和它的再次相见。2014年出版的《二里头：1999-2006》，就选用绿松石龙形器为书的封面。

    讲完这个令人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故事，许宏觉得最最庆幸的是他们在现场清理中的谨慎和及时住手，“用竹签一拨，甚至轻轻吹一口气，绿松石片就会移位。要是碰上没经验的学生来清理，看到一片就很兴奋地从土里抠出一片，我们就看不到这条龙了。”

    据考古所专家对遗骸的分析：墓主是一名男性，35岁左右。

    乡村的夜晚很安静。躺在床上休息时，我忽然意识到：许队长和那位贵族男子“同居”两个多月的房间，正是我所住的客房——很有可能，“他”当时就睡在这张床的旁边！

    有一瞬间，胸口猛地跳动一下。他是谁？到底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还有知觉，何以面对自己三四千年之后的遭际？

    从某种角度说，考古挖掘就是今人在打搅已安息在地下的古人，即使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以前都不愿意回答。”许宏神色肃然，下意识地转换了一个坐姿。他坦言年轻时真没想这么多——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又是共产党员，觉得搞杀鸡祭血之类的开工仪式都是封建迷信。

    1980年代，在山东大学留校当教师时，他每年会带着学生去做考古实习。在从田野发掘现场回驻地的路上，师生们一边走一边开玩笑。当时有个女生抱着出土的古人骸骨，男生就打趣说看她跟抱着个娃娃似的。女生也嘻嘻哈哈地回：你们再笑，骨头就要从我手里掉下来了。

    田野作业回来，大家就把收拾好的骸骨、陶器等墓里出的随葬品直接往床底下一放，等待上交或继续整理，然后倒头呼呼大睡。“你看，我们应该说是没有禁忌的。”许宏说。

    世纪之交后，来二里头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中，有台湾和日本的博士生。每当他们看到这边习以为常的古人遗骸处理方式，以及四周村落的孩童们对泥地里的陶片、骨片肆意踢玩、胡闹的情景，许宏能感受到他们的神色、语气里的惊讶与责备。

    “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很难为情。大陆这边是太没有禁忌了。”他感慨，“考古的伦理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有时也会想，换成我，我也不愿意自己被拿到博物馆去展出。”

    几千年来，位于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一直是人口密集地区。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位于古伊洛河北岸高地。根据历史上的水文记录，即便伊洛河的夹河滩地因为洪水泛滥成灾，这里安然无恙。按常理，这里会是后代村落选址的理想地点。可是，周边村民很少有向宫殿区占地筑屋的。尤其地势偏低的圪垱头村，村民们宁可自挖泥土填平低地——当地流传着这块高地是神鬼居所、不能侵入的说法。自东汉起，这里是京都洛阳京畿的大型墓地所在。

    “要不是这里的农民对鬼神有敬畏，恐怕宫殿区难以像现在这么完整地保存下来。”许宏总结道。

    年岁渐长，他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开始有所敬畏了：十几年来，他带领工作队作考古发掘时，会避开那些晚近墓穴；探索古代宫殿布局时，“挖到最重要的晚期遗存的表面，就住手。”

    二里头都邑遗址现存面积有300万平方米，五十多年间发掘了4万平方米，仅占1%多一点。

    “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现在看来，还要适当抑制人的好奇心，还是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些东西。”

留下的，回来的
 
    傍晚6点半后，工作队的大门打开了。

    闯进来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副大墨镜，活像电视新闻里的恐怖分子。这是队里的技师载着仪器、工具和下午的发掘收获回来了。

    “年轻人比我们懂保养啊。”晚些回来的老技师们笑着打趣。王宏章撸起袖子，露出黑白分明的两截胳膊。

    四合院的长廊上，放了两排二三十来个箩筐，箩筐上贴着标签，里面是清洗、整理过的陶片、兽骨、石片。等田野工作结束，技师们就要对这些碎片进行鉴别、整理、修复。

    “这个还没有办法靠仪器，主要靠经验了，要对那个时代的陶器形状、种类非常熟悉才行。”郭朝鹏说。他特别佩服队里几位老技师，能从探方挖出来的“垃圾”里找出几十乃至成百上千个碎片，然后拼出一件陶器的原样来。

    在社科院考古所下属的工作队，二里头队技师“认陶片”的技术颇有名气。

    考古工作队由两个梯队组成：队长许宏、赵海涛是社科院研究人员，属于“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技师七八名，由工作队在当地招聘、培训，一般是高中文化程度。此外，是从附近村落雇来的农民工。

    王宏章、王丛苗和郭淑嫩是队里最资深的技师。1980年代进工作队时，他们都还是没成家的姑娘小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3人如今都到了或接近退休的年纪，每日依旧在工地上勘探、发掘，带教队里新进的年轻人。

    王宏章话不多，心很细，对工作队里大小事务都留着心。许宏称他是“我们的大总管”。

    进队不久，他就被安排去北京学了半年摄影——用的是海鸥120相机，自己设个暗房冲洗胶卷。当年考古所给的拨款很少，一个季度发十来个黑白胶卷和一个彩色胶卷。“很省着用，一般的墓葬、灰坑都不拍照，只有挖到陶器、玉器才照，兽骨也不照。”这让王宏章感到遗憾：当时许多的发掘成果只有文字记录，没有图片，给后期研究带来麻烦。

    刚进队时，他们一个月拿45块钱的工资，三四年后涨到60块，之后每年一块五、一块七地提上来。“工资算很低，比周围的厂矿企业工人的待遇都低。”直到2011年，情形才有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一个高级技师每月工资三千多块，“终于基本跟外头持平了。”

    因为待遇的问题，二里头前前后后出走了三四十个技师，近的去了郑州，更远的，跑到深圳、广州。“还是做考古发掘，拿的比我们这里多得多，多出一半是有的。”

    在大伙眼里，王宏章是公认的能人、聪明人。“真是很厉害的，没有他不会的事，拍照、修复、勘探、发掘、绘图、开车。”王延朋边说边数算。连工作队这座四合院，也是他在80年代负责工程建起来的。

    “我都不明白像他那么一个出色能干的人，怎么就一直待在我们这里没走呢？”赵海涛和我私下聊起。

    “都替我瞎吹呢。”王宏章黝黑的脸上露出一点难为情的神色：自己之所以一直待着，一是离家近，一是家里条件还可以，不用他挣很多钱。“不说为事业吧，还是喜欢做这个事，就一直踏踏实实做着。”

    工作队有自己的食堂，但技师们一般都回家吃饭。下班后，骑着电动摩托车五六分钟就回到各自的村子了。碰到农忙，他们还可以请假回家割麦子。

    在考古队和当地村民中间，他们是天然的情感纽带。攀起亲来，四周村民不是本家就是姻亲，遇上纠纷也好说话。2000年，有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两个青铜片，想卖给外人。正巧，撞见此事的技师是他本家的孙辈。在孙辈的劝说下，村民把铜片上交给工作队。

    经鉴定，那是二里头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钺，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1986年，工作队向二里头村买了一块地建了自己的房子。之前，他们借住在农户的房子，工作、生活样样不方便。

    建房之前，大家做了一个漂亮、细致的考古发掘。结果，在自家地盘上发掘出一个贵族墓，里头有铜铃、青铜爵，一个制骨作坊遗迹，一个很可能用于祭祀的坛类建筑基址，“直径大概七八米的夯土，圆盘型，上面立了柱子，像梅花桩一样。”王宏章比划着，精确地报出一连串数字。

    “我们自己盖房子，当然要把发掘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好一些。以前这一带的老百姓盖房子，把地挖得很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看着都很心疼。”

    2010年，王宏章的大儿子也招工进了考古队。儿子高中毕业后一度跑到外头闯世界，在江苏昆山的台资企业打工。三四年后，还是回到二里头村。先是跟着老技师们学发掘、测图、操作全站仪，现在又开始学习航拍、三维制图等新技术。

    王宏章说，儿子一开始很不安分，因为“不自由，这活是死的”。“现在好多了，静得下来了。而且，现在工资也好了，和外头一样啰。”

    2009年起，偃师一带发展起三轮摩托车、电动交通工具制造业，地方经济崛起，GDP在洛阳地区排名第一。附近年轻人在工业园区找到了就业机会，在外打工的也都回了故乡。“这几年，跑出去的人很少了。”

    花花世界，有这么多机会，年轻人还会安心于一份面向大地的工作么？

    “想法肯定是有过的。”郭朝鹏坐在电脑前慢悠悠地说。他一边用三维制图软件处理刚拍完的发掘现场图片，一边教我如何识别遗址上的各种土坑。听老技师说，他中间离开到郑州折腾了三四年，2010年归队的。

    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校对，有郭朝鹏不小的贡献。“帮了我很大的忙。”具体负责报告的另一位主编赵海涛肯定道。

    眼下，他在学习操作无人机航拍技术，正在热乎新鲜的劲头上。“这个真不错。以前租借氢气球，需要很多人，4个人4根绳子来控制。数码相机照一次，要等拿下来放到电脑里看，很麻烦。”

    我拐弯抹角地问他收入和将来的职业打算。“要比工厂里好一些。毕竟，他们做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的嘛。”他嘴角露出一点笑意，“进了这里，就比较封闭了，不太接触外头了。”
 
乡绅老郭的梦想
 
    “现在，咱们就相当于是坐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咧。”

    在工地旁的小土包旁一坐下，老郭给我讲解起了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在满是黄土的工地上转了一上午，他一身棉布衬衫还是干干净净的，很体面，一看就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

    每天只要没有其他要事，老郭就雷打不动地到遗址现场来“上班”，转转看看，帮帮忙。他称之为“体验”。在来工地打工一天赚40块钱的乡亲眼里，这叫“闲得慌”。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脚下这一片土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老郭文绉绉地解释。他说话爱用书面语，夹杂着一些古雅的文言字眼，说到某人去世叫“作古”，提到偃师地名的由来——那是周武王伐纣后“息偃戎师”。

    老郭，大名郭振亚，66岁，圪垱头村人。在圪垱头乃至附近一带，他都颇有声望。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或是举办先人的周年祭祀，都会请他去张罗、主持。他通文墨、懂掌故，写得一手好字，又有一副服务乡里的热心肠。按赵海涛的说法，“放在1949年前，就是一标准的乡绅乡贤。”

    1959年，老郭9岁。地里的麦子还没收割完，村里一下子多了一些北京来的“怪人”。他们拿着工具在麦子地里东挖挖，西探探。他好奇地跟在后头，一边自己琢磨。在他印象中，徐旭生是一个“瘦瘦的、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学问很大”。当时，考古队就借住在圪垱头的农户家，“条件很艰苦”。

    之后半个世纪里，老郭和考古工作队的3任队长都结下了私交。谈起他们各自的籍贯、求学经历、师承、著左、乃至个性脾气，老郭如数家珍。1999年许宏一到二里头，就在队里技师的带领下，到圪垱头村来拜访老郭，向他借过往的书面资料。

    老郭喜欢和这些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他打心眼里佩服有知识、学问大的人，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你看，这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差距。”

    “文革”期间，老郭在公社生产队当会计。1974年春，他带着几个社员翻地栽红薯时，从土里挖出来一个三足青铜爵。

    “我那时还叫不出这是啥，但是，有点明白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古董，就想去交给他们吧。结果，赵芝荃队长看到后，啊呀一声叫，高兴坏了，他那个喜悦的程度是难以言说啊。”

    “为啥呢？因为这是二里头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它不是考古队挖掘出来的，是我发现的。”在考古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这件青铜爵的由来，有这么一行介绍文字：“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

    老郭说自己这些年对工作队真是贡献了不少，他在家都用本子记了下来。一次，村里有人从地里挖到一件玉器，他听说后就去给对方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村民把玉上交给了工作队。“我跟他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国家的，万一被人知道的话，可能还会找你事了。”他嘿嘿一笑。

    当大队干部的30年里，老郭常常在考古工作队和公社、村民之间居中协调，召集各方商量勘探、发掘要经过哪些地，怎么个赔偿法等等。

    “在这几十年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老郭相当肯定地总结。他读过考古方面的书，书里提到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中很难避免和当地老百姓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这里还是很和谐的。我觉得自己也是对他们作出一定的贡献的。”

    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主要是在圪垱头的农田上。圪垱头人不乐意了，私底下也跟老郭抱怨：明明主要是我们村的地，凭啥不叫它“圪垱头遗址”、“圪垱头文化”？

    “我说，都已经叫这么多年了，到国际上都这么叫，哪里还有可能改得过来呢？”他又嘿嘿一笑。

    2002年春，有“国宝”绿松石龙形器陪葬的贵族墓被发掘出来，因为走漏了消息，工地的安保一时很紧张。老郭把家里养的一条大狼狗借给工作队守夜巡逻。他对队长许宏说：“你放心吧，周围几个村的人，我都眼熟。要是有看起来可疑的陌生人出现，我马上给你报个信。”

    趁着工地午休，我应邀去老郭家做客。他把我迎进一座敞亮的、带着天井的二层小楼。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贴着他参加某电视节目的留影。老郭的女儿在洛阳工作，儿子自办了一家小型企业，家境颇为殷实。

    他带我参观了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书架上有《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以及洛阳、偃师的地方志和几大本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大部分，是历任考古工作队队长送给他的。

    “他们都知道我爱学习，都送我书呢。许队送我的书最多。”对许宏一套面向公众的普及考古知识的小书，老郭尤其烂熟于心。他说自己把时间都用在学习古文化和历史上。

    他向我展示了他小小的个人收藏——这些年他捡的古代陶片、石器、骨器。他一一向我介绍各是什么用途，有怎么样的工艺，这样的工艺代表了什么样的考古文化特征，俨然一个十分耐心又称职的解说员。

    5月份，老郭去郑州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许队帮我安排的。我就去弄了一个列席证，门口也没人拦我。”老郭跑到夏商讨论组听了整整两天，“收获很大。”

    他递给我一本红红的荣誉证书，上头写着“2015年优秀文物保护员”，颁发单位是偃师市文物局。

    离开老郭家，是下午两点半后。他坚持要开着三轮车送我回工作队。半路上，他把车停了下来，转头叫我，然后他右手一挥，指着北方天际处的山脉对我说——“那就是邙山”，左手再一挥——“那是嵩山”，然后他双手合拢在胸前，“历史上有6个古都聚集在这一块洛阳盆地里，今天运气不错哦，都让你瞧清楚了。”

    老郭还有两个小愿望：一是有机会再见一下自己四十多年前献的青铜爵。“东西保存在洛阳站里，海涛说什么时候帮我安排一下。如果他们允许，我想和青铜爵合个影做个留念。当时都没条件拍照。”

    另外一个，等二里头博物馆建起来后，他想左一名志愿讲解员，“给四面八方来参观的公众讲解我们二里头遗址和洛阳的古文化历史。”
 
客从何处来？
 
    在郭振亚家，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的扫描复印件。

    照片上，一位身着旧中山装、戴着旧八角军帽的老人拄着拐杖行走在田野里，身后是一片茂密的芝麻地，两边各有一人搀扶着。

    “左边这个是我们公社书记，右边是村书记。时间大概是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郭是几年前从一堆旧杂物里发现照片原件的。他翻过来一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裴文中教授留念”。

    “裴文中？”经他一提醒，我头脑里中学时代历史、生物教科书的记忆被调动了起来——著名古生物学家，北京周口店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也是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者。

    “从来没听说他来过我们这里。我把照片交给许队，许队也帮我查过，说没这个记录。”老郭后来向已90岁高龄的老公社书记问过此事，“他说不记得了，上头来过这么多人，他哪里还记得？”

    在工作队食堂里，我抓住饭后一段休闲时光，向副队长赵海涛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赵老师，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说：我们现代人类都是同种同源的，是东非人的后代，而且是同一位女性的后裔，因为线粒体上有相同的DNA——叫作夏娃的基因。这是真的么？

    “如果这样的话，你、我以及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是不是和考古发现的周口店‘北京人’、‘元谋人’没有亲缘关系？现代人类真是起源于10万年前的东非？”

    还有一个让我牵心已久的问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血统纯正的中原人小脚趾甲上有一块裂趾。真的么？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有这个特征么？”

    “那你有么？”他反问道。我感觉面部微微发热——事实上，这是一个从10岁起就困扰我的问题。

    赵海涛慢条斯理地开始回答：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50万年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有早期猿人存在的痕迹；它们中的一些后来灭绝了，没有进化下去；一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从10万年前到4万年前现代人类的起源时期，中国也发现一些古人类的化石，只是与10万年前相比出现了断层。

    “也许现代人类真来自非洲，也许只是暂时还没有考古发现。”他继续慢慢地说，“其实，考古学所能解答追寻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末了，他引用许宏的一句话作为这场小型“答记者问”的句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创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有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