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中国的古代史，只是一部无限轮回的原地踏步史。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只是封建皇帝们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它不仅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宽松进步，反而愈演愈烈，造成学术思想停滞，华夏文明裹足不前。这种观点，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据着国人的视野，并被当成批判中国古代政治的金科玉律。精英们随口瞎说一番，然后再把这句话拿出来当成胡说八道的结语。华夏堂堂数千年的文明史就被这帮人污蔑成了粪土，尚且不及西方哲学家的一句鬼扯有意义。虽然这种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一些官员有意为之，但假如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一旦再次形成气候，必将使悲剧于中国重演，使华夏文明彻底失去最后一次追赶西方的机会。因此，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得到深刻彻底的批驳!
一、中央集权是什么
中央集权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自治权较少。我们许多人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央集权制跟独裁专制搞混淆了，认为这两种制度是一个东西。实际上，民主国家也有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也有实行邦联体制的。中央集权既非西方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独裁制度。
二、中央集权的产生
准确的说，我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并非产生自秦朝。至少从战国时代开始，郡县制就已经出现在战国七雄的领地之内了。郡县制的发明，堪称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巨大进步。他使得过去由于分封制度而结构不稳的国家变得更具有向心力，中央政令更容易贯彻，统一大国的建立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没有郡县制，我们华夏文化圈很可能会跟欧洲一样，遍布着诸多小国，并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郡县制之所以产生，跟诸侯国内部不断发生的叛乱和篡位阴谋有关。随着春秋时代分封制弊端的不断显露，尤其是三家分晋这一极具代表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诸侯们开始寻求一种相比于分封制更安全更高效的政治制度，郡县制由此应运而生。在郡县制尚未普及的时代，君主们往往以封地作为赏赐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手段。这种赏赐方式实际上类似于查理曼统治欧洲时所采取的分封制。士大夫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征收赋税，甚至还能训练军队。
再加上这些封地可以世袭子孙，就经常导致某些世家大族在国内的势力过分膨胀(少部分世家大族甚至在其他诸侯国也拥有不俗的影响力)。这不仅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还会危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分封制度不但在中国产生过恶劣影响，在西方也是一样。英法百年战争实质上就是分封制度惹起的祸端。但有趣的是，西方国家直到近代才解决分封制问题，现代的许多精英们却对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分封时代向往不已。
甚至有言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搞分封制，没有世袭贵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世袭贵族这玩意，在华夏的历史上究竟都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三、世袭贵族，中央集权的死敌
我们有些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有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深入研究制度的合理性和实际功用，却反而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了空喊口号上面。他们不断地朝老百姓灌输着这样一种思维——“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皇帝和权贵们时刻防范着贫苦民众，想法设法阻断他们参政议政的途径”。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贵族跟中央集权制捆绑在了一起，仿佛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同心协力压迫着广大人民群众并防止他们造反。
这样的捆绑显然带有一厢情愿的意味。因为中央集权实际上并不喜欢世袭贵族，不仅不喜欢，他甚至是世袭贵族的死敌!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动乱你会发现，相比于被农民推翻的政权，被世袭贵族们篡位搅混的朝代显然更多。秦代之后的汉代，其开国君主虽然出身卑微，但真正灭秦的大旗却是由六国的贵族们扛起来的。
西汉被王氏大族所灭，东汉被地方军阀割据所灭，西晋被八王之乱搅混后由匈奴人乘虚灭亡，北周为杨坚篡位，隋朝被贵族军阀李唐取代，李唐为地方节度使所灭，后周为军阀赵匡胤所灭。可以说除了宋明两代，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王朝几乎都是因世袭贵族而灭亡的(这跟宋明两代的中央集权制比较完善有关)。可以说把中央集权制跟世袭贵族绑在一起，绝对是件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
四、中央集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在一日之内建成的，他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其中既有过向前发展的时代，也曾发生过暂时性的倒退。
秦代为了消灭地方贵族维护中央集权，在制度上进行了两个极为巨大的变革——军功授爵和废除分封。这两个制度都堪称为划时代的(欧洲人直到近代才真正实现)创造。军功授爵不仅提高了秦军将士的战斗意愿，还对世袭权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废除分封厉行郡县不仅降低了地方割据的威胁，还使得国内原来联系松散的各个地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不过，由于秦人的部分制度并不受六国人民的欢迎(上党郡宁可归赵也不愿归秦)，再加上废除分封大大得罪了六国的贵族，导致其在整个中国的统治遭到了来自平民和贵族的共同抵制。最后，在六国贵族的领导下，秦帝国被推翻了。
然而，废除分封制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汉王朝曾企图靠部分恢复分封制来防范权臣造反，可是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七国之乱使得中央再次认识到了地区自治的严重隐患，并开始着手限制削弱封王们的实力。可以说，如果要建立一个巩固统一的中国，就必须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
汉代的文武制度相比于秦代，虽已有所进步，但仍然问题多多。其中最要命的两个问题就是世家大族问题和地方军阀问题。确切的讲，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汉代自己的问题，而是从汉到唐千余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两大毒瘤。几乎每次世家大族的得势，都会导致篡位和动乱。而地方军阀在中央检查严厉的情况下还好，一旦中央监管力度稍有下降，则立刻割据称王不复听命于朝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现象都是极具破坏力的政治灾难。他们所困扰的不单单是最高统治者，同时还危害着无数平民百姓的利益。世家大族在把持实权后往往难为善政，而地方军阀无休止的内战更是搅得民不聊生。这两种势力有时分别产生效应，有时则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社会动乱都是由此引发的。皇帝们为了处理这两个老大难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直到另一种伟大制度的产生——科举选官制度。
五、捣毁世家，寒士等堂
“科举制度使得皇帝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
这句话实际上还是有两处问题，首先，科举制度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加强什么封建专制，恰恰相反它的产生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其次，皇权无论再如何扩散，皇帝本人也不会决定国内所有官员的任免。因为皇帝只有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过问。
隋文帝之所以要发明科举取官，说到底还是由于世家门阀由于能坐享其成，所以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积极性不高。两晋南北朝时代，政治贵族像蛀虫一样侵蚀着国家政府健康的躯体。他们愚弱无能，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门阀子弟都浑浑噩噩碌碌无为，严重影响着行政率。
可就是这么一帮废物，却死死把持着国家命脉不放，长期独占人事任免权(由于这帮恶劣贵族的许多行径跟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贵族类似，中国一部分专家才会提出东晋封建论的说法)。
科举制度只是一种选官规范，具体执行跟皇帝基本无关。即便是真正由皇帝监考的殿试，因为皇帝为了收买人心，只要没有重大过错，也基本是全数放行。之所以说这种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封建专制，就是因为封建制下的政府，凡事都以家族血统为任官依据。
而科举制下的政府，选官则依据于考试成绩(再次向那些精英强调皇帝没有因此而掌握人事任免权)。这样一来，世袭家族的势力就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宋明之后，中国再没有产生出任何篡位谋国的权臣。世家大族现象，基本从中国绝灭。
科举制度首创于隋代，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明，衰落于元清。他的发展特点就是生员越来越多，中第者所能任职的范围越来越大。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了明代，科举取士已经基本成为了中国选官的唯一标准。除了皇帝以外，中国再无其他政治贵族。宋明两朝，许许多多的朝廷重臣都来自于或贫苦或殷实的平民阶层，这一制度甚至堪称为能与选举制并立的东方式民主。而相比于跟宋明同时代的欧洲，世袭权贵们还在为自己的利益修改宪法，想尽手段阻挡平民参政。
六、以文制武，超前发展
无数图书报刊和宣传机器告诉我们，由于宋代是一个以文治武、重文轻武的时代，宋代的这种“坏”制度导致中国人产生了文弱的性格，因此宋代的文武制度是应该极力加以批判的。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就存在文武不分的问题。所谓文武不分，就是指官员既可以管理地区行政，又有权调度兵马，集文武之职于一身。这种制度在一开始很好的维护了西汉的中央集权(地方长官皆由中央直接派任并加以严格监管)，但是到了东汉，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其潜伏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军阀割据。从汉末开始，一直到五代，地方割据就像一只久久不肯散去的鬼影，时刻威胁着国家安全。
可以说从汉到五代，这帮地方上拥兵自重的军阀就没消停过。最典型的就是唐中期的安禄山叛乱，其破坏力之强，足以把一个本来兴盛的国家直接拖入低谷。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放眼望去，只要是内部相对平稳安定的国家，其所使用的制度就必然是以文制武。宋代以文制武、文武分离，不仅杜绝了地方上出现军阀割据的可能。
准确的讲，宋人并没有重文轻武，因为宋代朝廷对军事建设从来是舍得掏腰包的。之所以没有汉唐的武功，乃是由于朝廷防备武官过甚造成的。晚唐和五代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我们这些未逢乱世的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宋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地方百姓都不可能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这就导致宋人对武官总有种神经兮兮的猜疑，害怕武官得势造反(对狄青和岳飞的迫害都可归于此类)。
但实际上呢，宋代的文武制度其实已经很好的束缚住了军队，只要在制度范围之内合理的动用军队，武官根本不可能再像汉唐时代那样任意妄为了。只可惜矫枉过正，宋人的戒备心已经超过了所需要的范围，故而才会造成军事上积弱的怪现象(军官素质很高，军费投入巨大，武器装备精良，对外战争却常常吃亏)。相较之下，明代虽然在制度上跟宋代相似，但军队表现却优于宋代，原因就在于吸取了宋代的教训，控制军队的尺度拿捏比较得当。
七、分割相权，势在必行
史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明太祖废宰相，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使中国皇帝的独裁专制达到了顶峰。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的历史学家似乎一直在向广大“无知臣民”暗示着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今天之所以不民主，那不是今人造成的，而是古人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从古至今中国都不曾民主过，所以我们也不搞民主，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适合搞民主。这种狗屁不通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倒也真是迷倒了一大片“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原因是怕宰相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朱元璋本人也毫无疑问是一位大独裁者。
但是明代真正意义上废除相权，也不过那二十几年罢了。在朱元璋之后，虽然宰相这个名头没有了，可是内阁大学士们却成了明代的新型宰相，并一直存续到明朝灭亡为止。这之中的缘由其实很好解释——皇帝只是普通人，不是劳模。
相权之所以存在，乃是皇帝精力上的有限性决定的。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过问(毕竟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是极少数)，因此皇权必须要有相权的辅佐。但古代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相权的职能定位始终不能明确，因为从理论上讲，相权可以干预国内的一切事务;但从现实的角度讲，假如相权真的干预一切事务，那么他与皇权又有什么差异可言呢?
一个可以过问全国任何事务的宰相，只不过是第二个皇帝罢了(所以说过大的相权根本谈不上什么限制皇权，更跟发扬民主无缘。司马昭算不算权相?他只是另一个皇帝罢了)。对比一下历朝历代的宰相制度，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权也逐渐朝着分割的方向不断演变。从过去的一个宰相，逐渐发展为两个、三个乃至更多(左右宰相制，三省六部制，内阁制)。宰相们的工作也逐渐被细分，并具体化。
相权被分割，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宰相不再像汉代那样连自己的具体职务都分不清楚(陈平将宰相的职能用一种玄乎其玄的方式表述了一番，但实际上跟没解释差不多)，而是变成了一种拥有较大自决权且不至于权势过重的政务处理单位。在明代，这种权责分明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整个朝廷几乎可以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作业。
由于内阁制虽然存在首辅，但首辅仅仅是整个内阁的一个领班，在处理问题时同样需要得到其他阁臣的支持。这样就使得大臣们在各自拥有一定决策权的情况下，却因为互相牵制而不至于威胁到皇帝本身。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皇帝在这一制度演变的过程中虽然是受益人，但却绝对没有加强独裁专制。相反，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通过放权的形式来提高皇权的安全系数，并降低自身越来越沉重的工作量(只给自己留下个审批工作，且有时候还交给太监帮忙，说白了就是偷懒)。
在这里要说一点题外话，明代的“君主立宪”并非君主被动立宪，而是主动放权。一旦出现了一个“勤劳”的君主，本来下放的权利必然会被收回(崇祯)。所以，明代的内阁制度，跟英国近代的君主立宪制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不过，这也正是促进明末“非君”思想产生的原因。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干思想家正是在总结了明代历史后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既然一个有能力的内阁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繁荣兴盛，那么我们还要皇帝做什么呢?明代中国，虽然最终并没有结束专制体制(同时期的欧洲也一样没有做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没有清代，中国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
八、中国中央集权制相比于西方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与西方制度相比，既存在优点也存在不足。
优点在于：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倡有教无类，所以科举制可以说对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敞开了大门。这一点越是到教育普及率较高的后期，越是明显突出。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宋明两代，文官当中出身自平民寒士的考生在数量上更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不少人甚至登堂入阁成为了国家的实际管理者(英国直到1832年才颁布《改革法案》，而实现普选却是在1928年)。
由于机制公平，故而促进了考生们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宋明两朝，许多研究科学军事的人才都是官员)。缺点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选官过程虽然公平公正，但升迁过程却缺乏由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相比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官员们的升迁因为不受民意决定，所以往往在办公中存在竭力维护中央意旨而忽略民意的现象。
甚至有些官员虽然在地方深受民主拥戴，但接到的上级调令却是贬谪罢免(如海瑞)。这一点可谓是我们中国应该像西方学习的重点，因为只有当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左右官员们的升迁命运时，官员们才会有体察民情的充分动力存在。
彼此条件不同，发展过程不同，衡量原则自然也应当不同。我们之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把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解释清楚，无非是由于这种以西论今的惯性在作怪。与其恢复那种糟粕制度，还不如恢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毕竟不同于选举，对附党派冲击较小，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也较大。相比于现在这种近乎于贵族政治的任官制度，对于提高官员素质和政府行政效率都有帮助。
清代的科举制跟宋明的科举制度是不一样的。清代只是部分使用科举制，中枢官员使用的则是看出身查背景的贵族制。所以拿满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来批判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史诗严重不恰当的。
首先我想说，无论选举还是科举，都不可能杜绝官员谋私利的现象(台湾也是民主选举，可是贪污问题同样层出不穷)，杜绝官员谋私靠的是严密的监察制度。
其次，选举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督促官员，而不在于选举官员。由于选举在民，所以只有尽量宣传自己为民谋利，并且确实做到为民谋利的人，才可能在选举中战胜对手。
不过因为一个人要想在选举制度中做官，他首先必须获得最基本的声望。如果老百姓连你是谁都不知道，那么即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会有人给你送选票。可是一个人，即便他治理国家的头脑为0，只要他本身有钱或者得到了商业集团的资助，只要他的竞选团队运作得当，他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声誉，并借此获得数不清的选票。从这个角度讲，选举制度并不公平。而且老百姓往往很容易被激烈的政治口号所迷惑(如当前美国的总统选举造势，所以选举的结果也未必是理性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当然应该向选举制度学习，但绝不是全盘拿来，而应当是有选择的接受。选举制度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乃是体察民意。我们可以在给官员打分时，使用民众投票的方式，得票少的免职得票多的升职或者留任。这样一来不仅保障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同时还可以敦促官员们为民众服务，可谓一举两得。
九、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联邦制
当年辛亥革命，许多地方省份学着美国的样子，宣布独立。之后虽然推翻清政府又推翻了袁世凯，可是中国却并没有走上西方联邦制的道路。相反，不仅中央的总统们个个都是“贿选”产生，连地方都被一帮军阀控制。国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最后也还是被中央集权政府统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联邦体制在中国走不通。
我们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大国，他们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自愿加入联邦的，而且各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密切，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美国近代只发生过一次内战，但内战之后经济上的裂痕就被迅速缝合了。反观中国，不仅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独立分子，连某些汉族人都认为自己的省份应该独立。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且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甚至还有某些省份因为经济问题而互相存在仇恨。
正所谓古有阎锡山乱架铁轨，今有省份大搞地方保护主义。具体表现为，你搞XX业赚了钱，好我也搞XX业。你XX业的产品进入我省后影响本地XX业产品的销量?我“贸易壁垒”阻拦你!美国的大企业在全国都有分店，不代表任何州，但我们国家的企业却总是具有鲜明的地方归属色彩。中国的省就像一个个独立王国，从前户籍制度严格的时候，出省就像出国一样吃力。
联邦制，是一种需要各组成部分拥有相当自觉性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经济上的联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西方的联邦制大国(俄国情况特殊，不在讨论之列)，从前几乎全是英属殖民地。换言之，其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中国从古到今，每次都是武力统一，再加上北方时常遭受外来入侵者的统治，所以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断断续续时分时合。假如中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你休想指望地方会像美国独立那样自发自觉地派代表开会，讨论和平统一全国。
十、清代不能看做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王朝
史学界有个明清不分家的习惯，还常常把清政府当成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来研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大约是为了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身上泼脏水——因为清代根本不能算作中国古代“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王朝。
从宋代开始，宗室干政的现象就日渐稀少。到了明代，宗室集团彻底成为了土财主，永远丧失了干预朝政的能力。譬如嘉靖上台，完全是朝廷大臣的研究结果，其间宗室们甚至不能进行一下公平竞争。连宗室都疲软至此，可见在那个时代，贵族政治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反观清代，宗室做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中枢机构塞满了皇亲国戚(咸丰的顾命八大臣没一个汉臣)。
汉人们撑死也就只能做到地方大员，连像李鸿章这样能管管外交的都是绝无仅有。八旗贵族不仅受国家供养，而且不必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官。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清代虽然也实行科举，但其本质上跟从前任何朝代的科举制度都不一样。清政府之所以继承科举，乃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汉人，他的神经中枢所实行的，仍然是封建世袭制度。贵族制度死灰复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里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实际上不仅仅是三代不能战，连治国都不能)——既然可以坐享其成，还战个什么劲儿?
满清的权贵们直到清朝灭亡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堪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坏的贵族集团。由于清代王室始终自喻为满洲贵族的权益代表，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举步维艰。辛酉政变之所以成功，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这帮八旗子弟(虽然之后慈禧又搞了一次变法，但却没有动摇权贵们的根本利益，以致变法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因此，无论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还是从民主进步的角度来看，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实在称不上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王朝。
古代科举产生的文官和西方的公务员完全是两码事，公务员只是执行机器，是事务官，必须无条件服从。而科举文官是政务官，对上级指令甚至都可以抗命，西方的公务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吏。
换句话就是，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都有执行命令的国家机器，中国叫吏，西方叫公务员事务官。这两个都是由部门负责招考的。
而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出来的，某个党派当选后，由该党分配自己人去当政务官。中国古代政务官却也是考出来的，每一个政务官都相当于一个独立党派，都可以在自己岗位上实施权限所及的权力，满清是伪科举，实质是满洲贵族血缘政治，我们在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时，应该拿所处时代相同的制度进行比较，而不应当搞“穿越”——以现代的西方成熟的政治制度跟古代中国还不成熟的制度相比，那自然是中国的制度看起来落后些!
不赞成用“封建社会”来称呼中国古代社会。用中央集权社会都比用封建社会贴切。
西方的选举制度也是从古希腊古罗马那儿偷学来的。为什么在西方学习古代的优秀制度就可以，在中国说古代制度两句好话就成了鼓吹封建糟粕?
实际上你看看中国历代的朝廷，除了极少数皇帝外，并没有哪朝会特意限制民间舆论。譬如唐代柳宗元写《捕蛇者说》，明摆着就是在谴责当时朝廷苛税害人，可是这篇文章并没有遭到禁止，柳宗元也没有因此遭到谁的迫害。
宋代文官集团与宋仁宗就破格提拔皇亲一事展开激烈争论，但反对皇帝决策的大臣也没有谁被打倒。
再比如明代骂万历酒色财气的奏折，不仅没被封杀，反而在民间被传为美谈。
中国至少从唐代开始，政府就有向民间公开的官方报纸。这些报纸不止向人民宣传政府最新发布的政令，连朝臣之间的分歧以及官员们对某些政策的异议都向民间公开出来。
可是从清代开始，用李鸿章的话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
十一、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府压制民间自由思想？
中国一直存在一种匪夷所思的理论，认为中央集权政府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往往会压迫民间各个学派，进而导致中国思想界发展停滞。这种观点的依据有两个，其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曾有过极大繁盛，而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其二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除儒家获得极大繁盛外，法家道家等学派都逐渐沉沦，甚至于消失不见。
这种观点存在三大硬伤：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思想繁荣，不是由于诸侯不禁锢思想，而是由于诸侯对思想家有需求。确切的说这是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实行了千余年的诸侯分封制走到了尽头，各国都需要通过变革自己的制度来适应新形势。我们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可以说除了墨家外，大多数学派都是不反对中央集权，甚至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有人可能要说儒家也反对，可是不要忘了，孔子在鲁国执政时曾竭尽所能帮鲁公削弱三大贵族)。因此准确地讲，除了墨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衰落都跟中央集权制度无关(墨家其实也有提倡中央集权的主张，只不过主张和平统一)。
这里说句题外话，都说墨家的灭亡，亡于其“选天子”的主张，对此在下有不同看法。“选天子”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制度，考虑到其可操作性，墨家当时宣传的很可能是“有限式选举”。即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譬如君主的子孙中，或者贵族子弟中)，择优录取。毕竟全民选举在那个时代，即使单就技术性来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是把除儒学外的其他学派都强制性消灭，而只是把国家选吏的标准定在儒学上。换言之，民间信儒学还是信黄老，政府并不干涉(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只是影响缩水了)。这种习惯可以说从汉代一直持续到明代，其间中国出现过佛教、太平道、明教、回教、基督教等数不清的宗教组织。但政府的管理原则一向都是：只要你不造反，我就任凭你宣传。
中国古代，除了几个有特殊的皇帝外，根本没有人去限制民间思想舆论。相反的，在古人看来，民间思想舆论必须得到疏通，而且是政府重要的行政参考。中国周代的政府就有考察民风的习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也出自于周。汉代的举孝廉从理论上讲也是推举在民间声誉较好的人做官(当然理论和具体实行是两码事)。
第三，新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必定是相应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当年希腊城邦堪为选举制度的母国，可是这种制度在近代以前却一直只能局限在几个小城邦里，因就在于古代的物质条件不支持大国选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罗马：最初古罗马也是通过选举的形式分配政治权利，可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疆土的不断扩张，中央集权变得越来越急迫(尤其是国内三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日趋表面化)。凯撒死后，其继承人屋大维通过种种手段打击了国内其他势力，最终还是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制才结束了国内的纷争，
实现了罗马长期的和平。可见，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也就不会出现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中国在明代之后，之所以没有特别突出的思想家，正是由于新型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达成。譬如“工商皆本”这种理论，至少要建立在半数左右人口以工商业为生活来源的时代，而绝不可能出现在大多数人靠农业生存的时代。
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代中国。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们从西方学来了民主自由，可是在国内施行时却处处碰壁，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民主政权都从未建立过。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物质生活条件差就导致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得不到教育就导致人口素质偏低，素质低就导致人们的需求更偏向于低端的物质需求。
通过以上论述，中央集权制是被国人误解了上百年的优秀制度，绝非所谓的独裁专制。当然，站在当今所处角度去审视旧制度，定然会呈现出诸多不足。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进而片面否定中央集权制的合理性。因而，如何古为今用，的确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