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古代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浅谈中、韩、日之间的历史互动》里已经把有关种族源流和政治、军事方面大致叙述了。以下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有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

　　古代中国对韩国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

　　如前所述，箕子朝鲜是殷商遗臣箕子带领遗民迁移到朝鲜所建立的国家。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无道，不听劝谏，杀害贤臣比干，又把叔父箕子也关到牢里。周武王起而推翻纣王，把箕子从牢里放出来。

　　武王明白箕子丧国之痛，让箕子带领族人到偏远的朝鲜，建立了箕子王朝。当时周武王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和功臣在各地，皆为诸侯。因而，箕子王朝也可看成是周王朝的诸侯之一，统治部分辽东和朝鲜半岛地区，赋有协助巩固周朝王权的任务。

　　传说箕子在朝鲜以礼义教化百姓，又教导人民耕田、养蚕、织布。他立下八条法令，主要是「杀人者死，伤人者以稻谷赔偿。男子窃盗罚入被盗者家中为奴，女子窃盗者罚为婢女。」被罚者出银钱即可赎身，但是在乡里中为人所不齿，其本人或子女要娶妻婚嫁都找不到对象。所以说，古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起码是和中国的西周同步发展。

　　西汉初年，卫满在跟随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的半路上转而投奔箕子朝鲜，最后又推翻箕子朝鲜，取而代之。卫满的部属中，大多来自战国时代末期的燕、齐两国，因而，卫氏朝鲜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又有更多是从中国北方移植过来的。

　　汉武帝派兵灭掉卫氏朝鲜之后， 在朝鲜设立郡县， 实施直接统治。汉朝指派官员到朝鲜任职，其中有部分人生活奢华，于是朝鲜的社会又渐渐受到汉人影响，从简单转而复杂，从朴实转而奢靡，这从朝鲜的古墓规模及陪葬物内容可以清楚看见。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从中国传入朝鲜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灿烂时代，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兵法家等百家争鸣。但是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至于佛教，虽然在东汉明帝时已经传入中国，但一直是依附在道教之下，要到五胡乱华时才开始昌盛。当时的人民无不因战乱而经历生离死别，是置身在人间地狱的现实生活中，佛法所说的慈悲为怀、破除痛苦、四大皆空、来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观念，是一种解脱，亦是一种希望。佛教因而得到一个广大的发展空间，迅速成为许多胡人所建立国家的国教。氐人苻坚在华北所建立的超级强权前秦国就是一个代表。苻坚不只崇信佛教，也与国师王猛一同提倡儒术，在国都建立太学，甚至自己在太学登坛演讲。

　　当时在朝鲜也是一个战乱的时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西元371年，高句丽故国原王在与百济盖卤王作战时，兵败身死。继任的小兽林王在国家面临危机之中，决定向前秦称臣入贡，结为盟邦，以取得保护。小兽林王更决定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及制度，以从事政教改革。前秦王苻坚派遣高僧顺道法师携带佛经、佛像，到达高句丽，开始建造寺庙。这是韩国佛教之始。小兽林王也在国都创办太学，以儒家经典教导学生。儒家的学术思想从此正式引入韩国。

　　西元384年，又有天竺高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达百济，受到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盛大的礼遇，开始传扬佛教。百济第二十六代圣王时，有一位高僧谦益前往天竺求法，回国后(526年)，成为百济律宗的祖师。百济圣王笃信佛教，广建佛寺，又将佛法介绍到日本，是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新罗一开始对于佛教比较排斥，一直到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发生大臣异次顿为坚持宣扬佛法而自愿被斩首的殉教事件(527年)，佛教才终于开始可以自由传教。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传入日本

　　远古时候，亚洲北方从西到东，包括现今的欧亚大陆草原、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所有的民族都信奉一种原始宗教。他们认为不但人和鸟兽虫鱼都有灵魂，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雷电也都有灵性。所有的原始部落都在巫师的率领之下，敬拜天神、山神、河神、树精、狐狸精、大石头、祖灵、凶神恶煞等等。这种原始自然的宗教在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珊蛮」，现代翻译为萨满，英文为Shaman，而在日本就是现今所称的「神道」。珊蛮是通古斯语，意思是通神作法的女巫。

　　直到西元六世纪初，日本仍然是神道的世界。中国的史书《三国志》记载卑弥呼女王「年长不嫁，服事鬼神，以妖惑众，有侍婢一千人。」。《日本书纪》开头第一卷也记载了天照大神(太阳)、月读命(月亮)、素笺乌尊(恶神)、火神等诸神。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神道的权威。

　　日本与百济在第四世纪末开始建立同盟的关系。佛教传入百济之后，自然也逐渐传入日本但只是在民间流传。西元552年，虔诚信仰佛教的百济圣王派遣使臣带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和佛经若干卷到日本，送给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这是佛教第一次正式传入日本。天皇聆听说法，十分欢喜，询问属下是否能够礼佛，没想到竟掀起一场历经三十年的惨烈政治斗争。

　　大臣苏我稻目上奏：「西方各国都在礼佛，我国怎么不礼佛呢?」大连物部尾舆不同意，也上奏：「我国天地社稷间有一百八十位大神，春夏秋冬都必须祭拜。假如改拜蕃神，恐怕国神震怒。」天皇于是说：「那么就让苏我一家先试试礼佛吧。」苏我大臣和物部大连之间原本早已为了权力斗争而有旧恨，新兴的佛教明显地威胁到传统的神道教，又成为两方的新仇，从此越加斗得你死我活。

　　到了第三十一任用明天皇将死时，下一任天皇继承权问题终于引爆苏我和物部两方火拼。苏我家族与厩户王子(即是后来的圣德太子)联盟，杀尽物部家族，拥戴泊濑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

　　苏我派的胜利也是佛教的胜利。传说厩户王子在发难之前曾经向四大天王许愿，如果获胜就要兴建寺庙。消灭物部家族后，圣德王子果真在难波(在大阪)建四大天王寺，另外又在大和(奈良)建法隆寺。苏我马子也在飞鸟(在奈良)兴建法兴寺。日本的佛教从此兴盛。四大天王寺及法隆寺至今仍存，都是日本的国宝。

　　根据《日本书纪》，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比佛教还要早。西元285年，百济国王派一位名叫王仁的「博士」到达日本。《古事记》又记载王仁携带了《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到日本。据说这是日本有文字的开始。

　　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性有些可疑。《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武帝命令一个大臣周兴嗣编定的，一共有一千个完全不重复的汉字，后来成为中国、韩国及日本人教小孩学习汉字的一篇重要文字。不过《千字文》编写完成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早于西元500年。《日本书纪》又记载继体天皇七年(西元513年)，百济武宁王送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这一条就比较可信了。

　　隋、唐时期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都蓬勃发展，但有部分时候甚至是过度发展，因而有北魏太武帝灭佛(445年)，又有北周武帝两次毁佛兼且毁道的事件 ( 分别为574及577年 )。

　　在此期间，佛教更重要的发展是从一个外来宗教渐渐本土化。前秦苻坚尊崇一位道安法师，他精通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开始运用孔、孟和老、庄的语言和观念来为各种佛教经典写注解。他的弟子慧远法师在东晋时驻锡于庐山东林寺，一样融会贯通儒、道、佛三家的经典，而青出于蓝，吸引当时的儒学大师、玄学谈士纷纷上山与慧远谈论，或书信往返，使得东林寺不但是东晋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当代的思想及文化重镇。

　　南北朝晚期，高僧智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所以又称为「法华宗」。这是一个经过整理，已经十分中国化的佛教教派。到了唐朝初年，又有「华严宗」因为唐朝皇室的支持而盛行。

　　唐朝中叶时，「净土宗」及「禅宗」迅速发展，又是一次佛教真正重大的变化。净土宗的教义早在北魏时已有高僧提倡而逐渐发展，到唐朝初年时又有善导法师接手发扬光大。当时中国传统的佛教是属于贵族的宗教，教义深奥，一般平民无法了解。但净土宗认为，善男信女无论是贫富贵贱，只要信佛，常常诵读《阿弥陀经》，或是简单地口中念「阿弥陀佛」，便会受佛的接引，脱离现世的人间秽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的说法因而是佛教中最容易入门的宗派。安史之乱以后，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朝不保夕，生离死别，只能寄望今生少受痛苦，来生到达极乐世界。净土宗于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而成为佛教信徒最多的教派。

　　禅宗的祖师是天竺来的达摩禅师，据说曾经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禅宗由达摩之后传了五代，到六祖惠能(638 – 713年)才终于发扬光大。禅宗与传统佛教的最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佛教倾向渐悟，强调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禅宗主张顿悟，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以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以现代的名词来形容，禅宗带有相当的「个人主义」色彩。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处于崩溃边缘，使得知识份子大失所望，衍生出各种不一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时代里，思想活泼的禅宗于是受到极大的欢迎。同时，国家已经演变成为节度使分据各地的局面，节度使在传统佛教及禅宗之间，也纷纷选择支持禅宗。禅宗从此一跃而成为一支强大的新佛教教派。

　　唐朝中叶以后，佛教又再度过度发展，因而在唐武宗和五代的后周世宗时又下令灭佛(分别为845及955年)。中国历史上把这两次和前述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合在一起称为「三武一世」。不过以政治暴力展开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伤害虽大，影响却都很短，在继任的皇帝上台，取消禁令后，佛教很快又恢复旧观。

　　但佛教的势力过度地膨胀，其铺张浪费，不劳而获，以及倡导迷信的现象早已引发许多儒家学者的不满。西元819年，有一个名叫韩愈的大臣上书〈谏迎佛骨表〉给唐宪宗，建请皇帝停止三十年一次的迎奉佛骨盛典，以免示范迷信，使得愚顽的百姓纷纷效法，伤风败俗;又建议把佛骨丢到水火之中毁弃，永绝根本。唐宪宗大怒，把韩愈贬到荒僻的潮州(今广东潮安)去。

　　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在当时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从宗教及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思想上，韩愈是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为己任。这所谓的「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所代表的是自认儒家中的正统派向他们认定是异端的佛教宣战。韩愈虽然被逐，但在其后几个朝代又有人继之而起，向佛教宣战。

　　中国隋、唐两朝对新罗佛教的影响

　　六世纪时，新罗逐渐强盛，提倡佛教也不遗余力。第二十七代真兴王(540 - 576年在位)在晚年时创办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机构，称为「花郎道」。国家将选定，贵族出身的青少年们集中一起，教授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礼仪规范等，用以培养其精神、体魄、学识及修养。学员称为「花郎徒」，都必须遵守一位高僧圆光法师所提倡的「世俗五戒」，内容是：「对国君要尽忠，对双亲要尽孝，对朋友要有信，杀生要有选择，临阵对敌时绝不后退。」。

　　花郎道的师生遍游名山大川，以增长见识和历练。花郎徒长大之后都成为杰出的文臣武将。后来与唐朝合作，灭掉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的武烈大王金春秋和名将金庾信也都曾经是花郎徒。

　　新罗统一之后，派遣高僧到中国及天竺求法更多，回国之后，纷纷开山立派。其中有名的如义湘法师到中国，拜在唐朝国师，华严宗第二代祖师智俨的座下，回国后创立了新罗华严宗。另有一位圆测法师拜在唐朝著名的玄奘法师座下，成为最重要弟子之一，但一直不曾回到新罗。现今在长安兴教寺里玄奘的灵骨塔旁各有一个塔，其中有一个就是供奉圆测的遗骨，由此可见圆测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又有一位更加特立独行的元晓法师，虽曾到中国，不过是自行悟道，并创立了法性宗，是新罗特有的佛教宗派。

　　新罗下代(781- 935年)开始以后，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一模一样，社会也是处于崩溃边缘，知识份子大失所望，思想活泼的禅宗开始受到欢迎。同时，各地方的土豪势力逐渐坐大，为了要与王室一别苗头，也纷纷支持禅宗，在各地建立道场，开宗立派， 因而有所谓的禅宗「九山」与传统的佛教「五教」对立。

　　新罗末期进入后三国时代，国家丧乱，人人在战火荼毒之下，颠沛流离，不是死于刀锋，就是冻饿而填入沟壑。今生已经无望，只有期望来生，净土宗因而也大受欢迎，成为新罗规模最大的佛教宗派。

　　隋唐两朝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时期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段关键年代。原本日本的佛教和儒术是从百济引入的，推古天皇却在西元600年时派出使节团，直接与中国隋朝接轨，称为「遣隋使」。后来日本又派出四次遣隋使。唐朝时，日本更派出了十九次的「遣唐使」。

　　遣隋使及遣唐使对日所造成的冲击，巨大无比。使节团每次都带了许多学者及学问僧，分别学习中国的佛教、儒学、天文、地理、历法、技术等，留学的时间长达十到二十年。这些留学生回到日本之后，导致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到唐朝留学的学者和学问僧回国后，纷纷设立私人学堂，招收权贵子弟和青年俊彦。第三十五代皇极女天皇的长子中大兄皇子也拜其中一位学问僧为师，因而吸收了许多同学，并将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中臣鐮足引为智囊。这两人最后竟合力铲除了原本掌握政权，跋扈专权的苏我家族。日本接着开始改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推动「大化革新」，颁布「班田收授法」，无一不是模仿唐朝的制度。

　　唐朝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几万首唐诗流传至今。日本大批的留学生到了中国，流风所及，也开始学赋诗。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是《怀风藻》，在西元751年编?完成，全部以汉文书写。

　　日本人喜欢唱歌吟咏，在早期尚未有文字时，都靠口耳相传。从中国学到文字之后，就借用汉文来注记，以便传承。到奈良时代，有人便将这些诗歌、歌谣(称为和歌)集合成册，其中现存最早的就是《万叶集》，共收集了四千五百首歌。《万叶集》也是日本人现在使用的假名文字发展的开始，称为「万叶假名」，非常关键。

　　不过如果要谈到日本派出遣隋使及遣唐使的影响，那就不能不把佛教的传播说得更清楚。当初遣隋使到达长安之后，自己说是因为中国佛法昌盛，所以带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经过飞鸟时代及奈良时代的发展，日本产生了六个佛教宗派，统称为「南都六宗」，包括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等。这些宗派有一部份是由日本留学唐朝的和尚创立的，也有部分是由来自唐朝的高僧东渡日本而创立。华严宗的本山是奈良的东大寺，于第四十五代圣武天皇五年(西元728年)建成。圣武天皇并且下令全国各州一律都比照东大寺盖一座寺院，而规模较小，称为国分寺。

　　日本律宗是由来自唐朝的鉴真和尚所创立的。鉴真东渡日本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他受邀前往日本，却历经了五次失败。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当时法令管制问题被密告要偷渡而入狱，三次是遭遇台风，所搭乘的船虽没有沈没，却被漂流到很远的南方，甚至弄到双眼都瞎了，但仍然坚决地要达成心中的愿望，绝不半途而废。有人问鉴真两眼都瞎了，将来要如何到日本传教?鉴真微笑说：「经卷自在我心中。」最后鉴真终于在日本遣唐使的护送之下，于西元753年(唐天宝年间)到达日本，震动了日本朝野。鉴真被封为「传灯大法师」，并为日本孝谦天皇、太上皇、皇太后主持受戒。天皇为鉴真改建而成的「唐招提寺」，至今是日本国宝。

　　比鉴真晚约七十年，日本佛教界又出现了两位巨人：最澄与空海。两人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前往中国深造。最澄分别跟随天台宗、密教和禅宗的大师学习佛法，回国后在比睿山延历寺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空海拜在长安青龙寺的高僧惠果门下学习密教，获得倾囊相授。空海书法造诣一流，在师傅圆寂后还被公推为师傅写墓志铭的碑文，这个碑至今仍然留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空海回到日本，创立了真言宗。不过天台宗及真言宗都是受到皇室的眷顾而创立的，在本质上是仍是属于贵族的宗教。

　　中国宋朝对日本佛教及文化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家兴起，接着源平之争，对人民来说，是战争带来苦难日子的开始。此外，天灾不断，五谷不登，人民无不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时在中国已经是南宋时期，而日本的情形和前述中国唐朝末年及新罗下代、后三国的情况可说又是一模一样。因而，净土宗和禅宗也开始在日本兴盛起来，有所谓「鐮仓六大新佛教」分别创立。其中净土宗、净土真宗及时宗都是属于净土宗的流派。临济宗和曹洞宗都是在中国唐朝晚期从禅宗分立出来的宗派。日本有荣西和道元两位禅师分别于中国的南宋年间到中国留学，拜在临济宗、曹洞宗嫡传祖师的座下，学成回国后又分别创立了日本的临济宗和曹洞宗。鐮仓六大新佛教里只有一个日莲宗与净土宗及禅宗无关，不过日莲宗认为「法华经」是佛教里的最高教义，具有部分唐朝法华宗的色彩。

　　鐮仓时代是日本佛寺建筑及雕刻艺术的黄金时代，许多至今仍然留存的著名寺庙都是在此期间建立，而大部分是模仿宋朝的建筑及雕刻手法。

　　佛教对于文化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在唐朝时出现一位茶道大师，名叫陆羽，被后世尊称为「茶圣」。宋朝时吃茶已甚为流行，禅林寺庙尤其注重吃茶时的过程、礼仪，藉以调和心神，当作禅门修行的一部份，因而有「茶禅一味」的说法。

　　日本临济宗的祖师荣西在中国求法时，居住于天台山及天童山，正是中国产茶之地。荣西拜别师父回国时，带了大量的茶树种子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便极力发展制茶、饮茶的文化。荣西因而也被尊称为日本茶的祖师。

　　曹洞宗的祖师道元在前往中国求佛法时，有一位家臣加藤四郎也跟随他到天童山。当时浙江是南宋顶尖名窑集中之处，加藤四郎悉心学习制陶的技术，学成回国后开始烧制黑釉瓷，称为「濑户烧」，这是日本有精致陶瓷的开始。加藤四郎后来被尊称为日本的「陶瓷之祖」。

　　宋、明理学的发展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北宋时发生巨大的变化，理学开始发凡。但理学分成几个不同流派之后，互相辩证。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人不但是政治见解不同，分成新党和旧党，对儒家学术也有不同的坚持。例如;王安石对佛教的教义采取的是兼容并蓄的态度，在他所写的书中引用许多佛家的思想及观念来阐述儒家思想，被称为「王学」。程颢、程颐兄弟却自认代表儒学正统，不但排斥佛教，也不能同意儒、道相通的说法，极力挞伐王学，坚持要把儒家学术里参杂的佛教思想部分剔除掉。

　　南宋时，理学的分歧更加明显，大致来说，有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吕祖谦的事功学派，另外还有一个北宋张载所创办的气学派。理学派师承程颢、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去人欲、存天理」。心学派认为心就是理，重视内省的功夫，不在多方学习外界的知识。事功学派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不是空谈性命之学。气学派主张「气」(宇宙万事万物组成的根本材料)和「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法则)，是同一件事，与朱熹主张「理与器是二物，理先于气。」有很大的不同。

　　朱熹的学说特别强调上尊下卑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关系，深获后来的统治阶级认同，在元朝、明朝都成为官方哲学。元朝从1313年起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在四书之内命题，而以朱熹著作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教科书。从此朱子学派迅速成为儒学的主流，其他学派渐渐沈寂下来。儒家学术也更加排挤佛教。

　　到了明朝中叶，由于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出现，陆九渊的心学派再度复兴。王阳明学说讲究的是内心的自省，而以静坐为方法之一。当时主流的朱子学派对王阳明攻击蜂拥而至，而主要是批评王学「虚静而类禅」，也就是说和静坐参禅没什么两样。佛教及禅宗在明朝时如何受到朱子学派的敌视由此可知。批判王学到了最高峰时，嘉靖皇帝甚至亲自下了一道诏书，说王阳明「放言自肆，诋毁先儒，用诈任情，坏人心术。」，下令禁止他公开讲学。

　　宋、明理学对韩国的影响——排佛、士祸与党争

　　高丽王朝第四代光宗(949 - 979年在位)时，决定开始举办科举考试，藉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到了第十一代高丽文宗更加大力提倡儒学，文风因而大盛，出现许多名儒，其中有一位望重朝野的崔冲在1055年创办了一所私塾，称为「九斋学堂」，学生被称为「崔公徒」。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所既有规模，又在社会上受人敬重的私人兴办学校。崔冲也因而被美称为「海东孔子」。当时有其他的儒者纷纷学样，创办私塾。高丽的私学于是渐渐发达，竟超越了国立学校。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高丽王朝被逼对蒙古人称臣入贡，送王子去作人质，又娶蒙古公主为妻，与元朝互动密切。西元1289年，高丽学者安裕(或称安珦)随高丽忠烈王到达大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送给忠烈王一部《朱子全书》。这是高丽人第一次接触到有系统的朱子理学。安裕回到高丽之后，便极力鼓吹朱子理学。安裕的学生白颐又将朱子儒学传承下去，经过了几代，朱子儒学成为高丽的儒学正宗。

　　在同一段时间内，佛教经过三十几代国王的翼护，渐渐腐败。僧侣只知大肆扩大寺庙，举办铺张的法会，坐拥庞大的庙产及田地，敛财营利。读者只要从中国发生「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的历史去联想，很容易也可以看见高丽佛教的灾难也不远了。以朱熹为代表人物的部分宋朝理学家既是矢志要维护儒家的正统，把佛教视为异端，传承朱子儒学的高丽学者必然也是要强烈批判佛教。高丽末期发起攻击佛教的一大群儒家学者中有一位郑梦周就是高丽儒家朱子学派的泰斗，又有一位郑道传甚至写文章明明白白地说佛教是社会的寄生虫。偏偏这两人又是后来李氏朝鲜王朝的开创者李成桂的左右手，佛教的命运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但李成桂性情比较和缓，并没有对佛教采取激烈的手段。西元1400年，李成桂的儿子，性格刚强的朝鲜太宗李芳远即位，立刻下令全国原有的几千间寺院只留下两百四十间，其余全部拆除;和尚、尼姑几乎都被迫还俗，土地田产被充公，奴婢也都没入官府。「崇儒抑佛」成为国家的政策。朝鲜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佛教徒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虽然有几位国王对佛教表示同情，使得佛教稍微得到喘息，但在李氏朝鲜王朝的五百多年中，儒家已经独霸，成为国家唯一的思想及价值标准，儒生是皇亲国戚以外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一个族群。

　　既然没有人能够再挑战儒家，理念不同的官僚于是形成不同的派系而结党互斗。中国在北宋、南宋发生的激烈党争于是在朝鲜半岛上重演，因而前有「士祸」，后有「党争」。宋朝与朝鲜的不同只是宋朝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明白立下「不得杀大臣」的祖训，党争失败的一方最多是被流放，而在朝鲜党争失败大部分是家破人亡，下场凄惨。

　　所谓的「士祸」从朝鲜建国(一三九二年)时已经开始酝酿。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例如赞不赞成李成桂放逐高丽隅王而篡位建国，同不同意后来朝鲜世祖李瑈篡位(一四五五年)，都使得士人分裂为勋旧派和士林派，并各自一再地分裂。在朝鲜第十代燕山君时，「士祸」首度爆发(1498年) ，此后五十年内又连续发生三次，而每次发生时朝鲜大批的国家菁英份子纷纷在政权易手的过程中死于非命。

　　朝鲜第十四代宣祖时，士祸转而成为党争。党争所牵涉到的问题远比士祸复杂，而必须从儒家学术的派系开始说起。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性理之学在南宋时分成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载的气学派，以及吕祖谦的事功派等。朝鲜吸收中国的性理之学，士林派在十六世纪初开始分裂为「理学派」与「气学派」，相互争论。后来「理学派」出现一位集大成的大人物，名叫李滉(1501- 1570年)，人称「东方朱子」。「气学派」也出现一位大人物，名叫李珥(1536 – 1584年)，人称「东方圣人」。李滉领导的是朱子哲学的基本教义派，拒斥其他一切的学派，使用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文字批判所有他认定是不纯正的思想及学说。相对地，李珥的学派对于实务及经世致用也相当关心。这两个学派之间，原本只是为了学问而争论，但渐渐扩大为意气之争，最后又进一步转为争权夺利，水火不容。

　　宣祖八年(1574年)，有两个大臣沈义谦与金孝元公开决裂。起因其实很小，只是为了要争一个五品官的主导权，但这个导火线使得过去既存的矛盾爆发开来，所有朝臣被情势所逼，不得不全部选边站台。站在金孝元这边的称为「东人党」，大部分是李滉的门人。站在沈义谦那边的称为「西人党」，大部分是李珥的门人。

　　党争开始之后，历经二百五十几年而没完没了。东人党得势之后，又分裂为南人党及北人党。北人党得势后，又分裂成大北党、小北党。但西人党也没有消失掉，而是在等待许多年后，又夺权成功，然后又分裂为老西派、少西派;老论派、少论派;僻派、时派等等。

　　朝鲜党争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其间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得势，朱熹思想永远是官方哲学，上尊下卑的观念永远正确，任何不同的思想、价值观都被打为异端邪说。这种极端保守的官方心态，不幸正是导致朝鲜步上清朝的后尘，在西洋列强到达东方后采取极端排外的作法，拒斥所有的新思想、新事物，以致沦为列强欺凌对象的根本原因。

　　宋、明理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虽然从中国学了很多，但从来就没有实施科举制度。当时上层贵族的子弟享有特权，靠荫子荫孙的制度而轻易地获得职位。中、下层的百姓子弟只能依附在特定的家族才有机会发展。因而，平安时代不止是贵族门阀世袭，连儒学也家学化了，被几个家族所垄断。竞争之门既然如此窄小，儒学就逐渐颓败。

　　平安时代的末期，武家兴起，渐渐形成武人的世界，公卿贵族尚且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文人更加不用说了，儒学因而渐渐转到僧侣，尤其是禅宗大师的身上。

　　宋朝的儒家性理之学发展以后，部分禅宗大师认为与佛法相通，而将儒学与佛法熔为一炉，主张「儒禅一致说」。日本这时候到中国留学的僧侣，耳濡目染之下，思想中自然也灌注了宋儒理学。此外，临济宗先后有北涧禅师及无准禅师两位大师，座下分别有两位名僧兰溪道隆及无学祖元都受聘到日本，对日本的儒学发展产生巨大的贡献。北涧禅师也指导了一名来自日本的禅师，名叫不可弃俊芿，一般认为是将朱子学说带回日本传播的关键人物。

　　元世祖忽必烈时，也有一位名僧一山一宁到达日本。一山一宁学问广博，又培养了许多资质超特的儒僧，为下一个室町时代儒学开启了新的道路，不但创造了五山文学，又进一步推展了朱子哲学。

　　日本在南北朝对抗时，有一位南朝的大臣北畠亲房受到中国《资治通鉴》中的史观影响，写了一本《神皇正统记》，其中主张南朝才是代表皇室的正统，强调「大义名分」，认为神、天皇和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日本是神国，而天皇是神皇。虽然南朝后来终究被北朝所吞并，《神皇正统记》对后世日本的思想潮流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日本原本由于佛教势力强大，传统的地方神社渐渐向佛教靠拢，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各种神祇就是佛陀的化身，因而神佛是一体的，而佛与儒又相通。但到了室町时代后期，在京都有一位吉田兼倶的神道家创立了「吉田神道」，主张「神道是万法的根砥，儒是枝叶，佛是花果。」，也就是说神道才是根本。吉田神道的主张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引起各方不满，但在日本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神皇正统记》，接受日本是神国，必须恢复古代日本传统的神道，以拥护天皇。吉田神道因而渐渐得势，成为许多神社的指导者。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以后，开始认真想要改变日本武士长久以来跋扈不驯的行为。朱熹的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德川家康也很快看出朱子学对于巩固幕府地位的价值，因而决定敬奉儒学大师藤原惺窝以提倡朱子学。

　　藤原惺窝原本是京都相国寺的僧人，后来专注于研究朱子儒学，逐渐对佛学感到不满。藤原惺窝也受到一位朝鲜有名的朱子学者姜沆的影响，因而在关原之战后(一六00年)不久发表还俗宣言。藤原惺窝的宣言意义重大，代表了一个新儒学已经产生，如同中国的程颢、程颐、朱熹一样，开始以佛教及旧儒学为敌。

　　藤原惺窝弟子众多而杰出，其中以林罗山最有名。对于不同的思想，林罗山比藤原惺窝还要排斥，不但拒斥佛教，也不能容忍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学说，认为等于佛教禅宗，是异端邪说。林罗山经藤原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之后，从此成为幕府的最高智囊。林罗山又是二代将军秀忠和三代将军家光的老师，地位尊崇无比。

　　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一面排斥佛教，另一面却支持神道。他曾经写了一本《本朝神社考》，在序里开宗明义直接说：「庶几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神、儒、佛一致的思想从此少了一环，转为神儒一致。日本的神道于是脱离佛教而回复独立发展。

　　幕府虽然提倡朱子学，并没有下令禁止其他学派，因而王阳明学说还是在民间传播。中江藤树(1608 - 1648年)是日本阳明学的关键人物，反对朱子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这样反体制的思想自然不受幕府欢迎，却得到部分中下级武士拥护。中江藤树被尊称为「近江圣人」。他的得意弟子熊泽蕃山因为公然批评幕府而被判幽禁。然而反体制的思想一旦散布，影响极广。三代将军家光刚去世时，在骏河发生由井正雪叛乱事件，意图推翻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大阪发生大盐平八郎之乱。两个事件都与阳明学派思想有关。

　　当时也有其他学者另辟蹊径，例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钻研古书，得到的结论是朱子学说完全扭曲了孔孟的原意，公然批评朱子学，结果被幕府判决流放。另有一位荻生徂徕批判朱子学派是：「以明善恶而将先王的领域缩小，以争论正邪来把孔子的教导范围缩小，此皆是儒者之罪。」。荻生徂徕尤其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儒者并不是只要修身进德，成为道学先生而已，也要学习政治、经济，使得民生富庶，文史、艺术都能得到发展。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掌政时，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灭亡，满清入主。明朝遗民纷纷逃避海外，其中有一位饱学大儒朱舜水于1666年到达日本长崎，在五年后见到了水户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接受礼聘到水户开设学校。德川光圀自己也拜朱舜水为师。朱舜水所学不为朱子或王阳明所束缚，思想自成一个体系。他不喜欢谈论性理之学，注重的是经世致用，对天文、地理、算术、农艺、建筑、政治制度等无一不通。日本各地名儒风闻，纷纷投入门下，水户儒学因而成为其后两百多年日本儒学的重要学派。

　　幕府渐渐无法控制思想，于是断然宣布禁止讲授朱子学以外的学问，是为「宽政异学之禁」(1790年)。但松平定信主持的宽政改革以失败收场，异学之禁也没有发生多大效果。民间所办的私塾越来越多，超过幕府兴办的学校，活泼的思想潮流已经无法被强力束缚了。

　　德川光圀受到朱舜水的影响，曾经召集一批儒者，共同编撰一部《大日本史》，上起神武天皇，下至第一百代后小松天皇。后代的水户藩主又继续支持编撰，历经二百多年，直到明治时代才全部完成。德川光圀没想到的是，在《大日本史》漫长的编撰过程当中，儒家从孔子以来的「尊王攘夷」思想竟逐渐发酵起来，与先前的《神皇正统记》遥相呼应。

　　如果尊王中的「王」指的是天皇，「正统」也是指天皇，那么幕府将军的地位应该摆在哪里呢?「尊王」的思想产生，使得幕府末期的日本志士纷纷把效忠的对象转到天皇身上，对幕府的伤害之大实在无法估计。日本许多学者因而认为，水户就是明治维新思想的发源地。

　　日本德川幕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完全控制住人民的思想，幕府虽然也号称锁国，实际上仍然对荷兰打开一扇贸易的窗口，并藉此与西洋进行有限度的文化交流。幕府后来越来越衰弱，西南各强藩兴起，自行对外购置新武器，编练新军;兰学也在日本开始发芽，引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活水。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日本其实已经在为明治维新做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