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苏轼26岁入仕，66岁病逝，从政40余年，历经顺境逆境，堪称古代为官的典范，其高尚的为官之德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纵观古今，为民务实始终是对为官者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最基本要求，是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尺。苏轼为官，无论官职大小，品级高低，为民务实是其一贯的政治作风。

　　任职杭州，苏轼不为安逸舒适所役，经常深入民间考察百姓疾苦，曾经“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的西湖在苏轼的治理下恢复旧景，生产繁荣，数万百姓受益，“苏堤春晓”的美景更为后世津津乐道。密州蝗灾，饿殍遍野，“民多弃子”，苏轼“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救活了几千婴孩，“洒涕循城拾弃孩”成为千古美谈。水漫徐州，苏轼亲临抗洪一线，与百姓生死与共，一句“我在，徐州城在”的承诺瞬间稳住乱局，使外逃避水的百姓有了主心骨，最终徐州平安，百姓谢于马前。

　　百姓有需，苏轼鞍前马后;百姓有急，苏轼挺身而出;百姓有难，苏轼同进同退。苏轼为政为民务实，胸怀爱民惠民思想，他认为，要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首先必须办好百姓的事，他时刻关注民生，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

　　拥有高尚政治人格的官员，能够在为官过程中勇于担当自己的使命，不计个人得失，直陈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注重施政的现实性、针对性。苏轼为官，屡屡受挫，但其仍坚持正道，直而不随。

　　“熙宁变法”，改革、保守两派斗争激烈，苏轼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屡次上表言变法得失，甚至喻变法为“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生死，试其未效之方”，遭到王安石等人的排挤，被贬黄州。然而，苏轼并未因党派之争而完全否定新法，而是将“新法”引向利民的方向，他将“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用来为百姓支付医药费，“因法以便民”，此举体现了苏轼伟大的政治人格。元祐年间，司马光为相，苏轼因曾经的保守派身份，一路高升。但面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苏轼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为恰当之举，结果是，苏轼的担当没有让他汲取“前车之鉴”，仕途再次受挫。

　　面对王安石主政，苏轼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当司马光主政之时，苏轼也没有平步青云。由此可见，苏轼为官以民为本，其施政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利国利民，而并非党争为首、名利至上，“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其实事求是、直而不随的品格值得敬佩。

　　官德是一种正确使用权力的道德，用权为了谁、用权依靠谁是其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古人历来十分注重清正廉洁，为官清廉则官民和谐、政令畅通、民风淳朴。苏轼为官40余年，无论升迁贬谪，始终清廉自持，“凛然照尘寰”。

　　苏轼在京为官时，位居三品，有一乡友欲以重金厚礼求得一官半职。面对乡情难却的局面，苏轼没有为财富和人情左右而徇情枉法，婉言拒绝了来人。苏轼被贬黄州时，位居从八品，薪俸骤减，过起了“向人乞米何曾得”的苦日子。为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苏轼精打细算，计划开支，节俭度日，他甚至放下士大夫的尊严，穿起农衣，辛勤耕作，自给自足。生活穷困并未能磨灭苏轼的心志，他寄情于创作，一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道出了内心的不为物役的为官操守和清正廉洁的为官气节。

　　古代的仁人志士，名节重于泰山，一生甘愿粗衣陋食，节俭生活，也不愿贪图小利，遗臭万年，苏轼便是其中的代表。“人间有味是清欢”，无论官职的高低与境遇的顺逆，清正廉洁的人格永不变。“君子生财有道，取之有方”，如果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口碑自在民心，其高尚的官德为历代所唱诵。为民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历史的沉淀，也是时代的号召，更是民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