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先生按：

  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强调“别类”、“以类行”在推理中的核心作用，主张“异类不比”，因为不同类的事物要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先贤认为猴子等动物与人不同类，所以中医中不重动物实验——这是有其现实依据的。

  中草药中的成份亦不同于中草药本身，所以不能随意通过有效成份确定中药的有效性。比如人参皂苷被视为是人参中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用于治疗。但人参叶子中所含人参皂苷比人参还多，人参叶子确没有人参的诸多疗效。再比如当归，不同部分的功用完全不同，尽管组成成份相同——当归头引血上行，是活血的；当归身是养血的，当归尾是破血的。

  西医“科学方法”，是基于西方文化以抽象思维（还原论）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推理，有时会导致类别上的混乱。西医有其先进处，也有其不足之处， 我们不可迷信西医的“科学方法”——东西方互相学习才是正道！

  本文选自台湾学者戴献章先生《台湾中医之厄：制度与偏见挤压下的传统》一书的“自序”，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回溯30年前，小自蚊噬，大至危难急症，均非装饰堂皇之白袍洋博士莫问。一日嫛銳幼女（出生30足月，即长女绮霞， 今年五十岁），忽发高烧（41°C)，手足厥逆，眼球上翻，病极危殆；自以当时最高级抗生素霉素（Sigma-mycin)及退热药 (Sulpyrin)等，虽投至极量仍无济于事；在救命如救火之情况下，乃求医于台南某公立大医院儿科主任某博士，同时告以所用之药及量，博士先生答曰：所用之药及量正确，除以肥皂水浣肠补充治疗外别无他法云云；呜呼！既连博士都束手无策，只有听天由命。惟在惊扰声中引起隔邻一家汉药店老先生之好奇而来探望，他老人家一看之下即道：“此白虎汤证也，你若看得起我，连药带煎一共两块半已够。”当时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同意服用中药；不想奇迹竟然出现，服药后不过约经半小时，烧即全退，不欲母抱而挣着要寻玩伴去，康复如初。嗟嗟仅化两块多钱，药汤亦不到半碗，便能起死回生，算算药钱不及抗生素一颗十分之一，谁道中医药不能治愈急性病？由此乃开始研究中医。

  春风秋雨经过30年，参酌古今中西学理，对疑难杂症之临床研究，尤以所谓“群医束手”之怪病特感兴趣，只要对症下药，其中十之八九确有起死回生之灵验，为此辄自暗以为庆，幸能生为中华儿女而乃获得祖先遗留之宝藏大汉医学，深觉无上之福。第正当今日我民族文化大汉医学已被科学先进各国所发现而竞相学习研究之时，竟仍有本国洋博士者流，动辄以“维护国民健康”为由，尽情诋毁大汉医学为“不科学”、“开时代倒车”等等不一而足而加以扼杀，其不谓“本位主义”，或“自私”者何？其真为“维护国民健康”者，只要具有救人病苦之方术，则又何嫌其多？如一九六〇年间科技昌明之英国，因发现“神医”确能为人治其所不能治之病，竟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医院准许“神医”到其医院为病人施术用药；史瓦济兰王国（即斯威士兰王国，The Kingdom of Swaziland，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编者注）为发扬其国粹，于一九七六年索布萨国王将 “巫医”视同正规医生，诏令组成同业公会订定收费标准，并举证巫医有时胜过西医，等等，此种做法方始堪称为“维护国民健康”之行径，否则夫所谓“不科学”一词更须吾人穷年推敲。盖“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cientia，其义为“知”，即格物致知之意；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也。科学三昧，在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所谓笃行，在此应释为勤于实验。以故历代医哲莫不重视观察功夫。显微镜未发明，不能产生细菌学；放射学不发达，弗克阐发原子能，故曰观察一途，何尝非科学之上乘？科技进步到今日堪谓已到极限，设以所有天然药物任择一种，用最新科学分析能明了其全部有效成分否？ 苟以动物试验谓之科学，然其体质能与人体相同否？如猪食断肠草（大茶药）数斤则肥壮，人食半斤即刻死亡；山上猴子与人之体质较接近，以马前子做粮食，只只生猛非常，人食一 即刻抽筋而毙，狗食之最多一分几厘即死；其不同也如是。还有山上野生植物鸡屈果，中医用以治痰火结核病，人食之心凉，狗食之断肠。若有不信，而认为无稽，则不妨一试，便得答案，同时亦可证大汉医学是否经得起考验。要之吾大汉医学是以人体实验五千年以上，庸可犹谓“不科学”耶？

  举凡爱国之士，无不以其祖国之成就为荣，各国有时且独宗其国人之说而力辟他人，医学史家扬己抑人几成风尚，惟独吾国学人反而心甘情愿自贬，不谓数典忘祖复奚谓？再想国人学习新医已逾百载，迄今尚无略具规模之药厂，几成列强之科学附庸而不自知，民族自尊之低落如斯，殊足令人心馁！

  余，中国人也！故喜谈中国事，盖中国学术之兴废，吾与有荣辱焉！中国民生之休戚，吾与有利害焉！吾之所以不惮烦不避害进而迭以讨论复兴“大汉医学”者，与其为中医，毋宁为中国也！其不发扬光大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