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形是从青藏高原逶迤而下的三级阶梯，其中山地占土地面积的2/3。历史证明，这样的地形比欧洲那样的大平原环境有利于政治统一。因为平原地带易容纳多种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 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大环境，使肥沃的中原成为中国向心力的核心，而不像两希文明那样有海洋间隔、长期处于巨大的张力之中。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周围有高山和海洋作为屏障，本身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单元。其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但自然环境条件最好，文化最为发达，而且位置比较适中。中部地区先进的文化不断地吸引和影响周围地区，周围地区也会向往中部先进的地区，这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向心作用，而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也便是一种向心结构。”【1】考古学证明，早期中国形成于多个文化区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最后以中原为中心，形成向心的、同心圆大统一格局——未来，这个东亚同心圆很可能穿越新疆进入青藏高原以西，欧亚西部文化板块，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这一态势。（如图3-1） 图3-1 夏商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注意左上的“罐文化系统”，这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地区，已经延伸至中亚。（图片来源：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详细考察了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不同，中国是在亚洲东部相对独立（不是封闭）、自然进化的结果。这一进程起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整合形成三大文化系统，这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三大文化系统分别是：黄河流域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 黄河流域文化区居中，在汲取多方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终于形成强势的中原文化。约公元前1800年~前1300年早期中国正式形成，韩建业教授写道：“约公元前1800～前1300年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公元前18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势扩张，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四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此时大型城市和宫室制度形成，青铜礼器和礼制日臻完善，出现二里头等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王都，进入成熟文明社会和真正的王国阶段，形成东、西两大社会发展模式。该阶段当与传说中的夏代和商代早期相当。”【2】 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区形成意义重大。她植根于经济基础的牢固统一性，将东亚大陆凝结为一个巨大的、难裂解的文明共同体。据《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互补性极强的几大经济区，形成“富商大贾周游天下”的统一大市场——数千年来难以裂解。 中国文明共同体如此之大，远远超过古埃及、古印度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总和。5000年前，单单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空间范围，就达到同时期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水平，足见中国文明腹地之广！ 如此巨大的文化共同体，要求超越血缘、地域，包容性极强的文化认同，实现政治（政）与文明教化（教）的高度统一，任何地域性信仰独大都将成为政治稳定的威胁。反映到个人修为层次，则是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内外一贯。“统一”的前提是教化必须服从世俗政治，内圣不能脱离外王离世修行——中国旧石器时代以来相对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成为政教（内外）统一的文化沃土。 距今7万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发生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所谓的“认知革命”，这一时期发现的人类遗物逐渐表现更多的文化信仰内容。【3】此时中国先民的生活方式就呈现世俗化特征。韩建业教授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顶涧、水洞沟、小孤山、峙峪等遗址发现有石骨质或者用鸵鸟蛋壳制作的圆形圆孔饰品、圆孔石珠等，而缺乏欧亚大陆西部流行的‘维纳斯’式雕塑、洞穴岩画等。这些都显示出蒙古人种先民就地取材，质朴实用，偏好将‘艺术’或原始信仰融于日常物品，宗教色彩淡薄等特质。”【4】 与西方新石器时代神的信仰和神庙建筑构成城市生活的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世俗性特质在新石器时代更加明显，并转化为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性文化体系，绵延至今。在中国人看来，祭祀主要是崇德报功的现世意义，而非来世信仰。《礼记·祭法》明确规定，对那些为百姓树立榜样，于国有功，救民于水火的人要祭祀。上面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同“灾”——笔者注）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韩建业教授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文化特点后总结道：“早期中国文化总体注重俗世，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蕴含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房屋建筑内罕见祭台雕像，少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盛行土葬，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墓地分区分组，井然有序，其空间分区应当主要依据血缘关系，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强调氏族和家族；其他祭坛、祭坑等祭祀场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5】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1】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2】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9页。 【3】参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一章“认知革命”，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4】同【2】，第19页。 【5】同【2】，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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