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商鞅已渐去渐远。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商鞅的著述——《商君书》，管窥商鞅改革、治理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秦国的变革之道。

　　因时而变

　　商鞅指出了因时而易、各当时而立法的主张。时代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差异，因此治国手段不可偏执一端，要因时而变。他认为上古的圣贤治国方法不一，而天下皆称王，以古论今说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道理，驳斥了旧贵族“循礼”“法古”的主张，为变法革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任法而治

　　商鞅主张任法而治。商鞅对人性不怀好感，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法治”思想。在商鞅眼里，法治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功效。

　　第一，提防人性之贪婪，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一兔跑，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名分已定也”，商鞅认为，法令不明是名分不定的诱因，而名分不定又会导致“尧舜犹将皆折而奸”的恶果，是势乱之道，并由此得出了法令是民之命、治之本的道理。

　　第二，消除贵族特权，达到壹赏罚的效果。法治的精神中包含着平等的理念，既然要任法而治就必须破除“刑不上大夫”的教条，于是，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商鞅对于法令的执行并不只针对百姓，在变法中，他表达了“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感慨，并严格要求贵族阶层恪守法治，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墨劓之刑处罚了违抗法令、破坏变法的太傅公子虔与公孙贾。正因为用刑平等，才使法律受到尊重，变法得以推行。

　　第三，严刑峻法使民惊愕，从而实现以刑去刑的目的。商鞅奉行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个体，因此他不屑于以人类优雅的同情心为视角去探讨社会治理，如果人类真的多愁善感，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会有贫富之别和仇恨屠戮呢?商鞅深刻地认识到治国者不可有妇人之仁，流行于人们之中的那些仁义道德只不过是些虚伪的表示，是不可靠的。治国必须“慎法”，法令严酷则人民望而却步，不敢违反，因此便不会有刑戮之灾;相反，法令轻微，则人人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积小成大则会有灭顶之灾。所以商鞅主张“重其轻者”，认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这反而是对人民最好的仁慈。当然，商鞅的法治思想具有显著的目的论色彩，他之所以建议孝公实行法治，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治有益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非增进百姓福祉，因此，就其实质精神而言，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法治有不小的差别。

　　奖励耕战

　　在富国强兵的目的论导向下，商鞅主张奖励耕战，抑制学商。“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也是一国对外兼并、行王霸之事的必要保障，因为农业生产不仅可以为国家积累雄厚的物质财富，而且可以用土地束缚百姓流动，增加壮丁，“民农则朴”，又易于驱使。而所谓的学问、商贸等奇淫技巧乃是巧言虚道的劳民之举，所以《商君书》中说：“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商鞅在上书秦孝公时曾把“乐学”“事商贾”而不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比作“虱子”，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要严格控制，堵住他们加官晋爵的途径，从而遏制浮华空谈之风，使人民安于农业生产，不生非分之想。在军事思想上，商鞅以赏罚为手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战功作为世人获得奖赏的唯一条件，无军功不得晋爵，达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效果。在微观层面，他也有具体的作战方法和防御手段，足以见其对于军事的重视。

　　统一意志

　　在《商君书》的行文中，商鞅曾多次提到“壹”，即专一、统一之意。商鞅主张，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力，使“民壹意”，统一人民的意志，使他们专注于农战，心无旁骛。他提出了“壹言”和“壹教”的观点，主张限制言论自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统一思想认识，抑制文人墨客和巨贾商旅所带来的浮夸之风。商鞅认为“上壹而民平”，强调法令必须贯彻统一，不因身份而异法，主张“壹刑”，不改法家思想之本色。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那样：“圣王之至，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在诸侯并起，兼并日盛的战国时代，商鞅的这种集权主义思想具有进步意义，它有效地抑制了国内奢靡浮夸的社会风气，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集中全部国力于对外战争，为后来的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事实表明，在商鞅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厉行变法改制，“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不仅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而且使偏居一隅的秦国一跃跻身战国七雄，为后来秦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治国思想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后人论道：“百年犹得秦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