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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共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建设及其成就影响 
作者:[黄道炫]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4-16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这一点毋庸多言。但是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却并不多提及这一点。不少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论著让人分不清研究者笔下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政治力量还仅仅只是一般利益集合体式的政党。固然,历史研究通常更重视的是行动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对于重视实证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常有无从把握之惑。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走出过度的意识形态化结构之后痛定思痛对意识形态的讲述多少有些敬而远之这都让意识形态的观察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缺位。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很少有哪支政治力量像共产主义政党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理论性而这个理论又圆满自足不仅提供认识论的解释体系而且提供建基于宇宙自然认知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交融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即蕴含着思想革命的取向共产主义从书斋走向实际固然不脱时代需要却也显示着思想引领革命的现实。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先导性意义。

19世纪到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的时期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只是这种世界性辉煌的一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其当年在世界的狂飙突进一样迅速掀起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澎湃大潮。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理论性、实践性、思辨性有着谜一样的吸引力而中国急迫的民族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解决方案相结合尤其能够攫住青年人的心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承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组织和信仰造就了一个党性特别鲜明、执行力和组织力异常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理论精准的社会肌理解剖使其在政治社会运动中如鱼得水。尽管中共初期的理论水准不高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党心,由此逐渐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内部监督这些都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据何方回忆抗战之初的延安“特别使人留恋的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还是平时谈话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们把那些空话、套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老话和教训人的话通统斥之为‘洋政治’”。

政治纪律严格思想空气活跃这一度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良好的同志关系也构成中共政治文化的一极“无论编到哪个队哪个班大家都团结友爱、亲如家人。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精神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同志关系完全做到了像一首苏联歌曲上所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这个称呼比什么都亲密’”。中共政治文化形成所生发的力量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得到展现却在中共的崛起与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中共干部普遍具有的实践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不仅使之掌握了解世界的认识论也获得处理纷繁复杂问题的行动利器。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对比了国共两军将领关于对日斗争的两个文本。

19426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等向上级递交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其中总结多条经验包括灵活的斗争方式、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善于迷惑敌人、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军政结合等既包括具体的接敌技术又有各种技术的相互配合还有对敌斗争的策略分析。此类文件在中共党内并不稀见但如将之与同时期国军将领总结的经验对照看却着实令人印象深刻。黄埔一期生、国军名将夏楚中于1941年发表文章总结了六点抗战经验,即“加强近接战斗的训练”“注重射击运用”“演习据点攻击”“确立据点战术信心”“侧重重点教育”“加强精神教育”。与秦基伟的文本相比夏楚中基本只是讲了接敌技术。尽管两个文本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国共两军将领思考方式的差异于此确可一目了然。

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当然也非一朝一夕所致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信仰和理念的政党。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重视理论对理论学习付出如许的精力。在中共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理论学习的记载而这在同时期国民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几乎难觅踪影。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高层干部国民党人陈克文的日记触目可见喝酒、宴请、牢骚以及周围人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 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则不断出现学习、读书、讨论、培训的记载。这样的比较绝不仅仅是个案几乎是两党干部各自呈现的共性。中共党人所受到的持久的灌输不断的检查、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乃至思想斗争尽管不可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产物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不一样的党和军队。

新闻人赵超构在抗战后期去延安后发现中共生产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与外界几乎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姑且不论赵超构谈到的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价值观重新塑造和凝聚的向心力却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党和军队不一定像曾经宣传得那样全知全能却足以拥有超乎于其他政治力量之上的威力。1939聂荣臻在谈到八路军为什么能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时不无自豪地说道:“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 (由零可化为无) , 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这是深得中共武装精髓的经验之谈。

中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共阵营中生根发芽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正是从这一角度说心灵史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或许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与思想史、心态史一样心灵史注重考察社会政治背后的精神世界试图从人类精神的角度解读历史流变的脉络。不同的是思想史、心态史相对更注重群体性的思想流变而心灵史则更希望通过挖掘个体心灵的变幻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观察内心思想的轨迹深究人类灵魂深处的世界。中共革命阵营高度注重意识形态努力培育政治文化这些都会在革命者的内心深处激起浪花。可以相信中共革命阵营的心灵史一定会丰富多彩、波涛汹涌拥有极大的解读空间。而迄今为止这样的解读还远远不够。

笔者曾经尝试从爱情、婚姻和性等关涉心灵史的重要维度来解读革命阵营的政治文化。抗战时期面对战争形势为最大限度保证革命阵营战力的发挥中共实行婚姻限制即所谓“二八五团”规定要求男性干部达到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这一规定固然促使干部队伍全身心投入工作免去家累缠身却也让很多到了结婚年龄的干部不得不承受爱和性的煎熬。有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关涉如此多党员干部切身利益的规定中共中央甚至都没有为此发过正式文件各地执行却堪称平稳。中共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规定又在当年的干部身上激起怎样的思想风暴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学界关注。其实如果翻看当年中共干部的日记研究者还是有可能从中共意识形态造就的政治文化中对此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

无论是曾任大队指导员、连指导员等职的八路军干部刘荣还是生活在冀中的文化干部王林、刘燕瑾夫妇都留下了“二八五团”规定下中共干部反应的记载。尤其是刘荣的日记更为详尽和生动研究者可以感受到爱和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恼这是活生生的人的苦恼:“这几天总是想理想中的对象有时想得厉害时同样也反映到梦中往往在梦中是那样美满醒来时令人多么失望难过。推想在革命队伍中的青年恋爱问题是头等大问题这个问题适当解决对于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的积极心及进取心都有很大帮助这个问题又不能适当解决确实是常常心神不安。”不过虽然非常困难但刘荣还是在不断克服自己内心的躁动努力按照党的标准要求自己如他自问自答的那样:“我军中战士为什么不嫖、赌呢?并非不会而是环境关系。”刘荣曾经写下自己心理的变化:“自己过去有自私打算和党不是完全一条心若克服了为自己那半条心完全与党同呼吸、同党保持一致时自己就会感到无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两年内心痛苦,此故。”

茅盾的女儿沈霞的说法可以和刘荣相互印证:“只有当我能一心一德向着党时我最快乐在我想到私人问题时我就烦恼。”刘荣不断在大义和私欲之间纠结总的趋势是向中共塑造的政治文化迈进这一过程有时充满戏剧性。某个深夜他在无意中窥见的夫妻生活场景对其生理和心理产生了很大冲击。此时革命阵营的政治文化开始发生威力他劝诫自己:“信佛教之和尚与信天主之神父,他们把终生的幸福、精力思想用于迷信上帝、神!能够不结婚 (虽然有些是假的), 违背自然法则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理想———死后到天堂。”在刘荣看来如果说宗教徒都能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者就更应该可以做到:“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为社会进步、文明、自由同幸福、平等去奋斗为什么不可去坚持去实现这种理想?这理想和主义又是人类唯一的最正确的道路为什么不能耿耿在心、时时在念一心一意去实现它呢?有时还做复杂混乱想法?刘荣提供的这一自我克服的思想路径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政治文化在当年革命者的心中是如何发挥超出后人想象的作用。

19457一份由美国战争信息局撰写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起始部分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这样的话虽然出自美国人之口却不失为当年中共阵营的真实写照。要达到报告中所说的政治品质纪律固然重要保证纪律得以落实与贯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同样重要。有时后者甚至可能具有更本质的意义。思想的力量常常决定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是因为无法像物质的力量那样相对容易把捉我们往往会选择怀疑。但我们很少会想到这种怀疑会多么深刻地影响研究者去认识这个社会、那些人们以及人类过往的历史。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原文标题为《中共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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